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mid vs SNIPER:1961年,两个从未谋面的男人如何隔空绞杀对方

1961 年 1 月的一个雪夜,一名波兰情报局技术部门负责人,带着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卷宗,从华沙郊外一个未完工的地铁站消失在夜色中。三个月后,大西洋另一侧,英国 MI6 柏林站的一位资深情报官,被两名便衣警察从伦敦公寓带走。没有人会想到,这两个人从未见过面,甚至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但他们的代号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发生过一次致命的碰撞,而正是这次碰撞,直接改写了冷战情报史的走向。

他们一个代号 Diomid,另一个代号SNIPER。

一、Diomid:一个 MI6 高级情报官的"投苏"之路

George Blake 1922 年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英国银行家家庭,14 岁丧父,二战中加入荷兰抵抗运动,1944 年投奔 MI6。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位被派驻汉城的年轻副领事与同事一道被俘,在鸭绿江边的战俘营里度过 36 个月。

转折发生在囚禁第三年。一本红色封皮的《资本论》在战俘营中流传。Blake 后来在 1990 年 BBC 纪录片《The Confession》中承认:"我看到的是美军 B-29 对朝鲜小村庄的持续轰炸,妇女、儿童、老人——我为自己属于这种技术碾压式的国家而感到羞耻。"1951 年,他主动向看守表明愿为苏联工作,获代号 Гомер / Homer。1953 年 Blake 作为"英雄"战俘获释返英,迅速被 MI6 重用。

1955 年 Blake 被派往冷战心脏——柏林,代号升级为 Диомид / Diomid(希腊圣人名,与英文 Diamond 形近易混,中文互联网上长期被误译为"钻石")。到任第一年,他就将一项英美最高机密交给了 KGB: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正在联合挖掘一条监听隧道,从西柏林渗透至东柏林苏联占领区——这就是后来被称为 Operation Gold 的柏林隧道工程。

KGB 的反应耐人寻味:为了保护 Diomid 的潜伏身份,他们没有立即揭露隧道,而是让它继续运行近一年,期间反向投放大量假情报。直到 1956 年 4 月,东柏林警察才"偶然"发现了这条隧道。KGB 前第一总局局长 Oleg Kalugin 后来评价 Blake:"Diomid 不仅是间谍——他是造王者。"

二、SNIPER:一个波兰情报高官的"觉醒"

几乎同一时期,在华沙另一栋灰色大楼里,另一位情报官正在经历另一种觉醒。

Michał Goleniewski 1922 年生于涅斯维日(今属白俄罗斯),1957 年起担任波兰情报局技术科学部门负责人,同时秘密为苏联情报系统工作——一个标准的"三面间谍"配置。

从 1959 年初开始,他以打字机匿名向美国驻华沙使馆投递信件,内容涵盖波兰对英美情报渗透的清单、英国皇家海军内部的一名波兰线人(后证实为 Harry Houghton),以及最致命的一条:MI6 内部存在苏联鼹鼠。

他的情报密度极高,价值之大,让 CIA 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Gold"小组来验证。到 1961 年初,SNIPER 已经直接揭发了包括 Houghton、瑞典空军中校 Stig Wennerström、西德 BND 反间谍主管 Heinz Felfe 在内的多名间谍——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让西欧情报网瘫痪。

1961 年 1 月,在收到波兰安全部门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的信号后,SNIPER 借一次"商务旅行"经西柏林出逃,抵达美国。波兰法庭随即缺席判处他死刑。美国国会通过 H.R. 5507 私人法案,授予其公民身份。SNIPER 是史上揭发间谍最多的叛逃者——这一结论直到 2021 年 Tim Tate 基于 FOIA 解密档案出版《The Spy Who Was Left Out in the Cold》后才被正式确认。

三、1961:两条代号隔空碰撞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构成了冷战情报史上最反讽的一幕。

Blake 在伦敦接到 KGB 的紧急警告:"CIA 在波兰内部有顶级线人。"他将这条警告原样传回莫斯科——这本意是帮助同僚,却反向让 SNIPER 警觉到自己已经被反情报机构盯上。SNIPER 因此提前出逃,保住了性命。

而 SNIPER 一方提供的情报——"MI6 内部有苏联鼹鼠"——则在几个月后引导英国反情报部门锁定了 Blake。1961 年 5 月,Blake 在老贝利中央刑事法庭秘密受审,主审法官 Parker of Waddington 勋爵罕见地判处 5 项罪名中 3 项各 14 年连续执行——总计 42 年监禁,这是英国司法史上针对单一间谍的最长刑期。

两条从未交叉的代号,在一场看不见的镜像博弈中,各自得到了对方的下落。

四、殊途:造王者与被遗忘者

两条代号的命运在 1960 年代中期彻底分岔。

1966 年 10 月 22 日,一个雨夜,正在伦敦旺兹沃思监狱服刑的 Blake 用绳梯翻过高墙,在同监 Sean Bourke、Michael Randle、Pat Pottle 的协助下渡过多佛尔海峡,经东德抵达莫斯科。苏方为他安排了新身份——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ехтер / Georgy Bekhter。2007 年他 85 岁生日时,普京亲自授予"友谊勋章";2020 年 12 月 26 日,他在莫斯科家中因心脏骤停去世,享年 98 岁,以军人荣誉葬于特罗耶库罗夫斯科耶公墓"英雄大道"。

而 SNIPER 的命运则走向另一种悲剧。1961 年,另一位叛逃者——前 KGB 战略情报分析员 Anatoliy Golitsyn——向 CIA 反情报主管 James Jesus Angleton 断言:"只有我的情报是真的,其他叛逃者都是假货。"这一"毒丸"理论让 CIA 自 1964 年起停止向 SNIPER 付款,并系统性地边缘化他。SNIPER 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后期他开始向媒体宣称自己是沙皇末代太子阿列克谢——甚至与另一位安娜斯塔西娅冒名者 Eugenia Smith 在《Life》杂志合影。CIA 1964 年终止合作,1964 年后连其讲故事的耐心也消失了。1993 年 7 月 12 日,这位揭发过几十名间谍的人,在纽约皇后区一间公寓里孤独离世,死前仍坚持自己的"太子"身份。至今 MI5 拒绝公开其档案。

尾声:两个代号的政治重量

2020 年 Blake 去世时,普京亲发唁电,SVR(俄对外情报局)总部外的"祖国情报官"纪念碑上新增了他的名字。

而 SNIPER 的骨灰下落,至今无人确切知晓。

这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共同构成了冷战东欧情报史的一个隐喻:一个人因为忠诚被毁掉,另一个人因为叛离被遗忘;一个人成为国家的英雄,另一个人被国家扫入档案柜。他们的代号从未在同一条电文中出现,但在 1961 年那个转折之年,两条线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完成了对彼此的致命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