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改能源〔2026〕1055号),为未来五年的油气产业定下了一份量化路线图: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管网规模增至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占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卸能力达到2亿吨/年。
就在这份规划落地的当口,国际油价刚走完一轮极致过山车——布伦特从3月地缘冲突时的破百美元,到8月初跌回79美元附近;OPEC在8月月度报告中连续第四次下调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日58万桶。全球石油巨头们都在收缩叙事,中国却在此时给油气产业托底加码。
01
压舱石定位
4.4亿吨油当量的目标,放在“双碳”语境下显得格外扎眼,但它恰恰是读懂这份规划的第一把钥匙。
截至“七年行动计划””收官的2025年,全国油气产量当量已达4.2亿吨——原油产量从2019年的1.92亿吨增至2.16亿吨,连续四年稳居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从1753.6亿立方米增至2619亿立方米,连续九年增产超百亿方。
这意味着,“十五五”规划给出的增量空间是五年再增约2000万吨油当量,几乎全部压在天然气身上,原油则被锚定在“稳产2亿吨左右”。与“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中长期油气增储上产战略行动”的表述一脉相承,这份专项规划把石油储量接替率锁定在1以上,把天然气储量接替率的目标定为“力争更高”。
这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原油、天然气进口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40%的现实。当全球能源供应链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与重启之间反复拉扯,当“断供”从一个假设情景变成2026年真实上演过的剧本,自主供给能力就不再是成本问题,而是底线问题。
规划开宗明义提出“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把油气定义为新型能源体系中最关键的安全底座——换言之,能源转型的过渡期里,油气不是要被替代的包袱,而是撑住风光大发展的垫脚石。4.4亿吨不是产量的天花板,而是供给的警戒线。
02
管网“补课”
如果说增储上产解决的是“供得上”,管网建设解决的则是“输得畅”。
“十五五”新增2万公里油气长输管道、总规模达到22万公里,这一体量本身就意味着明确的产业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线路图:适时启动西气东输四线(乌恰—吐鲁番段)和西气东输五线,谋划启动川气南下新通道,研究论证钦州至重庆原油管道,推进琼粤天然气管道建设、结束海南孤网运行的历史。
加上全面建成油气“全国一张网”、有序推进省级管网和直供管道建设,管网投资的逻辑已从“铺新摊子”转向“补断点”——省际互联互通、LNG接收站外输、气源配套管线,这些此前被忽视的“毛细血管”才是本轮投资的重点。
对产业链而言,这是一份时间跨度五年的确定性清单。钢管、压缩机、阀门、计量设备乃至管网数字化服务商,都将分食这2万公里的蛋糕;而储气库、LNG接收站的建设节奏,也将随“天然气储备占消费比重超13%”的硬指标同步提速。规划还罕见地提出加快海上地下储气库论证实施、探索地下储氢和二氧化碳储存等新业态——储运环节的技术路线,正在被这份规划悄悄拓宽。
03
经济账怎么算
规划在增储上产方面的表述,是三个关键词:老区、深层、海洋。
东部老区要做精细勘探,中西部和海域集中勘探,新区新领域放手风险勘探;资源接替的看点集中在深层超深层海相碳酸盐岩、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以及三大海域的潜山、地层岩性、深水深层和边缘凹陷。
配套举措同样明确:设立鄂尔多斯、渤海湾、川渝、塔里木、松辽、准噶尔等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实施海洋油气再提升工程,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迈向亿吨级;实施老油气田“压舱石”工程,让大庆、胜利等老油田长期稳产。2025年海洋原油增量已占全国增量的六成以上,渤海油田油气当量首破4000万吨——海洋,是肉眼可见的下一块主战场。
但规划给的是“安全账”,企业算的却是“经济账”。对比三桶油的成本曲线:2025年中海油作业费7.46美元/桶油当量,中石油单位操作成本12.04美元/桶,中石化现金操作成本14.54美元/桶——在布伦特60至90美元的机构主流预期区间里,后两者的盈利空间正在被明显压缩。
也正因如此,三桶油2026年的资本开支仍保持高位:中石油2794亿元、中石化1316亿至1486亿元、中海油1120亿至1220亿元,合计同比约增4%,其中中海油明确“十五五”勘探投入稳定在200亿元以上。低油价时代还要高投入增储上产,这既是国家意志,也是对企业成本管控能力的极限测试——谁能把桶油成本压得更低,谁才有资格在这一轮“硬骨头”竞赛里多分一杯羹。
04
下游“洗牌”
这份规划中最具市场冲击力的条款,藏在最后几页: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中国城镇燃气行业长期呈现主体分散、区域碎片化的格局,大量中小燃气企业气源议价能力弱、管网安全投入不足、调峰应急能力薄弱,在气价倒挂时更是首当其冲。规划点名的“整合重组”,等于把行业的结构性矛盾摆上台面:要么被大企业收编,要么抱团重组换取规模和议价权。
而价格联动机制的落地,则是要给行业装上“成本传导”的阀门——上游气价波动不再由下游企业独自消化,终端价格调整机制理顺后,整个链条的利润分配将重新洗牌。叠加规划提出的完善“X+1+X”油气市场体系,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的改革方向已经清晰:管住中间、放开两头,市场化的程度越高,不具备规模与成本优势的中小玩家就越难受。
对燃气上市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并购逻辑重新激活的信号;对地方政府而言,则是区域燃气资产整合的窗口期。规划用二十四个字的表述,撬动的可能是一个数千亿规模的市场格局重塑。
05
油企的第二曲线
这份规划最具信号意义的一点,是首次将CCUS(年注入二氧化碳1000万吨)、绿电制氢和多能融合纳入油气主业体系——传统油气与新能源之间的边界,被官方文件正式打破。
事实上,三桶油早已在财务上为这一天布局。中国石油提出2030年新能源开发利用能力占能源总供给当量超20%、2035年实现“新能源与油和气三分天下”;中国石化祭出“一基两翼三链四新”的产业新格局;中国海油则明确坚守油气“第一曲线”、培育海上风电等“第二曲线”,力争挺进海上风电第一阵营。规划把CCUS、绿电制氢写进油气主业,等于给这些转型投资发了“正当性牌照””——油企不再是被迫转型,而是被国家战略点名要求转型。
于是,油气公司的身份正在集体改写:从“油公司”到“综合能源公司”,从卖油卖气到卖“能源服务+碳管理”。1000万吨级的CCUS注入量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将出现一批规模化碳捕集与封存工程,而承接者大概率还是这些拥有地下构造认知和管网网络的油企——它们对“地下”的理解,是新能源公司暂时学不会的护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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