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新发现的林徽因给傅斯年的信

（来源：人民政协报）

转自：人民政协报

△林徽因给傅斯年的信件。

近日，笔者读到一封林徽因给傅斯年的回信。将图发给林徽因研究专家于葵大姐，她说，从字体、内容和书信风格，都确实像是林徽因的。再求教于另一位专家周质平先生，他查证后明确告诉我，此信出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这封信让《傅斯年遗札》中两封涉及梁思成病情的电报得到了诠释。

一封信和两封电报

新发现的林徽因给傅斯年的信如下：

孟真先生：

承电询思成病况，感不可言，今晨已先电告退热，免劳悬念。

前函想已与电报前后到达。顷问得医院检查报告，证实所患为黄胆病，但不甚重，且已在消退程序中，希释怀。

昨日书至此未得继，今早复奉大札。知南京方面有人误传消息，致使友好吃惊，真真罪过，不胜抱歉之至。

晨间济之到平过此，思成精神甚好，谈一小时许。尚有具体之处，建筑事必不至延误。请千万放心。蓝图已收到。闻济之将日访守和。我看系博物馆图样。日后当再来与思成商榷一切。待先生北来时，诸事当更有眉目了。

匆匆

即日

傅斯年那两封涉及梁思成病情的电报，一封是1934年12月12日发给徐中舒的，一封是同一天发给林徽因的：

（1）北平。历。徐中舒兄：闻思成病重，盼电示情形。年（页末收发注记：“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2）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梁思成太太：闻思成病，乞示近况。斯年（页首收发注记：“中华民国廿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笔者读到傅斯年两封电报时，心中曾有疑惑，因为现有梁思成林徽因传记和年谱中均没有说到过1934年底梁思成生病的事，还有为什么傅斯年那么关心梁思成的病情，固然表现了傅斯年急友朋之难的好感情，但不至于同一天连发两封电报焦急询问此事，其中一封还是发给其他人来了解求证的，这里面一定包含着什么。

关于信的日期

林徽因的信中那句“昨日书至此未得继”，说明此信是两天写成的，这句话前面是头一天写的。从第一段可以看出，此信是林徽因接到傅斯年电报的回复，已于“昨天”一大早发了封电报给傅斯年，告诉他梁思成已经退烧。从第二段第一句可以看出，梁思成病后，林徽因曾给傅斯年写过一封信通报此事（“前函”），当时邮路通过火车从北平到南京要两天多时间，林徽因判断，傅斯年在收到电报的时候信也应该已经收到。

信的后面两段是“今天”写的。林徽因于“今天早上”又收到了封傅斯年的信。信中告知了南京方面朋友得知梁思成病后产生的“误传”与“吃惊”，由于信的时间差，此信可能先于电报而写，正是由于信发出后，未能收到林徽因的回复，焦急的傅斯年才又发了封电报追问。林徽因“今天”收到傅斯年的信后，才又继续写完昨天的信，进一步通报梁思成的情况，以免南京朋友们的牵挂与担心。

林徽因信后面日期用的是“即日”，没有年月。有了傅斯年的电报，林徽因此信的日期应该能大致确定。前半信是“昨天”收到傅斯年电报后写的，电报如是早上发出，应该能够于当天中午以后到达，看林徽因的语气，她对自己发的电报用的是“今晨”，则此信前半写作的时间至少是“今”午或午后，也符合收到电报的时间。如果信的前半写于12日，完成此信后半段的这个“即日”应该就是1934年12月13日。在《傅斯年遗札》中，两封电报连排，给林徽因电报排后，从这些看，应该是傅斯年发给林徽因电报后，害怕一时再得不到回音，于是再给徐中舒发的从旁求证的电报，此电报应该排在给林徽因电报的后面。

傅斯年为什么要致电徐中舒让他查问。1925年7月，徐中舒以第4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入学后深受王国维、梁启超和李济思想的熏陶；1926年以甲等第8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毕业论文分别由王国维和梁启超指导。从此看，徐中舒与梁家很早就有交往并熟悉。

1929年2月，徐中舒被傅斯年招入史语所任编辑员，主要任务是整理和编辑出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史语所组织“明清内阁档案编刊会”，推选傅斯年、陈寅恪和徐中舒为委员，负责审定编印史料事务。1934年史语所迁走后，徐中舒留守北平继续从事档案的整理刊行。鉴于徐中舒与梁家的关系和此时的工作，傅斯年通过电报给他下达了这个“任务”。

南京朋友的忧虑所在

看来1934年底，梁思成确实生了病，而且一时还很急，以致“南京方面有人误传消息，致使友好吃惊”。林徽因信明确说明，梁思成患的是“黄胆病”，可能是胆红素增高之类的病，所以一时虽然很严重，但并不很危险，经过治疗，很快退了烧，并逐渐消退减轻。

写完信那天早晨，李济来到北平并前来探望，梁思成精神状态很好，两个人一下谈了一个多小时；1935年1月20日，恢复了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起参加了朱光潜在家中创办的首次“读诗会”；2月16日，两人又一起应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内政部要求，前往山东曲阜勘察孔庙建筑，并做修葺计划。

那么傅斯年等在南京的朋友们为什么那么关心梁思成的病况呢？1934年10月，梁思成林徽因二人应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养甫的邀请，前往杭州考察六和塔，并商讨六和塔重修计划，在杭州逗留10天后，前往浙江宣平陶村调查延福寺，鉴定为元代建筑，随后又马不停蹄地跑到金华调查天宁寺，发现大殿同样是元代的。11月19日，乘火车从杭州返回，途经徐志摩老家硖石镇。经过江苏吴县，前往甪直镇调查保圣寺大殿及相传为杨惠之所作的泥塑罗汉，过南京时，调查了梁忠武王墓石刻，和栖霞寺五代石塔。

从此经过看，梁思成应该是此次考察特别是在南京盘桓后回到北平不久病倒的。才在南京相聚，一回到北平就病倒，岂不让南京乃至南边的朋友们担忧；同时，是不是此次考察调查太累，如是，南方之行岂不是有“亏”于梁林夫妇俩——这恐怕也是傅斯年及南京朋友们的忧虑所在。

傅斯年更深层的关心

从林徽因信中看，傅斯年关心梁思成病情，还有另一层更为重要的原因在。看她信的最后一段，李济来看望，又写到“建筑事”“蓝图”和“博物馆图样”。由此判断应该还牵涉到国立中央博物院（即如今的南京博物院）的筹建设计。

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建设何以与梁思成有关，傅斯年和李济何以就此事如此关心梁思成的病情。

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蔡元培的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成立筹备处。教育部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由于日本加强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北方局势日益紧张，1934年4月，傅斯年开始将中研院史语所迁往上海，并准备再迁南京。傅斯年一时忙不过来，难以兼顾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建事务，于是辞去筹备处主任，报请教育部批准，改由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担任。李济上任后，着手进行博物院主体建筑的兴建。1934年7月，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并在26日第一次会议上，公推梁思成为专门委员。从此看，国立中央博物院从一开始规划，梁思成就被推派了负责整个建筑规划设计的重任。

1935年4月16日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征选建筑图案章程，邀请李宗侃、李锦沛、徐敬直、杨廷宝等13位建筑师报送设计图案参选。由杭立武、梁思成、刘敦桢、张道藩、李济等5人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评审。经审查，选出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图案，报呈教育部备案，并要求他会同专门委员梁思成等修正原图。徐敬直原设计大殿为清式建筑，经梁思成修改成辽式建筑，陈列室内部为西式建筑样式。如今南京博物院主体建筑的风貌就是这样来的。从此看，对之后博物院主体建筑的设计建设，梁思成确实担负起了这个职责。

既然担负着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建如此重要的任务，且筹建正处于紧张推进的状态之中，梁思成突然病倒了，且纷传还很重，岂不让人焦心忧虑。所以傅斯年要写信发电报一再追问，李济来到北平要亲自去医院看望。

（作者系安徽文史馆馆员）

作者：李传玺

文字编辑：李冰洁

新媒体编辑：臧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