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助贷 强“自营” 民营银行谋求突围

转载于：金融时报｜作者：宋珏遐

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六大国有银行及多家股份制银行在7月31日集体公示了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民营银行紧随其后，普遍将上限锚定在24%。

与此同时，多家民营银行近期更新了互联网贷款合作机构名单，合作方数量普遍收缩。其中，富民银行披露的最新名单显示，平台运营及增信服务机构共13家，不到一年时间缩减过半（相较于2025年9月的30家）。江西裕民银行公示的互联网贷款业务合作机构中，平台运营机构16家、增信服务机构11家，相比2025年11月分别减少5家和4家。根据5月末公示，三湘银行合作机构为30家，较2025年末减少12家。

这两件事共同指向一个事实——民营银行过去10年赖以扩张的助贷模式，正在被系统性重构。

深度嵌入：民营银行与助贷的共生关系

2024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银行等三类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2024年《通知》”），将股份制银行、城商行、民营银行列为重点规范对象。之所以圈定这三类机构，与他们在互联网贷款市场中的深度参与直接相关，三者合计占据了该市场的主要份额。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网点覆盖面有限、零售客群基础相对薄弱，对互联网平台的获客引流有依赖。而民营银行受制于“一行一店”的政策约束，绝大多数没有线下网点，又缺少品牌认知度，在缺乏自主流量入口的情况下，借助互联网平台引流几乎是唯一的规模扩张路径，结构性依赖最为突出。

中关村银行是观察这一现象的典型样本。该行信用评级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以助贷模式发放的互联网个人贷款达327.34亿元，同比增长25.99%，占个人贷款余额的72.96%。再结合个人贷款占总贷款88.83%的比例来看，该行超过八成的个人贷款来自互联网平台引流。为对冲风险，78.71%的助贷贷款附有融资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提供的增信措施，这一比例较上年提升了37.16个百分点。

梅州客商银行也有相关指标披露。该行评级报告及股东集团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末，个人贷款余额占比达88.56%，其中，约84%的个人贷款来自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作，约四分之三的贷款基于助贷模式。

助贷机构的经营指标则从另一面印证了这种深度嵌入。头部平台2025年年报显示，奇富科技全年放款量达4783亿元，同比增长14.4%；信也科技全年促成借款额2060亿元，同比增长7.0%；乐信全年促成借款额2740亿元，同比增长9.6%。这些机构的资金供给方名单中，民营银行是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深度嵌入并未转化为可观的利润。民营银行的资产端高度依赖外部流量供给，而流量的定价权掌握在合作方手中，这种结构性依赖一旦遭遇外部环境变化，便容易转化为经营上的被动。

中关村银行的数据进一步提供了一个观察切口。2025年，该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3.75%，但净利润仅2.31亿元，同比下降16%。2022年至2025年，该行净利润从4.43亿元降至2.31亿元。另外，该行去年的信用减值损失达13.15亿元，同比增加2.84亿元，成为拖累净利润的最主要因素。

从全行业来看，由此带来的分化更为明显。根据18家已披露年报的民营银行（众邦银行暂缓披露）数据，2025年，微众银行、网商银行分别实现净利润110.12亿元和32.93亿元，两家合计占全部民营银行净利润的71.9%。其他民营银行中，有4家出现缩表、6家净利润同比下降、1家出现亏损。

相互作用：“白名单”收缩与融资成本上限

2025年10月，《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助贷新规”）正式实施。助贷新规中提出的商业银行应当“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叠加《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中的核心内容，共同推动民营银行将个贷综合融资成本上限设定在24%。基于这样的融资成本上限，加之助贷新规中对助贷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的要求，民营银行开始披露并调整助贷“朋友圈”。由此，业务定价的收益端封顶和合作主体的准入端设限，二者相互嵌套，形成了一套既管“谁来做”又管“怎么做”的监管框架。

事实上，2024年《通知》就已对上述监管框架进行了铺垫，要求包括民营银行在内的三类银行“不应过度依赖合作机构的获客引流或担保增信来追求互联网贷款业务规模或盈利的短期快速增长”，并要求将代偿赔付前的逾期贷款形成率、客户综合融资成本等作为评价增信合作机构的标准。那么，为什么民营银行彼时没有主动收缩合作名单、调整定价策略？

答案在部分民营银行过去10年已形成的“以规模替代风控，以流量覆盖风险”的商业惯性中。

宁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安平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线下网点缺失、自营获客能力薄弱使得接入流量平台几乎成为做大规模的唯一路径外，对大多数民营银行而言，在风险管理能力较弱、未形成差异化竞争“护城河”的情况下，其主要服务普惠、下沉市场客群以及资金成本高等特征，也倒逼其通过不断扩充助贷渠道、扩大业务规模，运用“以规模换空间”的策略来覆盖助贷带来的成本增量以及随时可能暴露的潜在风险。“过去几年，部分民营银行助贷业务的关键绩效指标（KPI）就是规模，只要规模上去了，风险稍微高一点可以容忍，因为有规模形成的利润兜底。”安平坦言。并且从近年数据来看，即使在助贷新规落地前，部分民营银行的合作贷款余额和占比仍不降反升。“这其中有助贷机构抱有‘短期冲量’以博取博弈筹码的投机心态。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在个贷下沉市场持续扩容的背景下，民营银行仍依赖惯性的业务逻辑和模式。”安平说。

因此，真正触发民营银行大规模压缩合作机构数量的就是24%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设定。那么，这个24%的综合融资成本对民营银行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需要先厘清银行与助贷机构之间的合作方式及其利益分配机制。据安平介绍，银行与助贷机构的合作模式经历了从联合贷到融担、再到分润与引流的演变。早期主流是联合贷模式（即银行和助贷机构都出资），但随着2024年《通知》强化了对集中度的管理并设定了合作方出资比例，该模式的应用情况大幅减少。随后兴起的融担模式则是引入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由于助贷新规重申银行不得依赖第三方核心风控能力的监管要求，多位从业者告诉记者，近期这种模式的应用也被大幅压减。当前主流的分润和引流模式中，银行单独出资，助贷机构负责获客与初筛，都不承担业务实际风险。在引流模式下，助贷机构仅负责推荐客户，按推荐量收取费用；在分润模式下，助贷机构利用自身模型进行初步筛选，银行再进行二次风控，只有在贷款顺利回收的前提下，助贷机构才能获取分润。此外，还有助贷机构负责贷后管理和催收。

这种多层嵌套的合作结构决定了每一层都要从一笔贷款的综合融资成本中分走一部分。对民营银行而言，综合资金成本普遍比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高出不少，流量成本、资金成本、风险损失叠加，使得绝大多数助贷平台在24%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内很难找到持续的盈利空间。民营银行以传统模式和惯性，要在24%综合融资成本框架内跑通盈利模型，难度极大。那么在24%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的框定下，因规模不高、推流成效低或转化率低的高费率平台就必然被银行机构筛掉，流量稳定、数据体系成熟的优质平台则得以保留。

本轮合作收缩的幅度从另一面印证了此前扩张的盲目性，并且，此轮调整已不局限于中小平台，爱奇艺、饿了么等流量入口也被部分民营银行筛掉，富民银行、三湘银行终止了与马上消费金融的合作，同时全面退出与京东系机构的业务合作。从各家银行的最新名单来看，留存下来的大多是互联网大厂系、持牌消费金融机构或上市助贷平台。但头部平台的强势地位还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分成比例——在旧的盈利模型难以为继之后，继续做大已不再是理性选择。

“强风控+促转型”：回归设立初衷的探索

网商银行行长冯亮在2025年年报致辞中表示，互联网金融上半场“流量”加“爆款”的粗放运营模式，在新增用户、新增使用时长都已见顶的下半场已经不再奏效。这句话放在多数民营银行身上同样适用。助贷机构名单制管理与民营银行24%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如同两道从外部落下的闸门，以制度的方式宣告了“广撒网、高定价、快周转”的合作逻辑已不可持续。

旧的路径被切断，新的路径却不会自动生成。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即使压缩助贷机构合作数量，民营银行普遍也要经历一段不短的调整期——一方面是新增业务缩水，另一方面是存量业务在当前环境下也需要消化周期，“民营银行必须正视并做好准备。”这位业内人士说。

在此基础上，对于民营银行而言，更深的切肤之痛在于风控能力“空心化”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10年，民营银行将贷前授信、风险识别等核心环节不同程度地交由助贷平台处理，由此形成了一种便利但危险的循环：越依赖外部合作，内部风控能力越得不到锻炼；风控能力越弱，就越离不开外部合作。这种循环不断自我强化，最终使部分民营银行在核心风控环节上形成了对合作方的结构性依赖，数据孤岛、征信白户、中介包装等问题交织，让风控体系自主建设成为一道“绕不开但必须过”的坎。

但仅靠重建风控能力并不足以让民营银行走出困境。这是因为，对于缺乏线下网点的民营银行而言，其客群基础和数据来源都高度依赖平台合作——即便银行自己建立了风控模型，如果数据仍由合作方提供、系统仍依托平台共享，那么所谓的“自主风控”在实质上仍存在缺口，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对合作方的依赖。与此同时，传统依赖信用评分和抵押物的信贷需求，经过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多年的下沉与渗透，已被挖掘得相当充分。剩余的市场空间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零售业务中的次级客群，其资产质量持续走弱、风险溢价上升，在24%的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约束下，可服务的空间极为有限；二是需要深入行业认知和场景理解才能触达的差异化金融需求，而这恰恰是民营银行设立之初被寄予厚望的领域。

从第一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至今已有10余年。监管层赋予这些银行的定位清晰而明确——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中的长尾客群，做现有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与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错位竞争，以“鲶鱼效应”激活银行业生态。每家银行在获批时都带着各自的差异化标签：中关村银行的“科技创新”、三湘银行的“产业链金融”、锡商银行的“物联网”、民商银行的“温州商人”，这些标签指向的正是那些需要深入产业理解、需要灵活决策机制、需要耐心资本才能服务的细分市场。

真正的出路，或许又要回到每家银行设立之初被赋予的那个问题：以自身的股东资源和区位优势，究竟可以探索和满足怎样的差异化金融需求？

此外，一个新的变量还在浮现。自2024年以来，已有几家民营银行引入地方国资。江西裕民银行在2024年8月由南昌金控受让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后，国资合计持股升至59.5%，实现绝对控股。安徽新安银行在2024年11月由3家安徽地方国企一次性受让51%股份，是全国首家国资控股的民营银行。无锡锡商银行于2025年4月引入无锡国联发展集团作为持股25%的第一大股东。国资的进入可以在短期内缓解民营银行资本压力，为其争取化险和转型的时间窗口，但国资入局也带来了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国资可以提供信用背书，但不能替代银行自身增强风控能力和经营能力。如果民营银行在国资入股后依然无法建立起自主风控体系和差异化的客群定位，那么，资本补充只是延缓了问题爆发的时间，而非解决了问题本身。

这一系列调整如同民营银行的“成人礼”，意味着民营银行需要从依赖走向独立，从被“喂养”走向自己“觅食”。这些机构在未来成长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回答两个最根本的问题：一是当合作方的流量输送与增信兜底同时压缩后，银行自身能否独立完成从获客、风控到贷后的全流程闭环？二是当消费贷的红利被瓜分殆尽、价格上限被设定，银行究竟应该服务谁、依靠什么来服务？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决定了民营银行的未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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