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二十年村会计的王贵,最近把镇里发的秸秆禁烧通告翻来覆去数了三遍,愣是没找着“村委会”三个字,当场整个人都僵住了。
搁以前哪用费这劲?
禁烧任务一下来,他拿大喇叭在村部门口喊两嗓子,绕着田埂转半圈,看见冒烟上去一脚就踩灭,农户顶多背地里嘟囔两句,看在老熟人的面子上也就过去了。
现在倒好,新规矩直接把禁烧区划定权收到了省政府以上,村里以前随便往外扩的禁烧范围,全不作数了。
通告上写得明明白白,禁烧这事归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半字没提村委会。
王贵站在田埂上吹着风直发懵:我现在到底算啥?
是过来搭把手帮忙的,还是要担责任的执法人员?没人给他一句准话。
更犯愁的是,以前村里定的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土规矩,现在全不好使了。
往年村后头那几片远地,只要不着大片火,村干部假装没看见也就过去了。
现在法条写得清清楚楚,除了法定的禁烧区,其他地方符合条件的,允许有序焚烧。
王贵烟捏在手里半天没点着:要是哪天农户拿着法条过来跟我掰扯,我拿啥话回人家?
镇里既没给村里发新的授权书,连个统一的培训会都没开。
按老办法干吧,老规矩早就和上面的新法相冲突了,干错了要担责。
按新法来吧,自己半点儿执法身份都没有,说出去的话没人听。
这种尴尬,根本不是王贵一个人的事。
村委会本来就是政策落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只手,上面千条线,底下全靠村干部这根针去穿。
以前搞一刀切,任务简单粗暴,村干部只要敢得罪人,没有压不下去的事。
现在法律把权责边界划得明明白白,村干部不能再乱开口子,可没人告诉他们新的抓手到底在哪。
通告上没写村委会三个字,根本不是漏印了,是权责边界正在重新划。
村委会从以前的“责任主体”,直接变成了“协助力量”,这个身份转起来,比换十部法规都难。
农户那边现在也都摸着门道了,全在观望。
以前村干部不让烧,农户顶多背地里骂两句,转头找个没人的地方偷着烧。
现在不一样了,法律给了大家说理的地方,只要不在禁烧区、符合规定烧,农户腰杆硬得很。
王贵最担心的事就是,哪天有农户真拿着法条过来质问,村里拿不出镇里的明确授权,以后谁还听村里的招呼?
这么多年攒下来的村委会权威,大半不就靠“我能摆平”这四个字撑着吗?现在摆不平了,谁还服你?
镇里的干部其实也两头为难。
新法刚落地,省里的实施细则还没出,全处在“衔接阶段”。
想把责任往下压给村里吧,法律根本没给村委会授权,压了也名不正言不顺。
想自己把活全兜下来吧,镇里统共就那么几个编制,漫山遍野的地,就算人不睡觉也盯不过来。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局面:通告发了,禁烧的牌子也挂了,可活谁来干、怎么干,全在云里雾里飘着。
说穿了,村委会现在的尴尬,就是新旧规则交替的时候必然会出现的摩擦。
旧的办事惯性还没消,新的法规刚性已经来了,中间那段空白,只能靠基层干部自己摸着石头蹚。
王贵跟我唠这些的时候,手里夹的烟都焐得凉透了也没点着。
他说自己不怕多干活,就怕干到一半,突然发现自己干的事根本不算数,出了问题还要自己背锅。
其实通告里没写村委会三个字,未必是坏事。
至少从法律层面说,以后村委会不用再莫名其妙当“背锅侠”了。
只是这个身份转轨的阵痛,估计还得持续好一阵子。
说到底,这档子看起来有点滑稽的尴尬事,恰恰是法治落地最真实的样子。
以前啥都靠村干部“摆平”,以后啥都得靠“规矩”定。
现在规矩还没完全衔接上,村干部暂时悬在中间,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村委会是该主动请缨把活揽过来,还是老老实实等着上面把权责边界全划清楚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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