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咱们从小听着大禹治水、启建夏朝的故事长大，课本里也明明白白写着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可偏偏在学术圈，它就像个没上户口的孩子，吵了上百年也没个定论。国内学者大多认，可不少西方学者死活不承认，连《剑桥中国上古史》都不肯给它留个位置。说白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就是它没拿出实打实的“户口本”。
民国那时候，顾颉刚这帮学者受西方治学方法影响，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直接把三皇五帝、大禹治水都归成了神话传说。他们觉得，关于夏朝的记载大多是西周、战国时期写的，离夏朝灭亡都过去五六百年了，难保不是后人编出来的。就像《史记·夏本纪》里写了夏朝十四代十七王的世系，可司马迁写这些的时候，参考的是周代流传下来的史料，中间隔了近两千年，谁也不敢保证这些记录没被改来改去。更让质疑者抓住把柄的是，商朝的甲骨文里，从来没提过“夏”这个朝代，连“商汤灭夏”这么大的事，都找不到相关记载。这就好比现在写历史，却找不到前朝的官方记录，难免让人嘀咕：夏朝会不会是周人为了证明自己政权合法，编出来的故事？
1959年，历史学家徐旭生照着古代文献，到晋南和豫西找“夏墟”，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就这么被发现了。六十多年挖下来，这个距今3800到3500年的遗址，藏着让人惊讶的“王朝气象”。它面积有300万平方米，挖出了中国最早的宫城、成组的道路和大型宫殿，布局规整，等级分明，一看就不是普通村子。遗址里还出土了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铸铜作坊、绿松石龙形器，还有做得很精细的玉器和陶器，说明那时候已经有了成熟的手工业分工，能调动大量资源。碳十四测年显示，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正好和文献里说的夏朝中晚期差不多，位置也在传说中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洛阳盆地伊洛河流域。这些发现让国内学界普遍觉得，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是“华夏第一王都”，证明了在商朝之前，中原地区已经有了一个有成熟统治体系的广域王权国家，中国历史也从“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到了“一体化”的王国时代。
可就算二里头遗址的规模和年代都和夏朝对得上，争议还是没停。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没找到夏朝同时期的成体系文字证据。商朝没人质疑，是因为殷墟出土了十几万片甲骨文，上面不仅有“商”字，还详细记录了商王的世系、祭祀、战争这些事，和《史记》的记载几乎一模一样，相当于商朝有了自己的“户口本”。可夏朝呢？二里头遗址只挖出了一些简单的陶符，像“目”“鱼”这样的刻划符号，既不成体系，也看不出和王朝有啥关系。目前最早提到“夏”的文字，都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比如遂公盨上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但这些文字离夏朝灭亡已经过去几百年了，属于“后人追记”，不能直接证明夏朝存在。而且夏朝的文字可能大多写在竹简、木牍或者丝帛上，黄河流域的土壤偏碱又潮湿，这些东西早就烂没了，根本留不下来。就像考古学家许宏说的：“考古学认定一个遗址属于哪个朝代，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文字自证。二里头缺少这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所以它到底是夏还是商，在严格的考古学意义上都没定论。”
很多人觉得，西方学者不承认夏朝，是因为偏见。但其实，这场争议的本质，是两套不同的考古判定规则在较劲。西方学界的标准很简单：“无文字，不算信史”，他们觉得只有找到同时期的文字证据，才能证明一个王朝存在。而中国学者的逻辑是，文明的标志不只是文字，大型都邑、青铜器、礼制体系同样重要。二里头遗址已经有了王朝的所有特征，只是缺了文字这最后一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整个文明的存在。而且，随着考古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夏朝存在：清华简里关于“西邑夏”的记载，和甲骨文中的“西邑”能对上；不同诸侯国的青铜器铭文里，都提到了大禹和夏朝，先秦时期各部落文化独立，不可能凭空编出一个统一的夏朝形象。
直到今天，夏朝的争议还是没结束。但我们得承认，这场争议本身，就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部分。它让我们明白，历史不是课本里冷冰冰的文字，是需要不断考证、不断完善的过程。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已经把夏朝从传说推向了信史，只是我们还需要更多考古发现，来解开这个“找不到户口本”的王朝的秘密。说不定哪天，我们就在某片土层下面，找到那个刻着“夏”字的文物，彻底给这场百年争议画上个句号。但在那之前，我们依然可以说：夏朝不是一个传说，是华夏文明的起点，它的存在，早就刻进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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