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岁生日那天,张建民把女儿送来的血糖仪塞进了鞋柜。
“前年就偏高,今年还没复查,你总得知道自己是多少。”张楠把试纸和采血针放在餐桌上。
“我身体好不好,自己有感觉。”张建民夹起一块酱牛肉,“过个生日也不让人消停。”
张楠还想说话,被他用筷子敲了敲盘沿。
“凉了,吃饭。”
张建民是北京人,退休前在印刷厂修设备。妻子去世后,他一个人住在南三环外的老小区。女儿在通州上班,隔周过来看他一次,进门先翻冰箱,再问血压、睡眠和吃药的事。
张建民不喜欢她这样。
厂里的年轻人过去见了他都叫张师傅,设备停了要等他拿主意。退休才三年,在女儿嘴里,他却像成了一个连剩菜放几天都不会判断的人。
前年社区体检,他的空腹血糖高于正常范围,血脂也有一项偏高。社区医生让他调整饮食、增加活动,过一段时间复查,必要时到医院进一步评估。
他满口答应,复查却一直拖着。
生日过后的第二天,张建民去岳各庄附近找老同事下棋。回程时,他在超市冷柜前看见甜糯玉米做促销。促销员掰下一小截请人试吃,玉米粒紫白相间,软黏香甜。
旁边一位顾客说:“拿它换主食,省得晚上煮饭。”
张建民听进去了。
他过去一个人吃饭,图省事,常下一大碗面,挖两勺炸酱。吃完坐在电视前,再来一把花生。相比之下,玉米不用动锅,连袋煮十分钟就能吃。包装正面还印着醒目的“粗粮”字样。
他当天搬了一箱回家。
最初两个月,他每天晚饭吃一根玉米,配鸡蛋和凉拌菜,饭后在小区走四十分钟。裤腰松了一格,夜里胃里也不再发撑。
张楠再来时,看见厨房墙边摞着两个玉米箱。
“晚上就吃这个?”她拿起一袋看了看,一根有二百多克。
“换主食,挺好的。”
“换可以,量也得算。你别觉得是粗粮就随便吃。”
张建民正在擦灶台,抹布往水池里一扔:“吃面不对,吃玉米也不对。你干脆每天列张菜单,我照着签字。”
“我就是提醒你。”
“提醒一次就行,别没完没了。”
张楠从鞋柜里找出生日时送来的血糖仪,拆开包装,想教他怎么用。张建民把盒子推回去。
“拿走,我不用。”
“测一次能费多大事?”
“我说不用。”
两人隔着餐桌对视了一会儿。张楠把仪器放进抽屉,没有带走。
入冬以后,北京天黑得早。张建民嫌外面冷,晚饭后的散步从四十分钟缩到十来分钟。后来碰上刮风,他连楼也不下。
与此同时,甜糯玉米越吃越多。
一根吃完不顶饱,他便再热一根。有时看电视到十点又饿,他把玉米当夜宵。早上不愿熬粥,也拿一根对付。玉米软,不费牙,垃圾一收,厨房连油烟都没有。
鸡蛋要煎,菜要洗,他渐渐懒得准备。两根玉米配一瓶标着“无蔗糖”的饮料,在他看来比面条、米饭和炒菜清淡得多。
第二年春天,他开始容易口渴,夜里要起来两三次。小区供暖还没停,他把口干归咎于屋里太热。眼睛偶尔发花,他便摘下老花镜,用衣角反复擦镜片。
社区医生打电话提醒他复查,他说最近忙,过些日子再去。
张楠问起来,他又换了一种说法:“查过了,没事。”
“报告呢?”
“没拿纸,手机上看的。”
“发给我看看。”
“早删了。”
张楠没有拆穿他,只说下回陪他一起去。张建民立刻皱起眉:“你请假扣钱不扣钱?我这点事用得着你跟着?”
他并非完全不担心。
那年五月,他从抽屉里翻出血糖仪,照着说明书扎了一次手指。屏幕上的数字比前年体检时高出不少。他盯着看了半天,先怀疑手没洗干净,又觉得试纸在抽屉里放久了不可靠。
他重新洗手,却没有测第二次。
带血的棉签被他裹进纸巾,血糖仪也放回了抽屉最里面。第二天起,他索性把米饭和面条彻底停了,认定自己做得还不够严格。
早晨一根甜糯玉米,晚上通常两根。饿得快时,他会再加一根。中午如果在外面吃饭,他把菜里的肉挑几块吃,主食一口不碰,回家后反而用玉米补上。
夏天鲜玉米上市,菜市场摊主记住了他,专门给他留颗粒饱满、口感最黏的。张建民一次买十几根,煮熟后冻起来。
同楼的老方见他拎着一大袋,问:“你吃这个,血糖真下来了?”
张建民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我米面都戒了,肯定比以前强。”
“你测过?”
“没觉得哪儿难受,老测它干什么。”
话说得硬,回家以后,他却把那袋玉米放在厨房地上,半天没有往冰箱里收。
到了第二年秋天,张建民体重比两年前轻了近五公斤。邻居都说他瘦了,他自己也把这当成饮食有效的证明。
只有裤腰并没有松多少,胳膊和腿倒细了些。上三层楼时,他比过去更容易累,坐下要缓一会儿。他仍不肯承认身体出了问题,只说人到六十多岁,没必要养一身肉。
一次穿新鞋去公园,他右脚后跟磨破了一块。起初只是表皮破损,他贴上创可贴,照常出门。十来天过去,伤口没有利落地长好,周围还有些红。
张楠周末来送东西,发现父亲走路时右脚不敢落稳。
“脚怎么了?”
“鞋磨的。”
“我看看。”
“有什么可看的。”
张楠蹲下去碰他的鞋帮,他往后退了一步,撞得椅子在地砖上拖出一声响。争执中,袜子还是脱了下来。
看到那处伤口,张楠抬头问:“多长时间了?”
“没几天。”
“爸,你跟我说实话,血糖到底测没测过?”
张建民弯腰抢袜子:“一小块破皮,非得往血糖上扯?”
“你体检报告不给我看,血糖仪也没动过。下周社区年度体检,我陪你去。”
“我不去。”
“脚一直不好,你还要拖?”
“我说了是鞋磨的!”张建民把袜子攥在手里,“我吃得比谁都注意。早晚都是粗粮,米面一口不碰,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张楠看了看冰箱。冷冻层塞满透明食品袋,每袋装着两三根甜糯玉米。
她拿出一袋:“你一天吃多少?”
“跟你没关系。”
“那你自己去看伤口,行不行?”
张建民没有回答。他穿上拖鞋,拿起钥匙出了门,在小区花园里一直坐到天黑。
回家时,张楠已经走了。餐桌上放着消毒用品和一张预约单。她替他登记了下周一的社区体检,便签上只写了一句话:七点我来接你。
周一早晨七点,张楠按响门铃。
张建民醒着,却在屋里坐了几分钟才开门。他已经空腹,连开水都没喝,显然并非真的不打算去。
“我自己能走,不用扶。”他一开门就说。
“没人扶你。穿外套吧。”
从张建民第一次成箱购买甜糯玉米算起,到这次体检,正好两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挤满了空腹来抽血的老人。张建民抽完血,吃下女儿带来的鸡蛋和半个菜包,嘴上还在埋怨:“查来查去都是那几项,折腾一上午。”
部分结果当天下午出来。慢病门诊的周医生调出他的资料后,把姓名和出生日期重新核对了一遍。
两年前,张建民的血糖只是达到需要重视、进一步观察评估的程度。如今空腹血糖明显升高,糖化血红蛋白也提示近几个月血糖持续控制不佳,甘油三酯偏高。结合这两年的体重变化、口渴和夜尿情况,已经不能再靠“少吃点”自行处理。
饮食登记表上,张建民写的是:不吃米面,长期粗粮,饮食清淡。
周医生指着那一行问:“你平时到底怎么吃?”
“早晚都不吃细粮。”张建民坐得很直,“肉也很少吃。”
“主食是什么?”
“玉米。”
“哪种玉米,一顿多少?”
“甜糯的。早上一根,晚上两根。”
医生抬头看他:“每天?”
“差不多。有时晚上饿,再吃一根。”
周医生看了一眼包装照片。张楠来之前拍过冰箱里的存货,每根净含量二百二十克左右。
“饮料呢?”
“无蔗糖的,不是甜饮料。”
“运动?”
“以前每天走。冬天少一点,后来脚破了,就没怎么走。”
周医生把这些情况重新记下,又问他是否自行测过血糖。张建民低头抠着报告单右上角,没有出声。
“爸,问你呢。”张楠说。
“测过一回。”
“多少?”
“记不清了。”
“什么时候?”
“五月吧。”
周医生显然没有料到他把“不吃米面”执行成了每天大量吃甜糯玉米,更没有料到他看到异常数值后停掉的不是过量饮食,而是复查。他靠回椅背,脱口而出:“你吃啥了?”
张建民原本等着医生肯定他的自律。那句问话落下来,他先朝门外看了一眼,像是怕候诊的人听见,接着把报告举到离眼睛很近的地方。镜架从鼻梁滑下,他摘下来,用衬衣下摆擦了两遍,纸上的数字仍没有变化。
“我没乱吃。”他把报告按回桌面,声音发闷,“烟戒了,酒也很少喝。米饭、馒头、面条,我两年都没碰几口。”
“可玉米也是主食。”周医生说。
“玉米不是粗粮吗?”
“是主食的一种。叫粗粮,不等于不含淀粉,也不等于不限量。”周医生拿笔在纸上写下他一天吃玉米的次数,“你吃的还是口感软黏的甜糯品种,一次两根,有时三根,全天总量并不少。再加上活动减少、饮食搭配单一,原先的血糖异常又没及时复查,问题就这样拖下来了。”
张建民像没听全,追问了一句:“所以,是玉米把我吃成这样的?”
“不能这么说。”周医生放下笔,“单靠这一次体检,也不能把所有异常都归到某一种食物。你本来就有风险,后来主食总量没控制好,又停止监测。甜糯玉米不是不能吃,关键是算进一餐的主食量,不能因为它叫粗粮,就一天吃好几根。”
“可我瘦了五公斤。”
“瘦不一定代表控制得好。你这段时间口渴、夜尿多,又吃得单一,体重下降更需要结合检查判断。”
张建民的手从报告上挪开,压到自己膝盖上。他本想向女儿证明,这两年没有白白忌口。实际摆在眼前的,却是他最不愿承认的事:那次血糖仪没有坏,他也不是不知道。
张楠转向他:“你五月就测高了?”
“就一回,未必准。”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正常?”
“你一知道,天天都得问。”张建民语气陡然高起来,“我已经吃成这样了,还要我怎么样?一天到晚跟个犯人似的记数字?”
门外有人敲门询问还要等多久。周医生让护士先叫下一诊室,又检查了张建民脚后的伤口。伤口目前表浅,没有明显脓性分泌物,但持续未愈,必须处理和观察。
医生给他开了进一步检查和转诊建议,让他尽快到综合医院内分泌科接受完整评估。是否需要用药、用什么方案,要结合后续结果由接诊医生决定,不能凭一次指标自行停吃某样东西,更不能继续拖。
张建民问:“我把玉米停了,能不能先不去医院?”
“不行。”周医生回答得很直接,“先把情况查清楚。”
从诊室出来,张楠没有像往常那样数落他。她去窗口确认转诊流程,回来后把单子递给父亲。
“周三上午,我请半天假。”
“我自己去。”
“你上次也说自己去。”
这句话把张建民堵住了。
两人走到一楼大厅,自动门开合时灌进一阵凉风。张建民把报告折了两次,塞进口袋,又觉得揉皱了不好,取出来慢慢抹平。
“五月那次数挺高。”他说,“我想着再少吃点,兴许就下来了。”
张楠盯着大厅里的叫号屏:“所以你把午饭也省了?”
“有时候省。”
“你怕我管,就拿自己试。”
“我是不想什么事都听你安排。”张建民说完,停了一会儿,“也怕真查出毛病。”
张楠没有接这句话。她把预约单从他手里抽出来,折好放进自己的包:“周三我来。检查做完,以后怎么管,听医生的。你自己的事,你也得出声,别全推给我。”
后续检查确认,张建民需要进入规范的血糖管理和随访。医生结合检查结果为他制定了治疗方案,营养门诊也让他连续记录一周饮食。
记录到第三天,他才看清自己所谓的“清淡”是什么:蔬菜和蛋白质时有时无,玉米却一天没断过;“无蔗糖”饮料也被他当水喝;天气一冷,每日步数还不到过去的一半。
营养师没有让他永远告别甜糯玉米,只要求他控制份量,把它算进当餐主食,搭配蔬菜和适量的鱼、蛋、豆制品或瘦肉,避免长期用单一食物顶掉整顿饭。
张建民起初很不习惯。
以前热两根玉米只需十分钟,现在要买菜、择菜,还得按时监测。手指扎疼了,他会冲女儿发火;女儿问得急,他就把记录本合上。有一次他夜里饿,偷偷热了一根玉米,吃完把玉米棒压在垃圾袋最下面。
第二天早晨,血糖数值不好看。他对着记录本坐了很久,还是写下了那顿加餐。
张楠晚上看到,没有翻垃圾桶,也没追问他为何偷吃,只把冰箱里分装好的食物往前挪了挪。
“下次饿了给我发消息,或者按营养师说的准备。”
“半夜也发?”
“我没醒你就自己选。别吃完又装没吃。”
“我又不是怕你。”
“那就记上。”
父女俩并没有因此变得无话不谈。张建民仍不许女儿擅自翻他的抽屉,张楠也改不了一着急就替他做决定。两人最终约定:他按时复诊,如实记录;连续两次漏测,女儿可以提醒,但不能因为一个数值就打三遍电话。
三个月后复查,相关指标较前改善,脚后的伤口也已经愈合。医生让他继续按方案治疗和随访,并没有给出“以后就没事了”的保证。
张建民付出的代价很具体。他不能再凭感觉吃饭,每天要留时间买菜、运动和监测;老同事约饭时,他也得承认自己有血糖问题。最让他难受的,是过去说得太满。楼里的老方还跟着他买过两箱甜糯玉米。
那天老方在院门口递给他一根刚煮好的玉米,笑着问:“张师傅,你那套粗粮法还管用吗?”
张建民接过来,掰下大约半根,把剩下的还回去。
“我以前吃得太多,还不复查。你别照我那个量来,有问题问医生。”
老方看了看手里的半截玉米,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只说自己下周正好要体检。
回到家,张建民把冷冻层清了一遍。剩下的甜糯玉米按每餐需要的份量重新装袋,多出的送给了邻居。最底下两根冻得发白,已经记不清放了多久,他没有再舍不得,直接扔进厨余垃圾桶。
周五复诊前一晚,张楠来吃饭。桌上有油菜、豆腐和一小盘鱼,张建民面前的主食里放着半根甜糯玉米。
吃到一半,他从电视柜里拿出记录本,推到女儿手边。
“明天我自己去。号是十点,不用你请假。”
张楠翻到最新一页。饮食、用药和监测结果都写着,夜里加餐那一格也没有空着。
“到了发消息。”她说。
“行。”
饭后,张楠去水池边洗碗。张建民把没有吃完的半截玉米装进保鲜盒,在盒盖上贴了一张小纸条,写下日期和“明早主食”。他把保鲜盒放进冰箱最外层,又回到厨房,从女儿手里接过洗净的盘子,一只一只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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