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潘伦恩，记述的三则奇闻异事，让人不得不相信劫数的厉害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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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今天的任何一本历史书，你都很难找到一个叫潘纶恩的名字。手机上搜一下，大概率一片空白。可这个清朝咸丰年间的安徽泾县读书人，字箨园，留下过一本笔记小说《道听途说》：十二卷，一百十三则，咸丰三年成书，光绪年间就有了铅印本，一直传到今天。

他这一辈子，专记一些谁也躲不过的命数。我挑了他记的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里没有青面獠牙的鬼怪，也没有善恶有报的大快人心，只剩一种冷冰冰的东西：人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按着走，走到该去的地方，分毫不差。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潘纶恩笔下这些让人不得不信的劫数～

冷血的阎王账

在传统的民间故事里，阴曹地府的鬼神往往是讲人情的。人如果做了善事，判官可能会在生死簿上给添上几年寿命；如果受了冤屈，厉鬼也会在阳间帮忙复仇。但在潘纶恩《道听途说》的记录里，命运不讲人情，冰冷，机械，分秒不差。

潘纶恩记的头一则3，是个韩城读书人，叫屠钤。屠钤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始终榜上无名，心中意气难平，便一个人走到少梁散心。在一座古刹里，他遇见一位举止疯癫的僧人，僧人递给他一杯酒，他喝下后便昏睡入梦。

在梦里，屠钤来到了阴曹地府。他看到自己的族叔屠华被铁链锁着，而屠华已经去世三年了。屠华告诉他，自己生前做了不少不守规矩的事情，在阴间已经受尽了油釜刀山之苦，如今阿鼻地狱的三年刑期已经届满，当晚就要投胎转世为人。可屠华却抱怨说，阴司判他来生去做秀才，他觉得这个惩罚未免罪浮于恶，也就是说，罚他做秀才比他生前犯的错还要重。屠钤听了这话非常困惑，他自己十次考试都落第，若能得个秀才功名，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为什么叔父反而把秀才当成一种惩罚呢？

屠华见他不懂，便让他亲眼观看转轮王审案。只见屠华受完杖刑，被赐予秀才的衣冠，然后就被推入了转轮，投胎去了。屠钤看到这一幕，心中大怒，正要冲上公堂与转轮王理论，一个长臂鬼拦住了他，说出了一句要害：“秀才就如同闺中的处女，穷年皓首，以处女老于空房，徒多形迹之嫌，并无倡随之乐。”这意思是说，一辈子皓首穷经到老还是处女，徒有虚名之嫌，却无夫妻之实。屠钤听了这话，才猛然惊醒，发现自己依然卧在石头上，古刹也已消失不见。从此以后，他看破红尘，变得放浪不羁，后来干脆出家为僧，不知所终。这故事的要害在于，功名困顿、怀才不遇，原来是阴司早已定下的命数，并不是人力可以强求。

如果说屠钤死于命中注定的困顿，那么潘纶恩记的另一则，则透着一股冥冥之中被人催促奔赴劫难的惊悚。

在泾县有一位名叫董子龙的少年，在荻港的一家当铺里做伙计。一天，他突然收到家信，信中催促他赶紧回家。董子龙便急急忙忙地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同事们都觉得非常蹊跷，因为他家并没有发生什么急事，便百般挽留，牵云拽雪地想把他强留下来，可他心意已决，怎么也拦不住，天还没亮就匆匆上了路。潘纶恩在此处直接点评：“可见大劫难逃，阴曹勾魂牌有以促之去也。”分明是阴间的勾魂牌在催促他离开。

次日，有人从泾县方向过来，说分界山那里有旅客被盗贼杀害了，死者的年纪、相貌、衣着打扮和行李特征都与董子龙吻合：二十来岁的少年，穿着月白布衫，哗叽马甲，背着赭黄色的布包袱。当铺的伙计们都断定董子龙已经死了，无不叹息冤哉死乎。从那天起，铺子里开始妖异百出：夜晚能听到脚步声、怨恨声，器物会自己乱飞，大白天也能惊扰到人。当铺主人设了祭品安抚，却一点用也没有。更奇怪的是，有个伙计拿票据上楼查货，忽然一大捆货物就从楼门里被扔了出来，正好就是他要查的那批。当铺主人又许愿做法事超度，并且派人赶回去吊唁董子龙的家人。

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家有生子龙，无死子龙也”，董子龙的家里根本没人死，分界山那个死者只是一个相貌衣着偶然相像的另一个人。那些闹鬼作怪的事，也随着真相大白而烟消云散，正所谓疑心生暗鬼。这个故事的要害是，潘纶恩明点大劫难逃，冥冥之中似有力量催着人奔向某处；可一旦真相大白，又不过是人自己疑神疑鬼。劫数的可怕，一半在命，一半在人心。

还有一则。

丁欢喜少年时，遇到一位名叫卫道君的相面先生。卫道君一见到丁欢喜就断言：他眉间有厄纹两痕，注定要颠沛困顿二十年，之后才能重新安享富厚。果然，厄运接踵而至。他的庶母金氏与家奴边冶儿私通，被嫡母发觉后，边冶儿被逐出家门。金氏因此怀恨在心，日夜在丁父面前进谗言，诬陷丁欢喜斗鸡走狗，使得父亲厌恶亲子，最终竟以忤逆之名把丁欢喜告官，逐出家门。

丁欢喜流落在外，投军谋生。在羁縻山打猎时不慎坠崖，被一头丧偶的母熊掳去为伴，靠生肉活命，茹血餐肤日不火食，日子一久竟然双目失明，这正应了相士那句颠踬二十年。后来有人认出他，将女儿嫁给他；而那位相士卫道君又化身卖药的老道出现，治好了他的眼疾。众人赴官府控告边冶儿霸占丁家家产，却三次上告都被驳回。最终，丁欢喜在他人相助下成功复仇，夺回家业，祭拜父亲以雪泉下之愤。相士当年颠踬二十年、方复安享富厚的断语，一字一句全部应验。这个故事的要害是，相士一句话定下了二十年的命运，无论中间如何挣扎，结局都分毫不差。命数早已写好，人不过是照着走完。

在这些故事里，看不到善恶有报的痛快，也看不到神仙显灵的温情。命运在这里不是道德的审判者，它不讲善恶，只讲定数。一个人再怎么挣扎，再怎么是个好人，结局都会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落地，躲不过去。

这并不是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喜欢故弄玄虚。他们之所以把命运写得如此冰冷，是因为他们生活的那个现实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讲道理。

为什么大清的天谴，长得那么像一张催税单？

在道光、咸丰年间的江南，普通老百姓最害怕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阴曹地府的鬼怪，而是官府手里那张分秒不差的催税单。

在正常的年份里，朝廷收税是有一定规矩的。但到了晚清，由于战争不断，国库空虚，朝廷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了筹集军饷，官府开始在江南地区实行厘金制度，并且对漕运进行层层盘剥。

在当时的制度下，一个江南的普通农户，要把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运到码头。在这个过程里，他要经过好几个关卡，每个关卡都要收税。更关键的是，这些税收的额度并不是固定的。今天官府发一个文书，说要筹集防剿军饷，税率就要翻上一番；明天换了一个官员，为了巴结上司，又会巧立名目，多收好几倍。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变得完全无法预测。今天可能还是个殷实的中产之家，明天就因为官府的一项新政策，或者一个底层小吏的敲诈勒索，直接落得个倾家荡产的下场。

这种来自官僚体制的压迫，在底层文人的潜意识里，被投射成了那种无法抗拒、刻板冰冷的天道劫数。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那部非常出名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那是乾嘉时期的大学士纪昀写的。在纪昀的书里，因果报应往往是温和的，充满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读书人如果孝顺父母，就会得到福报；官员如果爱民如子，就会得到神仙的庇佑。那是因为纪昀生活在大清朝最鼎盛的时期，他本身就是官僚集团的顶层人物。在他的眼里，这个社会的规则是运转良好的，只要遵守道德，就能得到应有的回报。

但到了潘纶恩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潘纶恩是一个底层的文人，他没有纪昀那样显赫的身份，他每天看到的，是那些因为交不起税而被逼上吊的邻居，是那些因为一个小小的账目差错就被抄家的商人。在这些底层人看来，官府的催税单就像是阎王的生死簿。它要在今天收钱，人就绝对留不到明天；它说要破产，做任何挣扎都是徒劳。

这时候的天谴，它的核心逻辑已经不再是惩恶扬善，而是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消耗与剥夺。那些神仙和鬼怪，在故事里扮演的角色，其实就是那些穿着官服、拿着账本的收税官。他们不听解释，不看道德表现，他们只认账本上的数字。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绝望，让当时的读书人失去了解释现实的能力。他们无法从大清朝的法律和道德里找到一条生路，于是只能把这种系统性的崩溃，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时代劫数。他们用写鬼神的方式，写出了自己对那个庞大、冰冷、正在走向腐朽的官僚机器的极度恐惧。

老达子说

潘纶恩记的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志怪，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一份关于命数的档案。他笔下的人，被一股说不清的力量催着、按着，走到注定的结局。你以为这是迷信，可对当时的底层人来说，官府那张催税单，可不就是比阎王的生死簿还准的命数？今天收你钱，你就留不到明天。

几百年过去了，催税单换成了别的名字，可那种被庞大力量推着走、个人怎么挣扎都没用的感觉，其实从没断过。潘纶恩和他的书一直冷冷清清地躺在史料夹缝里，今天翻出来读，未必真信什么劫数，但多少能听懂，他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记下的，那种躲不过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