现年63岁的吉利创始人李书福，近日完成权力交接，辞任前公司账上仍有96.8亿元净利润，他为何偏偏选在这个节骨眼上放手？

浙江东部沿海，有一条椒江。

江水从括苍山深处流出来，快到入海口时，拐了一个大弯。弯的北岸，是一片冲积平原。早年间，这里的农民在滩涂上晒盐，也种些水稻和柑橘。后来通了公路，办起市场，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多了起来。

这个地方，叫台州。

台州没有大城市的命。它不在京广线上，也没有深水良港。但台州人有个特点：坐不住。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政策刚刚松动，台州人就开始到处跑。补鞋的、卖塑料的、收废铜烂铁的，揣着几十块钱就敢往北走。那时候还没多少人知道，日后中国民营汽车的根，就埋在这片滩涂上。

李书福是台州椒江人。

他生于一九六三年，家里世代务农。父亲在生产队干过会计，母亲在家里养猪、种田。家里兄弟多，饭桌上常年是咸菜配稀粥。少年时代的李书福，没什么可夸耀的。他个头不高，皮肤偏黑，不爱说话，但眼睛里有股劲。

那种劲，是台州人骨子里带的。看见什么能赚钱，就想试试。

一九七九年，李书福十六岁。

那一年，台州路桥出现了一批“万元户”。他们大多做小生意，卖纽扣、塑料花、拉链。李书福不想继续读书了。他把课本往床底下一塞，跟家里说，要去做生意。

父亲没拦他。

父亲给了他一百二十块钱。这笔钱，在当时够一个农村家庭吃上小半年。李书福拿着这笔钱，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他要下乡给人拍照。

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后座绑着木头箱子，里面装着相机、胶卷、冲洗药水。每天天不亮出门，在周围的村子里转。谁家想拍张全家福，或者给老人留张相，他就停下。一毛钱一张，两毛钱三张。

白天拍完，晚上回到家里自己冲印。在昏暗的灯下，把底片一张一张夹起来，晾在绳子上。那种药水的味道，他闻了很长时间。

照相生意做了没多久，台州开始流行一种新东西：冰箱。

那时候，冰箱属于紧俏货。城市家庭要凭票买，农村人根本见不着。但台州的小老板们已经动起脑子，开始生产冰箱配件。李书福也动了心思。

他发现，冰箱最核心的部件叫蒸发器。那个东西，外面拿不到货，利润很高。他跑去别人的小厂看，回来自己拆装、自己琢磨。没有图纸，就照着实物画。没有冲压机，就借别人的用。

凭着这股钻劲，他居然做成了。

台州市黄岩县冰柜厂，是他挂出来的第一块厂牌。生产蒸发器，卖给全国各地的冰箱厂。生意最火的时候，厂门口排队提货的卡车能排到马路上。李书福白天在车间里盯生产，晚上在办公室对账。困了，就伏在办公桌上睡。

他后来还做过装潢材料，搞过一种叫“镁铝曲板”的东西。产品出来，市场抢着要。经销商从各地跑来，在门外等着拿货。货车一辆接一辆地往广州、上海、北京开。

那几年，李书福不到三十岁，已经赚到了别人一辈子攒不下的钱。

但他不满足。

一九九四年，李书福已经做起了摩托车。他生产的“吉利”牌踏板车，在市场上很受欢迎。销量一度冲进全国前十。可他又盯上了一个更大的东西。

他想造汽车。

这个想法，在当时几乎等于异想天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汽车市场，是合资品牌的天下。上海有桑塔纳，长春有捷达，武汉有富康。轿车进入家庭，还是新鲜事。政策层面上，汽车工业长期由国家主导，民营资本被挡在门外。

但李书福不认这个理。

他托人买了一辆奔驰，一辆红旗，把两辆车拆了个干净。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电器件，一样一样摆在仓库里，天天围着转。他想搞清汽车到底是怎么回事。

拆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四个轮子，几个沙发，加个发动机，有什么了不起。

这句话流传很广。

后来人们用这句话说李书福狂，说他不专业。但放在那个年代，这句话更像是一种给自己壮胆的说法。他心里清楚，造汽车没那么简单。可如果心里不先松了那根弦，一个台州小老板，怎么敢碰一个被国家垄断了几十年的行业。

一九九七年，吉利汽车在台州正式起步。

没有生产资质，就先挂靠在别人的目录下面。没有整车平台，就逆向研究市面上的成熟车型。没有发动机，就从外面的厂买来装上。没有自己的涂装线，就靠工人手工打磨车身。

第一辆吉利轿车下线时，很多人跑来看。车身上还有手工敲打的痕迹，漆面不够亮，内饰也粗糙。但它能跑，能有四个轮子，能坐五个人。

李书福给它定价不到四万块。

当时最便宜的夏利，也要七八万。吉利直接把价格腰斩。有人说他破坏了行规，有人说他扰乱了市场。他不理会。

他开始到处跑，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找主管部门争取资质，找银行争取贷款，找经销商开拓市场。那时候，吉利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笑话。一个造冰箱零件起家的人，也敢造汽车。

李书福不反驳。

他带着一款又一款新车，去参加车展。别的品牌展台前，有模特，有灯光，有香槟。吉利展台前，只有几辆便宜车，和一张写着低价的牌子。媒体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拍。

那时候，李书福经常穿着一件夹克，在展台边走来走去。有人问他，吉利的车这么便宜，质量怎么保证。他直接说，成本低不等于质量差。一句一句，全是台州普通话。

但吉利确实在进步。

第一批车下线后，他花大力气建了更现代化的生产线。从日本、德国进口冲压机、焊装机器人、涂装线。台州临海、宁波北仑，一座座新工厂拔地而起。

二〇〇一年，吉利拿到了轿车生产资质。

这在中国民营汽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国家认可了民营资本进入轿车领域。吉利不是唯一一家拿到资质的民企，但它是最早上榜的那一个。

拿到资质后，吉利加快了产品投放节奏。美日、优利欧、豪情、自由舰，一款接一款。售价一路下探，最低到了三万块钱上下。那时候的中国消费者，第一次发现，原来两三万块也能开上一辆新车。

二〇〇五年，吉利汽车在香港上市。

上市那天，李书福穿了一身宽大的深色西装，领带结打得有点大。他站在港交所的铜锣前，笑容里带着几分拘谨。面前是记者和投资人，身后是吉利十年来走过的路。

从台州的小车间，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交易大厅，这条路，他走了不到十年。

但上市只是起点。

李书福心里清楚，吉利当时的规模和技术水平，离“世界级车企”还有很远。便宜车能打开市场，但撑不起未来。他开始频繁去国外，去底特律，去斯图加特，去东京。看工厂，看研发中心，看那些老牌车企怎么造车。

他不止一次说，中国车企最缺的不是钱，是技术和管理。

他想找一个老师。

二〇〇七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汽车行业陷入动荡。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全部面临严重危机。福特公司开始出售旗下的豪华品牌。先是捷豹和路虎卖给了印度塔塔，然后是沃尔沃。

李书福抓住了这个机会。

但收购沃尔沃，并不是他一时兴起。早在二〇〇二年，他就曾公开表示，吉利未来要收购一家世界级汽车品牌。当时没人当真。到了二〇〇八年，他开始通过中介机构接触福特。

经过近两年的谈判，二〇一〇年，吉利与福特正式签约。

十八亿美元。

这个数字，放在当时，是中国汽车工业史上最大的一笔海外并购。一个台州民企，掏出了十八亿美元，买下了一个有八十三年历史的瑞典品牌。

签约仪式在哥德堡举行。李书福坐在长桌一侧，身后是吉利的团队。他显得平静，没有太多表情。但签字笔落下去的那一刻，全球汽车圈都震了一下。

欧洲媒体炸了锅。

他们用漫画和标题嘲讽这次收购。有的把李书福画成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东方暴发户，有的把沃尔沃比作一件被贱卖的传家宝。没人相信，一个造廉价小车的中国老板，能管好一个欧洲豪华品牌。

李书福没有理睬。

他飞到瑞典，去沃尔沃总部和工会代表见面。在欧洲，工会的力量非常强。他们担心中国人来了会关厂、裁员。李书福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

这句话，后来成了沃尔沃收购案的经典表述。

他答应保持沃尔沃的品牌独立，保持欧洲工厂运行，加大技术投入。他没有食言。沃尔沃保留了瑞典总部和比利时工厂，在欧洲市场的销量稳步回升。

而吉利，从沃尔沃身上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平台技术、安全理念、全球供应链管理经验。

收购沃尔沃之后，吉利的全球化节奏明显加快。

二〇一三年，吉利收购了伦敦出租车公司。这家公司生产著名的黑色出租车，是伦敦街头的一道风景。通过它，吉利进入了英国的出行市场。

二〇一七年，吉利收购了路特斯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路特斯是英国老牌跑车品牌，在轻量化和底盘调校上有极深造诣。这笔收购，让吉利补齐了高性能车领域的短板。

二〇一八年，吉利入股戴姆勒，持股九点六九，成为奔驰母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这个消息公布时，外界已经不像八年前那么惊讶。但还是有人问：吉利想干什么。

李书福想的是，在汽车产业变革的前夜，把吉利绑上一艘更大的船。

戴姆勒有豪华品牌、有全球渠道、有百年技术积累。吉利有中国市场、有新能源布局、有制造效率。两边能不能发生化学反应，不好说。但李书福看得很远：未来的汽车行业，不可能靠一家公司单打独斗。

在吉利汽车之外，李书福还搭建了一个更大的棋盘。

他成立了吉利科技集团，布局卫星、飞行汽车、新材料。时空道宇公司发射了三十颗低轨卫星，未来要服务自动驾驶的高精度定位。曹操出行，从杭州起步，已经进入几十个城市。

他还办了学校。从吉利大学到三亚学院，从技工学校到研究院，吉利系的教育机构，为整个中国汽车产业输送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

这一盘棋，远不止汽车本身。

但企业越大，问题也越复杂。

吉利内部，多年来形成了“多品牌、多公司、多板块”的格局。吉利汽车、领克、几何、极氪、极星、路特斯、沃尔沃，再加上商用车、出行、科技，摊子铺得很大。

管理上的难题也随之出现。

品牌之间定位重叠，产品线互相打架。吉利汽车和几何，在新能源市场抢同一个客户。领克和极氪，在技术和品牌上也有交叉。控股子公司多，内部交易复杂，决策链条长。

这种状态，在高速增长期还能维持。一旦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问题就开始暴露。

李书福看到了。

二〇二四年，吉利发布了《台州宣言》。这份文件，以吉利的出生地命名，意思很明白：回到原点，重新梳理。

《台州宣言》的核心，是做减法。

品牌合并，人员精简，流程再造。几何并入银河，极氪收购领克。品牌从六个缩减到四个。控股子公司从三家整合为一家。极氪从纽交所完成私有化退市，变成吉利汽车的全资附属公司。

这一步，伤筋动骨。

几千人的岗位要调整，几百亿的资产要重排。但李书福没有犹豫。他知道，如果不把内部理顺，吉利在下一阶段的竞争里，会越来越吃力。

二〇二六年八月，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成立。

这个动作，意味着营销端的整合也完成了。从研发、生产到销售，吉利汽车的组织体系，已经围绕“一个吉利”重新搭建完成。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李书福宣布辞去吉利汽车控股董事会主席。

外界的第一反应是意外。

因为从任何角度看，吉利汽车的业绩都在向上走。

二〇二六年上半年，营收一千七百三十六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创历史新高。核心归母净利润九十六点八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四十六。海外销量四十七点四万辆，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五十八。

收入增长快于销量增长，利润增长快于收入增长。

这说明，吉利的盈利质量在改善。单车收入达到了十一点二万元，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十六。单车核心归母净利润六千八百零六元，同比上涨百分之四十五。毛利率提升到百分之十七点九。

国内乘用车市场，同期销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吉利在这种环境下，市占率反而提升到了百分之十一。

这是一份让很多同行羡慕的成绩单。

按照常规逻辑，创始人应该在这样的时刻继续坐镇。趁势扩大战果，把竞争对手甩得更远。但李书福选择了后退一步。

他辞去的，是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和执行董事职务。

这两顶帽子，管的是日常经营和董事会决策。他仍然保留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的位子。而上市公司里，控股集团持股百分之三十六点六二，他本人直接持有百分之二点零四。公告中专门说明，辞任后没有减持计划。

控制权，没有动。

经营权，交了出去。

这是一次分权，不是一次退出。

接任董事会主席的，是安聪慧。

安聪慧在吉利的三十年，几乎轮遍了所有关键岗位。财务、技术、品牌、资本，他都待过。他主导了帝豪系列、CMA架构、SEA浩瀚平台的开发，也一手孵化了领克和极氪。

二〇二一年，他主动辞去吉利汽车CEO，去从零开始做极氪。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极氪只是个初创品牌，前途未卜。安聪慧放着上市公司CEO不做，跑去一个新项目，风险不小。

但安聪慧干成了。

极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又主导了极氪与领克的合并。二〇二六年初，他回归控股集团出任CEO。现在，再进一步，接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控股集团和上市平台的核心决策权，第一次集中在同一个人手中。

淦家阅则获任行政总裁，负责日常运营。

他二〇〇三年加入吉利，从财务经理做起。之后管过采购、供应链、组织管理。二〇二一年，他成为吉利历史上第一位八零后集团CEO。这位从财务口走出来的管理者，推动了几何并入银河，主导了极氪与领克的协同。

让一个管钱出身的人管日常经营，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吉利已经过了砸钱铺路的阶段，接下来要精打细算。

桂生悦从行政总裁转任董事会副主席。

在吉利体系中，桂生悦的角色一直比较特殊。他熟悉资本运作，擅长与投资机构打交道。这次调整后，他专门负责沟通协调。

四个人的职务联动，搭出了一套新班子。

没有空降兵，没有家族成员，没有外部明星经理人。全是吉利体系内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老将。

而李书福的子女，都在上市公司之外。

李星星、李妮，没有进入吉利汽车的董事会或管理层。李星星在投资端发展，手里有澄星股份的控股权。李妮也在投资条线和控股集团相关平台上活动。

二代管投资，经理人管经营。

所有权留在家族，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

在中国头部民营企业里，这种安排并不多见。

娃哈哈的宗庆后去世后，女儿宗馥莉接手集团经营管理。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辞任董事长后，儿子曹晖接任。更多企业则选择维持原状，由年过六旬甚至七旬的创始人继续扛着。

李书福选了一条不同的路。

他今年六十三岁。在中国企业家里，这个年龄还属于“当打之年”。很多比他大的人，还在车间里、会议室里、飞机上连轴转。他完全可以再坐十年。

但他没有。

他把上市公司董事长的位子让了出来，把时间和精力投向更上游的战略层面。

在控股集团层面，沃尔沃、路特斯、极星、卫星、出行、教育，这些东西都需要他去统筹。上市公司只是整个棋盘上的一块，虽然最大，但不是全部。

辞任之后，李书福可以更自由地在这盘棋上移动。

有些事，只有他能做。

比如，与全球合作伙伴谈长期技术联盟。比如，推动吉利在下一代出行生态里的布局。比如，处理卫星、飞行汽车这些十年后才能见效益的领域。

这些事，不属于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

李书福换了一个位置，但没有下车。

从台州路桥的照相摊，到斯德哥尔摩的签约现场，从造冰柜的乡镇小厂，到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大厅，他的路已经走了四十年。

四十年里，他做过很多事。有些事做成了，有些事还在路上。但有一条线始终没断：他一直在往更远的地方走。

走的时候，他习惯了一个人拍板。但走到今天，他选择把一部分决定权交出去。

不是因为累了。

是因为吉利到了该自己走路的时候。

安聪慧和淦家阅这一代人，比李书福更年轻，也离一线市场更近。他们经历过吉利最疯狂扩张的年代，也亲手操刀过最痛苦的组织整合。他们知道吉利的短板在哪里，也知道下一个弯道在哪里。

李书福退一步，不是撒手。

他还会参加吉利的重大战略会议，还会在控股集团的层面参与决策。但日常经营的细节，车型审批、营销投放、采购成本、供应链管理，他不再插手。

这是一种纪律。

一个靠创始人意志驱动了四十年的企业，想要真正成熟，必须学会在创始人不在场的时候，继续运转。

二〇二六年夏天，吉利汽车发布了中期业绩。

同一时刻，李书福完成了交接。

这不是一场告别，更像是一次换挡。

车还在跑，路还很长。只是握方向盘的手，换了一双。

从工厂里走出的造车人，把方向盘交给了他亲手挑选的人。而他自己，坐到了旁边的位置。

不是副驾驶。

而是另一辆车的驾驶座。

那辆车，可能是卫星，可能是出行平台，可能是飞行汽车，也可能是一种还需要时间去验证的新的出行方式。

但无论哪辆车，都还挂着一个共同的标志。

吉利。

这两个字，来自台州方言，寓意吉祥顺利。

四十年前，李书福第一次把这两个字挂在摩托车厂的门前。现在，这两个字已经印在了全球各地的车身上。

六十三岁的李书福，辞去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

但他没有离开吉利。

他只是从一条跑道，走向了另一条跑道。

两条跑道都通向同一个方向。

前面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