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利亚3：年轻时候，我最烦的是母亲老是当我小孩子，管得很多

十一月底，寒流早已横扫了黄海滩涂上的苏北利亚，我在东直劳改农场四大队三中队已有两个星期了。一天我在外面挑水脱土坯，负责管教的陈干事派人叫我到办公室去。还没跨进大门，就看见了母亲，因为她正从敞开的大门朝外张望。我发现她的眼眶红了，或许是我的模样儿吓着了她？这也难怪，仅仅两个礼拜的工夫，我便彻底完成了从大学生到劳改犯的脱胎换骨。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什么模样，因为在劳改队，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找不到一面镜子。我唯一能知道的是脸上的青春痘没了，这是摸得到的。因此若干年以后，我告诉一些年轻人，治疗青春痘的秘方就是去劳改。

母亲是识时务的。当着管教干事的面，她叫我好好听干部的话，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回去。一会隔壁的电话铃响了，干事去接电话，母亲立刻用家乡方言问我劳改队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其实她不问也能猜到八九分。我问她怎么找到这里的？母亲说：接到法院的判决书吓坏了，连夜就乘火车奔南京去。你们大学的一个干部说你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弥天大罪，我说他还是个孩子呢，能犯这么大的罪吗？他便把你那篇演说给了我，说这就是罪证。

演说是五七年五月底在文昌桥广场上的民主论坛上发表的，那时我不过十九岁。演说时只有提纲，演说稿是我应校党委的要求整理出来的，党委说不要有顾虑，他们绝不会抓辫子、打棍子的。可是以后他们却印了单行本作为反右的批判材料。且不说我的演说还谈不上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就算反对了也不能据以治罪呀！自八十年代我到了美国之后，从没听说有谁由于反对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而被关起来，更没听说过由于反对什么主义而被判刑的。

陈干事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意思是探监的时间过了。母亲连忙问我需要什么东西，我说什么都不要，最好能寄几本书来。

母亲后来给我寄来了几件旧衣服和一些食品，书一本都没有。母亲认为我是给书害了的，她的想法和"读书愈多愈反动"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母亲以前不是这样的。记得我小时候她对子女的学习是督促得很严的。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忙于抗日救亡，除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编审室主任外，还兼任《扫荡报》主笔，同时又和鹿地亘、池田幸子等主持对敌宣传，工作非常之忙。母亲便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老家逃难。在不能上学的日子里，母亲便找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来教我们古文，还要我们整篇整篇地背出来。母亲是大学文科毕业的。她本是从农村出来的，十九岁才来到城市，全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她拿到大学毕业文凭的时候已经二十九岁了。

也许因为她自己的学习之路是如此艰辛，母亲便希望我能早日完成学业。解放后父亲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我们便有机会来到上海读书。十四岁的时候，我刚读完高一，就试着以同等学力去报考大学。当我自己办完了一应手续包括体检、准考证等即将赴考的时候，母亲认为考场太远，我年龄又太小，决意要陪我去考场。我不让她跟我去，因为我自以为长大了，比母亲能干了。再说这又不是考小学，还要母亲带着去，给人家看见有多难为情！母亲就说考场华东师大是她的母校，她是去访问母校的。那时候我只有一米五的个子，还没有发育。体检时，一个女医生说我发育不良，另一个则让我把嘴巴张开，像看牲口的牙口一样看我的年龄。边看边说：他顶多十四五岁。

在考场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前面是一个比我年长得多的女学生。母亲对那女生说我年龄小，请她帮忙照顾一下。那女生朝我笑了笑，顿时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高考发榜的时候，我已在上高二了，因为母亲不大相信我能考上大学。我刚在《解放日报》上查到我被录取在浙江大学建筑系本科，第二天浙大的人就找到我家来了，母亲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们我在中学上课，这一来事情便全给曝光了。学校的教务主任杜 xx 不仅不让我去浙大报到，还要我写检查。母亲以后提到这事的时候，还深为自责，说如果那年我上了大学的话，应该十八岁就毕业了，到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早已走上工作岗位，不可能再在大学里发表什么演说，说不定就躲过了这顶右派帽子呢！

我一点不怪母亲。因为那个年代，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没有运动中国人便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我就算躲过了初一，不一定躲得过十五。至于当年没能上大学，也无须遗憾，因为半个世纪之后，我的小女儿在美国以十三岁的年龄考上了大学的少年班，算是告慰了她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那时我最烦的是母亲老是当我小孩子，管得很多，好像我永远长不大，所以我便执意不考上海的大学，好离她远一点。母亲要我考理工科系，还说学文科容易牵扯到政治，今后弄不好会出事；学理工至少有一技之长，将来足以安身立命。我觉得母亲的思想太落后，因为她不知道学习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之所以选择理工，完全是因为数理化是我的强项。直到多少年以后，我才体会到母亲的话是对的。只是她那时绝对没有料到，虽然没学文科，我还是出了事，并且在劳改队断送了二十二年的宝贵年华。

五九年底左右，干部说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加上苏修逼债，现在国家有困难，劳改队也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粮食定量要减少。劳改分子一听说要减粮，便忧心忡忡，因为目前的定量就远不够吃。劳改分子一肚怨气无处发泄，只能去骂苏修，政府是万万骂不得的。实际上，所谓的自然灾害在劳改农场从来没发生过，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至于在全国大多数地方有没有灾害，我当时不可能知道，等到我知道那事实上不是天灾的时候，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已多达三千多万。

劳改农场不但没遇到天灾，而且粮食棉花连年丰收，连干部都是这样说的。为什么老天对劳改农场特别眷顾呢？那是因为劳改农场没有可能去办人民公社，也没有可能去大炼钢铁。大概就凭这两点，老天爷便手下留情，没把那自然灾害降临在劳改队头上了！

劳改农场的丰收并没给劳改犯带来什么实惠，因为粮食都上交了。母亲可能根据社会上缺吃少喝的情况，害怕我会饿死在劳改队，便千里迢迢背着许多食品来探望我，临行前她寄了一封信给我，我接到信想阻止也来不及了。

劳改分子写家信是有规定的，要么用明信片，如用信纸则断不能超过两百字。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书信检查。如果每封信都要经过干部检查，你还能写什么真话呢？所以我一直在考虑用什么方法与母亲建立真正的联系。后来想起在什么书上看到过一个俄国十二月党人发明的一种密信。这种信基本上可以胡编乱造，但若将每一个句子的第几个字挑出来组成新的句子，这句子便代表真正的含义了。我把写密信的方法详细地写在一张纸上，再把纸卷成像一根香烟那样的大小，藏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然是非常秘密的，就像在敌后做特工一样。

母亲来到的时候，我照例被叫到了办公室。我担心母亲见到我会难过得不得了，因为我瘦得只剩八十多斤了。然而还好，母亲望了望我没说什么，也没露出凄凄惨惨的样子，这不禁让我有点奇怪甚至于有点失望了。多少年之后母亲追忆起这次探监时说，当时你瘦是瘦，可比起社会上的老百姓来说，还不算太差。那时候城里人谁都瘦得像饿死鬼，乡下更是惨不忍睹啊！

母亲带来的食品摊了一地，我真不知她一个人是怎么搬过来的。干事说不能带这么多，只可留一部分，其余的要带回去。母亲说不能留就随你们处理吧！后来我只领到一小部分，其余的都给干部"处理"掉了。当时我虽然对食品的需要非常强烈，但更令我忐忑不安的是如何将那写着密信的纸卷递给母亲，母亲大概从我心不在焉的眼神里看出了问题，所以当我趁干事不留意的刹那，把纸卷塞到她手心时，她便毫不犹豫地收进了口袋。

密信很快便生效了。母亲回去后的第一封信就是用这种方式写的，我解密后得到的信息是："寄给你的棉鞋里有五块钱，藏在鞋底的蒙布下面。"

我觉得不能再让母亲寄钱来了，也不能让她老担心我了，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每隔一年便寄几块钱给她。因为劳改分子每月也有几块买草纸和牙膏的零用钱，放在每个人的账上。寄这点钱的作用是造成一个假象，让她觉得我过得还不错。这办法还算有效，以后母亲就没有再来了。我那保存至今的劳改日记残卷里恰巧有这样的记载：

六一年七月廿四日接母亲信，知道她现已搬到平凉路维善里十六号。她叫我不要寄钱给她了，而正好我的账上也没钱了。

饥荒不断夺走劳改犯的生命。我也没逃得过浮肿病，身上的肌肉像生面团子，一按一个坑。一天我在打谷场上堆草垛子，近晌午时，垛子愈堆愈高，也许是低血糖的关系，一个眩晕，便从垛子顶上栽了下来，幸好下面全是麦草，没伤着骨头。由于一时失去了知觉，便被抬进了队里的病号房。病房实际上是一间破旧的土坯屋，病号都睡在垫着麦草的泥地上，这些人得的其实都是饿病，无可奈何地踯躅在通往坟场的路上。

某天下午，一个上了年纪的干部到病房来找我，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人。他问了问我的病情，又问我母亲还在上海吗？这个人看上去面善，说话的口气也没别的干部那样严厉。后来我打听到他姓王，是农场场部的干部。七九年右派改正时我在上海见到母亲，偶然问及此人，她说这人是在场部专门负责接见探监者的，他见母亲从上海来便托她买一块手表，母亲会意就将手上的表摘下来给了他，顺便请他照顾一下我。母亲说这人还算是个好人，他至少去看过我一次。

母亲一向是豁达的，对什么都看得开，这也许和她的出身也和她的信仰有关。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解放后也不放弃她的信仰。她常常是在深夜做祷告，为的是不让人知道，因为那时信仰基督被认为是思想反动。"文革"结束以后，上海有个别教堂开放了，她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也不顾路途遥远，早早就搭公车往教堂去，听说有一回还晕倒在教堂里。

"文革"时期父母双双被扫地出门，住在一个灶披间里。父亲总是牢骚满腹，郁郁寡欢，母亲就会说：你看人家老干部，九死一生为共产党打天下，现在还被整得死去活来，我们吃这点苦算得了什么！母亲熟悉中国历史，她当然知道朱洪武诛杀功臣的事，但是为什么封建王朝的血腥故事会延续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呢？我不知母亲是否想过。

有一次我因担任随车修护，跟着劳改队的几十辆卡车到上海装运农药化肥，司机们待我不错，知道我家在上海，便让我回家看看。当我走到弄堂口，发现母亲正迎着我走来，我吃惊地问：您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呢？母亲说，上帝告诉我！我虽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母子连心！

右派改正以后不久，我的一个表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刘融回国讲学，特地到上海来找我母亲﹣﹣他的大姨妈，并邀请她赴美和他妈妈见面，因为她们已经三十多年没见面了。母亲表示希望我也能同去美国，表哥最后以陪护母亲为名，帮助我顺利离开了中国。后来母亲回国了，我留了下来。临别时，母亲说：我不能在这里连累你，你一个人好好拼搏吧，千万别回去，上帝保佑你！

母亲的意思我很明白，她怕以后一有风吹草动，我有可能再遭不测。她觉得自己老了，回去也无所谓，而我还有半辈子要过呢！母亲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就在我获得改正并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追查什么政治谣言。领导便来找我谈话。为什么找我？不就因为我是"改正右派"么！而改正右派和此前的摘帽右派一样，归根结底还是右派。这就像宋时遭刺配的犯人，脸上打了金印，到死都是改变不了的。

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独自留在了美国。虽然在一个不同国情、不同语言的国家身无分文地生存下来并非一件易事，但对比二十二年的劳改岁月，又岂可同日而语？我在人家的车库里打地铺，后来又买了一辆三百块钱的破车代步。白天打工赚钱，晚上去大学进修。我一点不觉得累，不觉得苦，因为比起劳改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母亲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八六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哥哥发来的电报：母亲病逝。然而就在同一天，同一个信箱里，却收到了母亲给我的一封信。我不能相信母亲真正离开我走了。读着母亲的信，仿佛听到了她的谆谆嘱咐，仿佛看到了她的慈祥面容。母亲到天国去了，在那儿，他仍会牵挂她的孩子们！

入籍的那一天，我默默地禀告母亲在天之灵：妈妈，您放心吧！儿子人了美国籍，不会再坐牢了，不会再让您探监了。在公民宣誓的现场，我见到不少和我一样的中国人，他们个个神清气爽，喜上眉梢，可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夹在人群里，木然地挥动星条旗，木然地背诵忠诚誓词。我心里想的是：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入人家美国的国籍，为什么需要别国的护照来保障自己的基本人权呢？

于疆，本名江宇，旅美作家。祖籍江西永新，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南京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1982年赴美，做过餐馆杂工、电工、电气工程师和GWC工程公司总裁，2004年退休。 业余写作，以散文和文学评论为主，曾获第十五届联合报文学奖。担任过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和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