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何被移出中学课本20年后又重回？

2001年，北京，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面对记者谈到教材删文时，给出的解释并不复杂：课本需要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和时代要求。此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已经离开中学语文课本，而这篇曾经影响几代人的文章，后来又在2021年重新出现。

一篇文章，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起落？

它没有消失于文学史，也没有从抗美援朝战争的记忆中被抹去。变化发生在中学教材里。教材不是普通文集，篇目选择往往要兼顾语言训练、价值教育、历史叙述和时代环境。因此，一篇文章的入选与退出，常常不只关乎文章本身。

《谁是最可爱的人》的经历，恰好把战争文学、教材编写和国家文化记忆这几条线交织在了一起。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朝鲜半岛。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那不是一场可以用几句口号概括的战争，部队面临的是装备、制空权、后勤条件等多方面压力。

志愿军官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作战。战场上有严寒，有山地，有长距离行军，也有持续不断的炮火。对国内普通群众来说，前线战士的形象大多来自报纸、广播和文艺作品，真实的战斗生活仍隔着很远。

魏巍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是坐在后方凭空想象，而是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志愿军部队，接触了大量一线官兵。他看到的既有战斗中的勇敢，也有行军、休息、吃饭和等待命令时的普通状态。

这类观察很重要。

英雄并非只存在于高大的雕像和战报数字中。真正能够进入读者心里的，往往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小事，以及人在生死关头做出的选择。

1950年底至1951年初，魏巍在朝鲜前线采访。那段经历给他的写作带来了直接材料。回国后，他整理见闻，写成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文章并不是单纯记录一场战斗，而是通过几个片段，回答了一个问题：志愿军战士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

一、文章诞生时，国家需要一种能够被群众听懂的英雄叙事

当时的文学创作有鲜明的时代任务。新中国成立不久，社会正在经历国家建设、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等重大变革。文学作品不仅承担审美功能，也被寄予了组织情感、凝聚共识和说明现实的责任。

《谁是最可爱的人》之所以产生较大影响，与它的写法密切相关。魏巍没有把文章写成一份枯燥的军事报告，也没有一味堆叠宏大判断，而是把战场见闻放在人物身上，让读者从细节里理解志愿军的精神状态。

文章开头提出“谁是最可爱的人”，随后展开叙述。这个问句并不只是修辞，它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正在寻找答案的现场。

有意思的是，文章写的并非某一位将军，也不是某一个著名战斗英雄，而是一个群体。松骨峰阻击战中的官兵、火场中坚持作战的战士、在艰难条件下保持纪律和责任感的人，共同构成了“最可爱的人”这一称谓。

稿件最初送到《解放文艺》编辑部后，得到主编宋之审等人的重视。文章后来由《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时任《人民日报》社长，报纸将其刊登在1951年4月11日的版面上。作品发表后迅速传播，影响远远超出一般文学副刊文章的范围。

当年，不少读者通过报纸第一次较为集中地了解到志愿军的战斗生活。文章语言明白，叙事有现场感，又没有把普通人写成遥不可及的神像，这使它具备了很强的传播能力。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文章给予肯定，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社会影响。随后，它被选入语文教材，成为中学生接触抗美援朝题材的重要篇目。

教材中的文章，和报纸上的文章并不完全相同。进入课本后，它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既要让学生学习叙事和抒情，也要让学生理解志愿军为什么参战、怎样作战，以及战争对于普通人的实际考验。

因此，它的价值从一篇战地通讯式散文，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公共文本。

二、松骨峰不是一个抽象地名，而是文章立得住的历史支点

《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具冲击力的部分，来自对松骨峰战斗的叙述。松骨峰战斗发生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期间。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持续到12月24日，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展开反击，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当时，志愿军第38军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第112师第335团在松骨峰一带实施阻击，目标之一是牵制和阻挡南撤的敌军，为主力部队行动争取时间。

在山地战场上，一处高地往往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它可能控制道路，影响部队撤退，也可能成为双方争夺交通线和部署空间的关键位置。松骨峰的意义，就在于它处在敌军行动路线附近，守住它，意味着要承受正面冲击。

战斗持续时间不长，却异常激烈。志愿军部队面对火力占优的对手，依靠地形、工事和顽强的近战抵抗进行阻击。战斗造成较大伤亡，但阻击任务完成，对第二次战役的整体推进发挥了作用。

这段历史背后，还有一个常被提到的细节。第38军军长梁兴初曾因前期作战表现受到彭德怀批评，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在关键行动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彭德怀后来称其为“万岁军”。这件事说明，战场评价并非一成不变，部队最终要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战斗力。

魏巍写松骨峰，并不是为了展示军事术语，而是把战斗中的选择写出来。阵地受到冲击时，官兵知道留下意味着危险，却仍然要完成阻击任务；部队伤亡增加后，个人安危与整体任务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

文章真正有力量的地方，不在于把战争写得多么壮烈，而在于它没有回避战争的代价。

战斗会带来伤亡。阵地会被炮火破坏。人的身体会疲惫，意志也会承受压力。正是在这些条件下，志愿军战士的责任感才显得具体，而不是一句悬空的赞美。

魏巍曾在文章中写到，战士们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坚守阵地。这种表达带有明显的文学加工，但基础来自真实战场。文学不是战报，却不能脱离战报；它可以提炼精神，却不能消解战争的残酷。

有一名战士曾对采访者说：“阵地不能丢，后面的部队还要过来。”

魏巍问：“你们不怕吗？”

对方回答：“怕也得顶住。”

这类对话无法代替史料，也不能当作所有战士的原话，但它符合文章所呈现的战场逻辑：士兵并非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存在时仍承担任务。把这一点讲清楚，比一味把英雄描写成“无所畏惧”更接近战争中的人。

三、文章为什么能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谁是最可爱的人》进入教材后，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报纸阅读通常是一次性的，课文学习则会伴随着朗读、讲解、背诵和考试。学生不仅阅读内容，还会分析结构、人物和语言。

许多中学生第一次接触抗美援朝，并不是从军事史教材开始，而是从这篇文章开始。课文把宏大的战争压缩成几个可感知的场景，再把这些场景连接到国家、人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上。

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战争文学写法。

它不只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还试图解释“为什么值得记住”。志愿军的形象，在作品中兼有两个层面：一方面，他们是承担军事任务的部队；另一方面，他们又被塑造成新中国人民军队的代表。

这种塑造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动员。抗美援朝需要国内群众理解战争、支持战争，也需要新中国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战场上的牺牲被纳入民族共同体叙事，战士的行为则被解释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

不能因此把文章简单归为宣传品。宣传并不等于虚构，文学的政治功能也不必然排斥文学价值。关键要看作品是否建立在真实经验上，是否能够通过具体人物和复杂场景让读者获得自己的判断。

《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这一点上相对成功。它有明确立场，却没有把所有内容写成口号；它赞美志愿军，却保留了战争的艰苦和牺牲；它强调集体，却没有完全抹掉普通战士的个体感受。

学生朗读课文时，记住的往往不是抽象结论，而是那些关于阵地、炮火、行军和谈话的段落。文学作品一旦进入课堂，就会被一代代学生重新解释。有人关注语言，有人关注人物，有人从中认识到战争并不浪漫。

这种多重阅读，也是文章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

四、2001年离开课本，不能只用“文章不好”来解释

进入21世纪后，语文教材面临新的调整。教育改革强调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学生阅读能力和现代社会生活，教材篇目需要在古今中外、文学性与实用性之间重新配置。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社会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同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国际政治和安全议题再次出现重大变化。把这两个事件直接说成某篇课文被删除的单一原因，并不严谨，但它们确实构成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教材编写从来不是只看一篇文章的文学水平。篇目数量有限，课程目标变化，学生年龄特点变化，都会影响取舍。一篇战争题材散文如果包含较强的战场冲突、牺牲场面和鲜明的政治语境，编写者就需要重新评估它是否适合当时的教学体系。

王旭明后来谈到《谁是最可爱的人》被删时，曾用简短的话概括为作品与当时教材环境之间存在不完全适配。这个说法更接近教材调整的实际逻辑，而不是对文章价值的全面否定。

课本没有收录，不代表作品失去文学地位。教材也不是永久陈列室，篇目会根据课程标准和教育目标进行替换。鲁迅的文章、革命历史题材文章以及外国文学作品，都曾在不同版本教材中经历增删变化。

但《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退出仍然引发了较大讨论，因为它承载的不只是文字训练，还有一整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成年人记得课文里的段落，记得老师讲松骨峰，甚至记得课堂上齐声朗读的声音。

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对教材编写者来说，课本需要更新；对普通读者来说，课文又不仅是课文，而是个人成长经历的一部分。

教材调整与个人记忆之间，难免出现落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的删去并没有形成一条明确的“历史否定”结论。公开信息中，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篇文章因为某一个领导批示或某一项外交决定被直接撤下。将复杂的教材调整归结为中美关系变化，容易把教育政策、课程改革和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说得过于简单。

国际形势会影响社会关注点，却通常通过政策理念、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机制间接发生作用。历史研究需要看到这种中间环节。

五、2021年重回课本，重点已不只是“赞美英雄”

202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新进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成为七年级下册的课文之一。文章回归后，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同解读，有人认为这是抗美援朝纪念教育加强的表现，也有人把它与近年国际关系变化直接联系起来。

后一种解释有一定背景，但仍不能替代教材本身的编写逻辑。2021年前后，统编教材更加重视革命传统教育、国家认同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系统呈现。抗美援朝战争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历史事件，需要在基础教育中保留相应位置。

文章重新入选，意味着它的教育功能再次得到确认。但课堂上的讲法已经不应停留在过去那种单一的情绪调动。学生需要知道志愿军为什么入朝，战争发生在怎样的国际背景中，第二次战役的战略意义是什么，也要理解胜利背后的巨大代价。

课文中的英雄主义，不能被讲成没有条件的神话。

志愿军战士之所以可敬，不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的正常感受，而是因为他们在严酷环境中完成了职责。教材若只强调勇敢，却不讲后勤困难、装备差距和伤亡代价，学生得到的就可能是一幅过于平面的战争图景。

重新收录后的文章还具有语言教学价值。它的叙述层次清楚，材料安排有重点，议论与记叙结合紧密。作者先提出问题，再通过人物和战斗片段逐步推进，最后形成对志愿军群体形象的概括。这些写法，对于初中生理解记叙文结构很有帮助。

一位教师在备课时问学生：“文章为什么不只写一场战斗？”

学生回答：“因为作者想写的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群人。”

教师又问：“那为什么要写得这么具体？”

学生说：“具体了，才知道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这段课堂式对话体现出课文回归后的另一层意义：它不只是要求学生接受一个结论，还可以引导学生分析作者如何使用材料，怎样从个体经验上升到群体形象。

六、课本的取舍，折射的是历史记忆的使用方式

《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课本中的二十年空缺，反映出教材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它不是静止的历史档案，而是国家根据课程目标，对公共记忆进行筛选和编排的文化工具。

这种筛选有其必要性。中学课本篇幅有限，学生年龄有限，社会环境也在变化。每个时期都会突出不同的知识重点和价值内容。问题在于，删改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记住”或“忘记”的二选一。

一篇文章离开课本，可能仍在报刊、选本和纪念活动中流传；一篇文章重新入选，也不意味着课堂只能采用原有的讲法。文本的地位变化，常常说明社会正在重新安排理解历史的角度。

2001年，教材更重视面向新世纪的课程调整；2021年，革命传统和国家历史教育得到更明确的强调。两个节点之间，不是文章质量发生了突然变化，而是教育目标和公共文化需求出现了变化。

这也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值得分析的地方。它的命运并非由文学价值单独决定，而是受到战争记忆、国家认同、课程标准和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但这种影响应当被具体分析，而不是被夸张成某种神秘操控。教材编写有公开的课程要求，也有专业的文本评估，更有版本更替和教学实践的反馈。某篇文章被删除或恢复，往往是多个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

抗美援朝题材在不同年代的表达，也确实存在差异。战争年代重视动员和鼓舞，改革开放后更强调历史反思与多元阅读，进入新时代后又更加重视国家记忆和革命传统教育。同一篇文章在不同课堂中被赋予的侧重点，不可能完全相同。

对于《谁是最可爱的人》而言，松骨峰战斗是历史基础，魏巍的写作是文学呈现，教材收录则是公共教育选择。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却也无法割裂。

战斗决定了文章写什么。文学决定了读者怎样进入那段历史。教材则决定了哪些内容会在特定年龄阶段被反复讲授。

因此，文章曾经离开课本二十年，又在2021年回归，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删错了、改回来了”的故事。它显示了历史文本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位置，会随着课程理念和时代任务而改变。

《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新编入七年级语文课本后，松骨峰的地名、志愿军的战斗和魏巍的文字再次进入课堂。教材版本会继续变化，课文的讲解方式也会不断调整，但这段文字在教材史上的两次转折，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与文化记忆变迁中一个清晰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