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看电视剧《重器》的时候，好多人觉得袁亦方哪种类型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存在，其实生活里还真有这么个人。
我公公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八十年代国内第一批搞律师的，从体制内退休以后，整天就在地里钻研，专门给那些穷苦农民打官司。
到了二零一零年前后，那时候行情已经变了，可他收钱还是特别少，那种标的额有四五十万的案子，他撑死也就收个一两千块钱，要是官司打赢了，也就是收点人家送来的花生、瓜果、梨桃之类的东西，甚至连这些土特产他有时候都推脱不要。
老人家脑子特别好使，逻辑清晰得很，虽然就在个小县城里待着，但论起打官司的专业水准，当地根本没几个能比得过他的。
我第一次去我对象家里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挺发懵的，因为我从来没见过日子过得这么苦的家，进屋一看全是黄泥地，屋子里就盘着一张土炕，墙上没装什么像样的柜子，就直接挖了几个坑洞当成架子，在那儿塞着平日里用的碗筷和杂物。
那时候的我就像被当头敲了一棍子，完全没想到一个在法律界挺有名望的人，私底下家里穷到这个地步，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找不出来，甚至连个正经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这种生活状态确实跟现在那些光鲜亮丽的律师形象差得太远了，很多人平时想象中的法律精英，哪有住在那种透风漏雨的土房里的，但我公公就是这么过来的，他根本不在乎家里寒碜不寒碜，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帮那些找上门的乡亲们讨回公道。
他那时候给人办事，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只要是他接手的案子，不管对方口袋里有没有钱，他都会把材料整理得清清楚楚，生怕漏掉一个细节害了当事人。很多人觉得他傻，明明有那两把刷子，只要往大城市一跑，或者多收点服务费，日子肯定早过得红红火火了，但他就是固执，觉得给农民办这些琐碎的案子才是他该干的正事。
我看着他那张爬满皱纹的脸，还有那双因为常年写材料磨出老茧的手，真觉得特别心酸，那时候的律师好像真的带有一种咱们现在很难理解的纯粹，不图什么大富大贵，也不图能出什么名声，就是单纯觉得这是个该干的活。
其实想想当时那环境，信息也不发达，很多农民被坑了根本不知道去哪喊冤，也就只有我公公这种人，愿意骑着那个破自行车，满大街跑着去帮人查证据、跑法院，他那些案子大多都是邻里纠纷或者土地赔偿，说白了都是些不值钱的小事，可对他来说，每一桩都是关乎人家一辈子的大事。
他那一桌子破破烂烂的卷宗，就像是他的宝贝一样，没事就拿出来翻看，那股子认真劲儿真的挺让人佩服的，虽然家里穷得连个亮堂灯泡都没有，但他那种精神头却显得家里特别有秩序，好像哪怕再难的日子，只要法理说得通，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
哪怕后来年纪大了，视力也大不如前，他还是坚持要帮人写诉状，偶尔我也劝他歇歇，别为了这点辛苦钱把自己折腾坏了，但他总是摇摇头，说那些人好不容易凑出来的一点路费，不能让人家白花，要是自己不接这个活，那些农民可能就真没地儿去说理了。
看着他把那些别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瓜果梨桃当成宝贝一样摆在桌上，我突然就明白为什么剧里袁亦方那种形象会让大家觉得不真实了，因为咱们现在太惯用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了，像我公公这样纯粹为了办事而活的人，在很多人眼里就像是活在上个世纪的化石。
现在回想起来，那张土炕和墙上挖出的碗柜，其实就是他最硬的底气，他不靠物质撑着面子，靠的是那一身真本事和一颗实在心。那些年为了帮人打赢官司，他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家里虽然没钱，但邻里街坊提起他的时候，哪个不是竖着大拇指夸他是个好人，说他是真正能为老百姓说话的明白人。
即使到了我还是觉得这种人活得很高级，不贪不占，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把该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到极致，哪怕最终留下的只有一地瓜果皮，那份坦然也是现在很多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这种纯粹的职业操守在那个年代也许并不罕见，可放在今天来看，确实是一段让人怀念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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