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我叫刘玉芬，今年48岁，回想起我这半辈子，最让我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年结婚那天，我为了那点改口费跟婆婆置气，闹得整个婚礼不欢而散。
那是1998年的秋天，我跟建国处了两年对象，终于要结婚了。建国是我们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人老实，家里就他一个独苗，上头还有个守寡多年的老娘。他娘我见过几次，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见人就先笑三分。
订婚那天，建国娘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的说：“玉芬啊，以后你就是我闺女了，喊我一声妈吧。”
屋里坐着一堂子亲戚，都眼巴巴看着我。可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我娘还在世呢，凭啥这么早就管别人叫妈？再说了，八字还没一撇，改口费还没见着影，凭啥先喊？
我低着头，装作没听见，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屋里一下子安静得能听见苍蝇飞。建国在桌子底下踢我的脚，我梗着脖子就是不开口。
我娘后来知道了，气得拿笤帚疙瘩追着我打：“你这个死妮子，人家老太太一片好心，你咋这么不懂事？”
我撇着嘴：“妈，你不懂，这年头改口费没给够，凭啥叫妈？我听说邻村小翠嫁过去，婆婆给了八百八呢！”
我娘叹了口气，摇摇头没再说话。
转眼就到了结婚那天。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秋风一吹，透骨的凉。我穿着大红的的确良褂子，头上盖着红盖头，坐在建国家的堂屋里。屋外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屋里烟雾缭绕，弥漫着一股子艾草和红烛混合的味道。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矩，新媳妇进门要给公婆敬茶，改口叫爸妈，公婆要给改口费。建国爹走得早，就婆婆一个人坐在太师椅上。
我端着茶跪下去，膝盖硌着青砖，凉飕飕的。我心里盘算着：邻村小翠八百八，我怎么着也得一千零一，图个千里挑一的好彩头。
“妈，您喝茶。”我这声“妈”叫得又脆又亮。
婆婆接过茶，抖抖索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那红包薄薄的，轻飘飘的，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把红包拆开了——里头就两张，一张十块，一张两块，一共十二块钱。
我脸腾地一下就红了，血往头上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周围的婶子大娘们都伸长了脖子看，有几个还窃窃私语。
我把红包往桌上一摔：“妈，您这是打发要饭的呢？”
满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建国的脸也白了，拉我的胳膊：“玉芬，你干啥呢！”
婆婆没说话，只是慢慢地站起来，走进了里屋。
那顿喜酒吃得没滋没味。我坐在新房里生闷气，越想越委屈，越想越觉得婆婆是故意给我难堪——当初让我叫妈我没叫，她这是记仇呢！
当天晚上，建国跪在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他把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子皱巴巴的钱，还有一张纸。
“玉芬，你看看吧。”建国的声音哑了。
那张纸是一张欠条，上头写着：今借张桂兰现金三千元整，用于给儿子建国娶亲。落款是建国他二叔。
建国说：“玉芬，我娘为了给咱们办这场婚事，把她攒了十几年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还不够，又跟我二叔借了三千。你手里那十二块，是我娘身上最后的钱了……她说，一块零两块，寓意‘一生富贵’，是她能给你最好的祝福了。”
我一下子懵在那里，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建国接着说：“我娘早上还跟我念叨，说对不住你，让你受委屈了。她本来想去镇上取点钱，可她的腿……你不知道，她的腿是年轻时候在生产队干活压坏的，一到阴雨天就疼得下不了炕。今天下雨，她硬是撑着给你张罗了一天……”
我冲出新房，跑到婆婆屋里。婆婆正坐在炕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针一线地缝着什么。看见我进来，她慌慌张张地把东西藏到身后。
我一把抓过来——是一双虎头鞋，针脚细密，绣着两只憨态可掬的小老虎。
“妈说……妈说你们以后有了娃，能穿上。”婆婆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玉芬，是妈没本事，让你在众人面前丢了脸……”
我“扑通”一声跪在婆婆面前，抱着她的腿放声大哭：“妈！妈！是我不懂事，是我错了！”
婆婆枯瘦的手，颤颤巍巍地摸着我的头，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我的红盖头上。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婆婆走了整整十年了。
每年清明，我都要给她烧一双亲手做的虎头鞋。我常跟我儿媳妇讲：“闺女啊，人这一辈子，别拿钱去衡量情分。真心换真心，才是过日子的道理。”
那十二块钱，我至今还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每次看见，心里就发酸——那是一个苦命的老太太，掏心掏肺给我的一生富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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