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沂、邳州、郯城三地的人凑到一块,聊不了几句就得抬杠。抬杠的由头,多半是周七猴子——这个活在新沂民间笑话里的聪明人,三县百姓都争着认领,仿佛谁抢到了他,谁就抢到了祖上那份机灵劲儿。
周七猴子究竟是何方神圣?你去问新沂人,他拍着胸脯说,周七猴子就住在新安镇,小时候爬树掏鸟蛋,掉下来把腿摔折过,有一个新沂的神医又帮他治好了;你去问邳州人,他白你一眼,说别听他胡扯,周七猴子的老坟还在邳州某村,早年间族谱上都记着;你要是问郯城人,他嘿嘿一笑,说你们争什么争,周七猴子打小在我们郯城的集市上卖豆腐,那是我们山东人的种。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拿不出铁证,谁也说服不了谁。争了几十年,争成了三地民间文化的一桩悬案。
这种争,让我想起另一桩公案来。
大约十年前,山西娄烦县要开发“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孙悟空的“户籍”问题,山东说、河南说、福建说、甘肃说、连云港说,吵成了一锅粥。山西学者认定娄烦依据最多,理由之一是唐高祖李渊当过楼烦郡太守,唐宋时楼烦是皇家“御马监”,与孙悟空当“弼马温”相吻合;此外当地有猴王庙、大圣堂,居民多姓孙,民间还流传着孙悟空原型孙大廷的口碑。
热闹是真热闹,可也有明白人说了一句戳破窗户纸的话:热衷于硬拉孙悟空为老乡,最终也是为了“经济唱戏”。
这话说得刻薄,却也实在。
周七猴子争到最后,争的当然不止是一个传说中人物的归属。新沂人说他是新沂人,新沂的民间文学就有了一个活招牌;邳州人说他是邳州人,邳州的文化谱系就多了一脉香火;郯城人说他是郯城人,郯城的乡土记忆就添了一份底气。说到底,争的是文化资源,争的是地方认同,争的是那句“你看我们这地方,自古出聪明人”的骄傲。
可争来争去,有一个基本事实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忽略了:周七猴子这个人,在正史里连个影子都没有。地方志不载,县志不录,族谱无考。他全部的生命,活在三地百姓的口头——今天你讲一个他智斗财主的故事,明天我传一个他戏弄贪官的笑话,后天他又冒出一个捉弄地保的段子。故事越传越多,形象越传越丰满,可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反倒没人深究了。
我问过新沂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他小时候听他爷爷讲周七猴子,讲得活灵活现。我问他,您真信有这么个人吗?老先生沉默了一会儿,说:“信不信的,反正我爷爷的爷爷就这么讲。你要说他没这个人,那这些故事是谁干的呢?”
这话说得质朴,却暗含了民间文化的真谛。周七猴子是谁,周七猴子是哪里人,在老百姓心里,答案早就有了:他是那个替穷人出气的聪明人,他是那个把富人耍得团团转的机灵鬼,他是那个在艰难岁月里让大伙儿能笑出声来的念想。至于他埋在哪块地头,他的子孙后代如今姓什么,谁在乎呢?
所以,新沂人讲周七猴子在新沂卖豆腐,邳州人讲周七猴子在邳州赶集,郯城人讲周七猴子在郯城打官司——这些故事并行不悖,各自成立。民间传说从来不需要统一的答案,它像一条河,流到哪儿就滋养哪儿,当地人把它捞起来,晒干,穿上自家的衣裳,就成了自家的人。
孙悟空是哪里人?《西游记》是神魔小说,本就没有“户籍”一说。周七猴子是哪里人?民间故事集大成者,同样没有“籍贯”可考。可人们偏偏要争,偏偏要认,这股执拗劲儿背后,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焦虑——我们总得抓住点什么,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邳州那位说“老坟在我们村”的汉子,新沂那位讲“族谱上写着”的老先生,郯城那位笑而不语的老人,他们心里未必不清楚这事的虚无。但他们都愿意相信,因为相信本身,就是乡土的黏合剂。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几个让人争着认领的人物,那这地方的故事,也就太寡淡了。
周七猴子到底算哪里人?
要我说,他既是新沂人,也是邳州人,还是郯城人。他属于所有讲他故事的人,属于所有在他的笑话里长大的人,属于所有在困顿中需要一点笑声的人。
那个真正活着的周七猴子,从来不在哪一块具体的土地上,而在三地百姓交错的讲述里,在茶余饭后的笑声里,在代代相传的记忆里。他的户籍,就是那些爱他的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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