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3岁定居乌克兰11年，娶乌妻，美是真的冷也是真的

01 炸裂的开场：凌晨四点，炮声比闹钟准时

凌晨四点十七分，又是一声。

我翻了个身，胳膊碰到身边空了的那半边床。叶莲娜又醒了，黑暗中能听见她压抑的呼吸声。她没说话，只是把手搭在我背上，轻轻拍了拍。

窗外的天还是黑的。基辅的冬天，天亮得晚，黑得早。四年了，我早就习惯在炮声里睡觉。刚开始那会儿，一响就跳起来往地下室跑，现在呢，翻个身继续睡——只要炸的不是我家那条街。

我叫老陈，今年43岁，重庆人。在乌克兰待了十一年。娶了个乌克兰老婆，生了个混血女儿。网上有人说我们这种人“人生赢家”，金发碧眼的老婆、大房子、好车——美是真的，冷也是真的。我说的是天气，也是日子。

2014年来的，那会儿乌克兰刚闹完颜色革命，国内乱得很。朋友劝我别来，说那边打仗呢。我说打什么仗，离我还远着呢。32岁那年我离了婚，在国内啥都没剩下，房子给了前妻，车子卖了还债，就剩一张机票钱。我心想，换个地方活吧，反正也没啥可输的了。

飞机落在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那天，下着大雪。我拖着行李箱站在航站楼外面，冷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零下十五度，我穿了一件羽绒服，以为够了。够个屁。那种冷是从骨头缝里钻进来的，喘口气鼻子都疼。后来我才知道，乌克兰的冬天能到零下二十多度，雪从十一月下到四月，太阳跟躲债似的，一个月见不着几回。

来接我的是之前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哥们儿，山东人，在这边做外贸。他开着一辆破拉达来接我，那车四处漏风，暖风跟没有一样。他看了我一眼，从后座扔过来一件军大衣：“穿上吧兄弟，你这是来渡劫的。”

我当时就想，一个连羽绒服都扛不住的地方，人怎么活得下去？

后来我发现，人什么都扛得住。

02 初到乌克兰：满街都是美女，满街都是落魄

头三个月，我住在一个月租一百五十美金的小单间里。整栋楼是赫鲁晓夫时代建的，楼道里永远一股煮白菜和煤灰混在一起的味道。电梯常年坏的，我住五楼，每天爬。

语言不通。我只会说“你好”“谢谢”“多少钱”，俄语乌克兰语混着来，反正当地人听得懂就行。出门买个面包都得比划半天，手指头不够用就画图。有一次我想买牙膏，在超市里对着售货员龇牙咧嘴地比刷牙的动作，那大姐看了半天，给我拿了一管鞋油。

那会儿我在一家中餐馆后厨帮工，切菜。一个月挣三百美金，够活。每天下午两点上班，凌晨两点下班，切土豆切洋葱切到手指头抽筋。后厨的乌克兰大妈对我挺好的，看我不会俄语就慢点说，看我切得慢就手把手教。有一回她问我：“你在中国做什么的？”

我说我做销售，卖房子的。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带着一种“你疯了吧”的表情。她说：“你有房子，为什么来乌克兰切菜？”

我没法解释。有些路是走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乌克兰满街都是美女，这话不假。金发、蓝眼、大长腿，走在大街上跟看时装秀似的。但你看久了就会发现，这些漂亮的姑娘们脸上总有股子疲惫。这个国家太穷了。人均月工资也就两三百美金，年轻人都往外跑，波兰、德国、捷克，能走的都走了。留下来的，要么走不了，要么还在等一个机会。

我刚到基辅那会儿，地铁里天天能看见二十出头的姑娘，穿着高跟鞋和破旧的大衣，妆容精致但鞋子开胶了。她们去上班，去面试，去相亲，去任何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地方。乌克兰女人美，但美得让人心疼。

03 认识叶莲娜：她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暖

叶莲娜是我到乌克兰第二年认识的。

那会儿我已经从餐馆后厨出来了，跟人合伙做中乌贸易——把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巧克力运回国，把中国的电子产品、小商品运过来。生意不大，赚得不多，但比切菜强。

那天我去基辅市中心的一个物流仓库提货，天上下着冻雨，冷得人直哆嗦。我站在仓库门口等单据，冻得来回跺脚。这时候过来一个姑娘，穿一件米白色的羽绒服，金色头发被雨打湿了贴在脸上，手里抱着一摞文件。

她看了我一眼，用英语问：“你是中国人？”

我说是。

她说：“你等一下。”然后跑进仓库，过了一会儿端了一杯热茶出来，递给我。“天太冷了，喝点热的。”

我接过那杯茶的时候，手都是抖的。不是冻的，是没想到。

后来我知道她叫叶莲娜，那年24岁，在这家物流公司做文员。她大学学的是中文，毕业后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就来了这里。她说她喜欢中国，想有一天去看看长城。

我问她为什么学中文。她说：“因为觉得中国很厉害，什么东西都是中国造的。”

我笑了。我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觉得中国厉害，出来了才知道。

那天之后我开始经常往那个仓库跑，有时候有货要提，有时候没有。没有货的时候就去找她聊天，用我的蹩脚俄语和她的半生不熟中文，中间夹着英语，三个人称轮流用，聊得磕磕绊绊但特别开心。

有一次我问她：“你为什么那天给我端茶？你不怕我是坏人？”

她想了想说：“你站在雨里等了好久，看起来不像坏人。”

后来我才明白，在乌克兰这种地方，人对人的善意，有时候就是活下去的理由。

我们在一起是自然而然的。没有谁追谁，就是周末一起吃个饭，看个电影，然后就在一起了。我带她去中餐馆吃火锅，她辣得眼泪汪汪还往嘴里塞。她带我去她妈妈家吃乌克兰红菜汤，她妈妈做了一大锅，我喝了三碗，老太太高兴得直拍我肩膀。

她妈妈不会英语也不会中文，我们交流全靠叶莲娜翻译。有一次她妈妈问我：“你在乌克兰做什么？”

我说做贸易。

她妈妈又问：“能养活家吗？”

我说能。

她妈妈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后来叶莲娜告诉我，她妈妈其实挺担心的，怕我哪天就走了，把女儿扔下。乌克兰男人跑路的太多了，女人带着孩子独自生活是常态。

我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一个国家的男人都不靠谱了，女人才会这么没有安全感。

04 娶她，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也是最难的

2016年春天，我和叶莲娜结婚了。

没有彩礼，没有婚房，没有车队，什么都没有。我们就在基辅的一个小教堂里办了仪式，来了十几个朋友，她妈妈哭了一整场。我穿了一身租来的西装，她穿了一条白色的裙子——不是婚纱，就是一条普通的白裙子，她说婚纱太贵了，没必要。

婚礼之后我们去了一家小餐馆吃饭，十几个人挤在一张长桌上，吃烤肉喝伏特加。乌克兰人喝酒是真猛，一口一杯，不带喘气的。我被灌得晕头转向，最后是被叶莲娜扶回家的。

回家的路上她问我：“你后悔吗？”

我说：“后悔什么？”

她说：“后悔娶我。你本来可以回国找个更好的。”

我停下来看着她。基辅的街上路灯昏黄，她的金发在灯光下像镀了一层光。

我说：“我这辈子做过的正确决定不多，娶你是最正确的一个。”

她没说话，把头靠在我肩膀上，走了很久。

婚后我们租了一个小公寓，两室一厅，月租两百美金。楼是老楼，暖气时有时无，冬天最冷的时候我们在屋里穿着羽绒服睡觉。叶莲娜从来不抱怨，她只是默默地把所有的毯子都盖在我身上，说中国人怕冷。

其实她也冷。乌克兰人再抗冻，零下二十度的时候谁也扛不住。

2017年女儿出生了，混血，金发，蓝眼睛，跟她妈一模一样。我抱着她的时候手都在抖，那么小一团，软乎乎的，我生怕一用力就捏碎了。

叶莲娜躺在病床上看着我笑：“你比她紧张。”

我给女儿取了个中文名叫陈熙，希望她一生光明熙和。乌克兰名叫安娜，她外婆给取的。

有了孩子之后日子更难了。奶粉、尿布、衣服，什么都要钱。我的贸易生意也不稳定，有时候一个月赚一千，有时候一分没有。最穷的时候我们连电费都交不上，屋里黑着灯，点蜡烛。叶莲娜把女儿的旧衣服改了改自己穿，她说反正也不出门。

那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不是不爱了，是爱被日子磨得没力气了。

但叶莲娜从来没说过一个“回”字。她不说回国，不说回娘家，不说离婚。她就是默默地撑着，该做饭做饭，该带孩子带孩子，该省的地方一分钱不花。

有一次我喝多了，抱着她哭，说我对不起她，让她跟着我吃苦。

她摸着我的头说：“苦不苦是自己选的，我选了你，就不觉得苦。”

05 战争来了：美是真的，冷也是真的

2022年2月24日，凌晨五点。

一声巨响把我从床上震了起来。窗户在抖，墙在抖，整个楼都在抖。我第一反应是地震，但紧接着第二声、第三声来了，闷闷的，从远处传来。

叶莲娜已经醒了，她坐在床上，脸色煞白。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跳起来冲到窗边，天还没亮，但东边的天空泛着一层诡异的橘红色。远处有烟柱升起，粗粗的，直直地戳进云里。

手机响了。是国内的朋友发来的消息：“老陈，你们那边打仗了？新闻都报了！”

我没回。我冲到客厅打开电视，所有的频道都在播同一个画面——导弹、爆炸、恐慌的人群。播音员的声音在抖，但她还在说。

叶莲娜抱着女儿从卧室出来，女儿还在睡，被吵醒了揉着眼睛问：“妈妈，怎么了？”

叶莲娜把她搂在怀里，轻声说：“没事，外面在放鞭炮。”

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一件事——人在极度的恐惧面前，第一反应是撒谎。对孩子的撒谎，其实是对自己的撒谎。你告诉自己没事，也许就真的没事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不想回忆。

防空警报每天响几十次，响一次我们就往地下室跑一次。地下室阴冷潮湿，挤满了邻居——老人、孩子、狗，还有拎着行李箱不知道要去哪儿的年轻人。大家挤在一起，沉默地听着头顶上轰隆隆的爆炸声。

叶莲娜的妈妈住在城郊，我们打电话让她过来，她说她哪儿也不去，死也要死在自己的房子里。叶莲娜在电话里跟她吵了一架，挂了电话抱着女儿哭。

那段时间我瘦了十斤。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是看新闻，看哪儿被炸了，看有没有撤侨的消息。使馆发通知说可以撤，但只撤中国公民。我有中国护照，叶莲娜和女儿没有。

我走不了。我没法走。我把老婆孩子扔在这儿自己跑？那我还是人吗？

国内的朋友天天催我回来，说战争不是闹着玩的，说你们赶紧想办法。我说我知道，我再想想办法。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带着叶莲娜和女儿去了西部城市利沃夫。那边离前线远一些，相对安全。我们在利沃夫租了一个小房间，跟另外两家难民合住一个公寓。厨房轮流用，厕所排队上，每天听着远处的炮声，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叶莲娜开始失眠。她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我问她想什么，她说想她妈妈，想家，想以前的日子。

那个曾经给我端热茶的姑娘，现在连笑都不会了。

06 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倔强

2023年初，我们回到了基辅。

很多人不理解，说你们疯了，那边还在打仗。但叶莲娜想回去，她说那是她的家，她妈妈在那儿，她的生活在那儿。她说：“逃能逃到哪儿去呢？逃到哪里都不是家。”

回来的第一天，我们站在被炸了一半的公寓楼前面。楼还在，但外墙塌了一大块，像被人咬了一口。我们的窗户碎了，屋里全是玻璃碴子和灰。叶莲娜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然后走进去，开始扫地。

她扫得很慢，很仔细。把碎玻璃一片一片捡起来，把灰扫成一堆。女儿在旁边帮忙，用小扫帚扫着一小块地方。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乌克兰人为什么能扛住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失去。失去房子、失去工作、失去亲人，但就是不失去活下去的念头。

叶莲娜的妈妈还在，老太太硬朗得很，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做红菜汤。她说：“打仗归打仗，饭总要吃的。”

我们现在还住在基辅。炮声还在响，但大家已经习惯了。警报响了该干嘛干嘛，该上班上班，该买菜买菜。街上咖啡馆照样开，年轻人照样约会，小孩照样在公园里跑。

只是大家笑的时候，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

前几天我问叶莲娜：“你想不想去中国？”

她想了想说：“想。但等打完仗吧。”

“要是打不完呢？”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那个笑跟当年在仓库门口递给我热茶时一模一样。

她说：“打不完就接着过。日子是自己的，战争是别人的。”

窗外又开始下雪了。基辅的冬天又来了，冷得彻骨。但屋里暖气烧得挺足，红菜汤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女儿趴在地板上画画，画了一栋房子，房子前面站着三个人，手拉着手。

叶莲娜靠在沙发上睡着了，金色的头发散在靠垫上，呼吸很轻。

我给她盖了条毯子。

美是真的。冷也是真的。但日子，也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