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在骨科诊室门口坐了三个小时零四十分钟,裤子后面磨得发亮的那块地方对着墙,腰直不起来,两只手撑着膝盖,像一尊被压弯了的石像。走廊里人来人往,有推轮椅的,有举着片子的,有蹲在地上哭的,他都不看,就那么弓着背坐着,眼睛盯着自己那双解放鞋的鞋尖。
四个月前他开始腰疼。在村里诊所拍了片子,说腰椎间盘突出,开了膏药和止疼片。贴了两个月不管用,又去县医院,做CT,医生说骨质增生,理疗扎针又花了两千多,还是疼。他每天晚上趴在炕上让我婶拿热毛巾敷,敷完能睡俩小时,半夜又疼醒。
我过年回家看他,他正弯着腰在院子里劈柴。我说大伯咱去北京看看吧。他摆摆手说啥北京,我这点老毛病犯不着。可我看见他劈三下柴就要扶着腰歇一会儿,脑门上全是汗,大冷天的。
我说我出钱,我请年假,我陪你去。他嘴硬了三天,第四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那行吧,车票你买便宜的。
到了北京我们住在东四一个地下旅馆,八十块钱一晚,走廊里永远有股霉味。我让他住上面铺,他非说腰疼睡下面方便,其实我知道他是怕半夜起夜爬梯子吵着我。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就把他薅起来去排队,专家号挂到了下午第四个。
他在诊室门口一直喝水,保温杯里我给他泡的枸杞,他一口接一口,喝完了又去接开水。我说大伯你别紧张,就是检查检查。他嗯了一声,把杯子攥得紧紧的。
终于叫到他的号。进去之后专家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大夫,戴着金丝眼镜,先翻了翻我们在县医院做的片子,又让我大伯躺到检查床上,在他腰上几个地方按了按,问他哪里疼。我大伯咬着牙配合,手指把床单揪出了褶子。
检查完专家坐回去,看了一会儿病历,又看了我大伯一眼,然后抬头看我。
“他以前是不是干过重体力活?背过很重的东西?”
“一辈子种地,年轻的时候还在矿上干过几年,”我说,“腰肌劳损肯定有的。”
专家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然后说了那句话。
“腰椎本身没什么大问题,骨刺也不严重,不至于疼成这样。”她把片子插回灯箱,指着上面一小块阴影说,“但是他左肾上有个东西,大概三公分,边界不太清楚。你们在当地做的CT没扫到这片。我建议马上做增强CT,加一个肿瘤标志物检查。”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像被人从后脑勺拍了一闷棍。诊室里安静了两秒,我大伯慢慢从检查床上坐起来,裤子还没扎好,就那么坐在床边看着我。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笑了一下,说大夫,是癌不?
专家说现在还不好判断,先做检查。
我扶着大伯从诊室出来,他走路比来的时候还慢。我问他渴不渴,他说不渴。我说大伯你别怕,咱先检查,说不定是良性的。他点点头,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又开始盯着自己的鞋尖。
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的手。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拇指关节肿得老高,年轻时候在矿上砸的。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他背我去镇上赶集,把我架在脖子上走了三里地,我揪着他的头发笑,他脖子上的汗把我的裤子都浸湿了。那时候我觉得大伯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气的人,能扛起一整座山。
“小斌,”他开口了,嗓子哑哑的,“要是真不行了,你也别花冤枉钱。咱回家,你婶还等我收麦子。”
我说大伯你别胡说,你才五十八。
他不说话了,从兜里摸出一根烟想点上,看了看墙上的禁烟标志,又把烟塞回去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小时候我给你买的那个糖葫芦,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记得,山楂特别酸。他嘿嘿笑了,说那个是假的,卖糖葫芦的掺了野果子,我去找他理论他还想打我,我背着一麻袋土豆跟他对峙了二十分钟。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下来。我说大伯你等着,我去给你买真的。
他拉住我的胳膊,力气还挺大。“先看病,”他说,“看完了再说糖葫芦的事。”
那天下午我带他去做了增强CT。等结果的时候我们俩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北京三月的风还是凉的,他把外套脱了披在我身上。我说我不冷,他说你穿那么少,回头感冒了谁照顾我。
我看着马路对面来来往往的车流,想起小时候他在我屁股后面追着让我穿秋裤的样子。那时候我嫌他啰嗦,现在我想让他啰嗦一辈子。
结果要第二天才能出来。晚上回到地下旅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听见他在下铺小声咳嗽。我把头探下去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你赶紧睡。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了,声音在黑暗里闷闷的。
“小斌,不管结果是啥,你能带大伯来北京这一趟,大伯就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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