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家人报考军校，毕业典礼迎接领导，一看是父亲：好小子藏这上学

楔子

我叫贺远洲，每天清晨五点四十分，我都会准时出现在军校操场的第三棵梧桐树下。

那棵树的树皮被我磨得光滑——五年来，我习惯在出操前先到这里站一会儿，面向西北方，看着天边从深蓝变成鱼肚白。那个方向，是我家的方向。

可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就连我宿舍的战友也不知道，我报考军校这件事，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五年前那个夏天，我对父亲说要出门打工，转头就跳上了开往军校的绿皮火车。

第一章 那个夏天我撒了弥天大谎

五年前的七月，天热得像是要把整个县城烤化。

我站在县城汽车站门口，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两本书。父亲贺德厚站在我对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口袋里露出半包红塔山。

“到了那边给家里来个电话。”父亲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钱，塞进我手里，“你二舅说工地包吃住，头一个月省着点花。”

我攥着那五百块钱，手心全是汗。

“爸，我……”

“别磨叽了，车快开了。”父亲摆摆手，转过身去，“在外头别惹事，干不动就回来。”

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说什么，喉咙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五十岁的父亲，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背也微微驼了。他在县机械厂干了二十多年，一个月工资两千三。

那五百块钱，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爸！”我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脸上没什么表情：“还有啥事？”

“没……没事。”我扯出一个笑容，“您保重身体。”

他“嗯”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车站拐角，然后拎着蛇皮袋，转身走进了售票厅。售票窗口的玻璃上贴着发车时刻表，我没看工地所在的城市，而是看向另一个方向。

“一张到石家庄的硬座，最快的一班。”

我递进去的，除了父亲给的钱，还有一张军校录取通知书。那张通知书在我枕头底下藏了整整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要摸一摸，确认它不是一场梦。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背着所有人填了提前批志愿。班主任说我的分数够上省里的重点大学，问我报什么专业。我说我想考军校。

“你想好了？”班主任有些意外，“以你的家庭条件，上地方大学不是更好？军校苦，而且你爸……”

“我想好了。”

我没说的是，正是因为我爸，我才想考军校。

贺德厚年轻时候当过兵，当了五年工程兵，退伍后分配到县机械厂。从小到大，我听他说过最多的话就是：“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可当我自己想去当兵的时候，他却死活不同意。

“考个正经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别跟我似的出苦力。”这是他的原话。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可我心里那团火灭不了。

所以当录取通知书寄到学校的时候，我对班主任说：“您帮我保密，别告诉我家里。”

班主任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贺远洲，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

绿皮火车开了一天一夜，我靠在硬座上，看着窗外的景色从平原变成山峦。车厢里充斥着泡面味和汗味，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哄孩子。我把蛇皮袋抱在怀里，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激动的是，我终于要去那个地方了。

忐忑的是，这个谎言能瞒多久？

到了军校，第一天集合，教导员就说了句话：“从现在开始，你们不再是老百姓。你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那一刻，我感觉浑身的血都热了。

头一个月的新训是最难熬的。站军姿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把迷彩服湿透。有人晕倒了，有人哭着要回家，有人半夜躲在被窝里给家里打电话。

我没打。

不是不想打，是不敢打。

我怕一听到父亲的声音，自己就绷不住了。

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是一个月以后。我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家里的座机。

“喂？”是母亲的声音。

“妈，是我。”

“远洲？”母亲的声音立刻激动起来，“你咋样？工地累不累？吃得好不好？”

“挺好的，妈。”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工地包吃住，一天三顿饭，有肉。”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你爸天天念叨你，怕你在外头受苦……”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谁说我念叨了？让他好好干活，别丢人！”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

“妈，工地忙，以后可能不能常打电话，您别担心。”

“好好好，你照顾好自己就行。”

挂了电话，我在电话亭里站了好久。战友张海超过来拍我肩膀：“咋了，想家了？”

“没有。”我抹了一把脸，“走，训练去。”

就这样，我开始了五年的“双面”生活。

在军校，我是学员贺远洲，训练刻苦，成绩优异，年年拿嘉奖。在家里，我是打工仔贺远洲，在工地上搬砖，偶尔往家里寄点钱。

寄回去的钱，其实都是我的津贴。

每个月津贴三百块钱，我留一百自己用，剩下的两百寄回家里。每次汇款单上写的汇款人都是“贺远洲”，汇款地址是一个模糊的工地板房号。

母亲在电话里说：“你寄的钱我们都收到了，你自己留着花，别亏待自己。”

我说：“工地花不了什么钱，你们拿着。”

那些钱，我一分都没告诉他们是干什么来的。

五年里，我回过三次家。

每次回去，我都提前把头发留长，把皮肤捂白一点，穿上从工地附近小摊上买的旧衣服。战友们回家探亲是光鲜亮丽，我回家是灰头土脸。

“工地上晒得这么黑？”母亲心疼地摸着我的脸。

“男人黑点怕啥。”父亲在旁边看着，语气淡淡的，“在外头干活就得有个干活的样子。”

我笑了笑，没说话。

有一次差点露馅。那是我大二那年春节回家，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问我：“你们工地叫什么名字？”

我心里一紧，随口编了个名字：“宏达建筑公司。”

“宏达？”父亲皱了皱眉，“你二舅说他在的那个工地不叫宏达啊。”

“不是一个工地。”我低头扒饭，“工头换了好几个。”

父亲没再问，我心里却七上八下的，生怕他去找二舅核实。

好在他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我瞒得好，是父亲从来没去查过。

他不查，不是因为他信我，是因为他怕查出来我在外面过得不好，自己又帮不上忙。这是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的道理——有些谎言能维持，不是因为说谎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听的人选择了相信。

大三大四那两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我都说工地忙，请不了假。母亲在电话那头叹气，父亲则说：“忙点好，说明有活干。”

其实我是怕回去。

我怕看到父亲越来越白的头发，怕看到母亲越来越弯的腰，怕自己忍不住告诉他们真相。

可我更怕的是，告诉他们真相之后，他们会怎么想。

“你骗了我们五年”和“我考上军校了”，这两件事同时说出来，我不知道哪一件会让他们更难过。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着就要毕业了。

毕业前三个月，政委把我叫到办公室。

“贺远洲，这五年你的表现一直很优秀。”政委翻着我的档案，“各项考核都是优秀，综合素质评定全队前三。”

“谢谢政委。”

“有个事想征求你的意见。”政委合上档案，“毕业典礼的时候，学校要邀请优秀学员的家属来观礼。你这边……”

我愣住了。

“我……我没有通知家里。”

“为什么不通知？”政委有些意外，“毕业典礼是大事，家里人应该来看看。”

“政委，我……”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政委看了我一会儿，没再追问，只是说了句：“还有三个月，你自己考虑考虑。”

从政委办公室出来，我在操场上走了好几圈。

五年了，我一直骗家里说我在工地打工。现在要毕业了，难道还要继续骗下去吗？

可如果告诉他们真相，这五年的谎言该怎么解释？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顶上，看着天上的星星，抽了半包烟。

张海超找上来，在我旁边坐下：“咋了？政委跟你说啥了？”

“让我叫家里人来观礼。”

“那就叫啊。”张海超说，“这有啥好纠结的？”

“你不知道。”

“我知道。”张海超点燃一根烟，“你那点事，咱们宿舍谁不知道？五年了，你从来没在家里打电话超过五分钟，从来没让家里寄过东西，探亲回家穿得跟民工似的。”

我沉默。

“远洲，有些事瞒得越久，越不好开口。”张海超吐出一口烟，“毕业典礼是个好机会，让叔叔阿姨看看，他们的儿子不是在外面搬砖，是在这当军官。”

“我怕。”

“怕啥？”

“怕我爸骂我。”

张海超笑了：“骂你也是心疼你。再说了，你爸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想了想，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可我还是没勇气打电话。

一直到毕业典礼前三天，我才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妈。”

“远洲？你咋突然打电话了？”

“妈，我想跟您说个事……”

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紧张起来：“啥事？你咋了？出啥事了？”

“没有没有，没出事。”我连忙说，“是好事。”

“啥好事？”

“我……我其实不在工地打工。”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那你在哪？”

“我在石家庄。”

“石家庄？你在石家庄干啥？”

“我……”我深吸一口气，“妈，这五年我一直在上军校。三天后毕业典礼，您和爸能来吗？”

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

好久，母亲的声音才响起来，带着颤抖：“你说啥？你一直在上学？上军校？”

“嗯。”

“你……你咋不早说呢？”

“对不起，妈。”

电话那头传来啜泣声，然后是父亲的声音：“咋了？哭啥？”

母亲的声音远远传来：“远洲说他在上军校，五年了，一直在上军校……”

“什么？”

父亲接过了电话：“贺远洲，你刚才说啥？”

“爸，我考上军校了，这五年一直在石家庄上学。三天后毕业典礼，我想请您和妈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能听到父亲的呼吸声，一声比一声重。

“爸？”

“好小子。”父亲的声音哑了，“好小子。”

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拿着话筒，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三天后，毕业典礼。

这一天，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日子。

## 第二章 毕业典礼上的重逢

毕业典礼定在上午九点。

六点我就醒了，其实一宿没怎么睡。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会不会来，不知道他们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

七点集合，全队统一换上礼服。藏青色的学员礼服，肩上是金灿灿的肩章，胸口挂着五年来的各种奖章和资历章。我对着镜子整理着装，手有些发抖。

“咋了，紧张？”张海超走过来，帮我把领带正了正。

“有点。”

“怕啥，又不是上战场。”

“比上战场还紧张。”

张海超笑了：“远洲，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身行头，估计得哭。”

“我爸从来不哭。”

“那是没遇到让他哭的事。”

八点半，所有人到大操场集合。六月的石家庄，太阳已经很毒了，照在人身上火辣辣的。我们按队列站好，等着典礼开始。

我站在队列里，眼睛一直往主席台旁边的家属观礼区瞟。观礼区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穿着各式衣服的家长，有的在抹眼泪，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朝队列里挥手。

我没看到父亲和母亲。

心里一阵失落，但很快又觉得正常。从老家到石家庄要坐将近一天一夜的火车，可能他们没赶上车，或者根本没打算来。

也是，我骗了他们五年，他们有理由生气。

“全体注意！立正——”

典礼开始了。

校长讲话，政委讲话，学员代表发言。太阳越升越高，晒得人头皮发麻。我的后背已经湿透了，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流。

接下来是优秀学员表彰环节。

“根据综合评定，以下学员被评为本届优秀毕业学员……”政委拿着名单念名字。

我的名字排在第二个。

“贺远洲！”

“到！”

我跑步出列，到主席台前站定。政委走过来，把优秀毕业学员证书递到我手里，然后压低声音说：“典礼结束后你先别走，有个任务交给你。”

“是！”

我接过证书，敬礼，转身跑步回到队列里。

典礼继续进行。接下来是授予军衔仪式，我们从学员变成真正的军官。当军徽帽徽和少尉肩章佩戴在身上的那一刻，整个操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看着身上的军装，心潮澎湃。

五年了，从那个背着蛇皮袋坐绿皮火车的少年，到今天身穿军装的少尉军官。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我不后悔。

唯一遗憾的是，父亲和母亲没能看到这一刻。

典礼接近尾声的时候，政委突然走到话筒前。

“各位学员，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你们即将走出校门，奔赴各自的岗位。在这个时刻，我们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是我们某位学员的家长，也是一位老兵。”

我心里一紧。

“下面，请贺远洲同志跑步到主席台前！”

“是！”

我跑步出列，心脏砰砰直跳。

到了主席台前，我立正站好，目视前方。政委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贺远洲，你去校门口迎接一下这位领导。”

“校门口？”我愣了一下。

“对，校门口。他已经到了，你去把他接过来。”

“是！”

我转身跑步朝校门口跑去。

从操场到校门口有将近一公里的路，我跑得飞快。脑子里一直在想，是哪位领导？为什么要我去接？

跑到校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一个人走了下来。

那个人穿着深灰色的夹克衫，头发花白，身材不高但很挺拔。他下车后，整了整衣服，朝大门走来。

我的脚步停住了。

那个人是我爸。

贺德厚。

他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目光从我脸上的汗水，到肩上的少尉肩章，再到胸口的奖章，最后落在我手里的优秀毕业学员证书上。

“好小子。”

他的声音很沙哑，像是在努力控制着什么。

“你居然藏在这里上学！”

他说完这句话，眼眶红了。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说“爸您来了”，想说“对不起”，想说“这五年我一直在骗您”，可话到嘴边全堵住了。

“愣着干啥？”父亲转过身去，“走吧，带路。”

“哦……是！”

我跑到他前面，给他带路。走了几步，我才发现他走路的姿势有点不对，右腿好像不太方便。

“爸，您腿怎么了？”

“没事，老毛病。”他摆摆手，“别磨叽，快点走。”

我们一前一后朝操场走去。

路上经过宿舍楼、教学楼、训练场。父亲一边走一边看，嘴唇抿得紧紧的。

“爸，您怎么来的？妈呢？”

“你妈在观礼席上坐着呢。”父亲说，“我们前天晚上就出发了，坐了一宿的火车。”

“那您怎么成领导了？”

“谁成领导了？”父亲瞪了我一眼，“是你们政委让我上台说两句，我说我又不是啥领导，他说老兵也是领导。”

我这才明白过来。

政委说的“领导”，是指当过兵的父亲。

到了操场入口，政委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看到父亲，政委快步迎上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老班长，欢迎欢迎！”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站直身体，回了一个军礼。虽然退伍二十多年了，那个军礼依然标准得无可挑剔。

“首长好。”父亲的声音有些发抖。

“什么首长，叫我同志就行。”政委握住父亲的手，“老班长，您养了个好儿子。”

“是部队培养得好。”父亲说。

政委笑了：“走，咱们上台。”

我陪着父亲走上主席台。台下上千名学员和家长的目光都聚集过来。我站在父亲身后半步的位置，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心里又酸又涨。

政委走到话筒前：“各位，我身边这位老同志，是优秀毕业学员贺远洲的父亲，贺德厚同志。贺德厚同志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工程兵，在部队服役五年，参加过多次重大工程建设任务，荣立三等功一次。”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父亲站在那里，身体微微颤抖。

“今天，我们请贺德厚同志给大家讲几句话。”政委把话筒递给了父亲。

父亲接过话筒，沉默了好一会儿。

“各位首长，各位同志。”

他的声音很沙哑，但很稳。

“我今天不是来讲话的，我是来道谢的。”

台下安静下来。

“五年前，我这个儿子对我说，他要出去打工。我当时信了，给了他五百块钱路费。”父亲停顿了一下，“这五年里，他每年往家里寄钱，说自己在外头过得好。我跟他妈一直以为他在工地上搬砖头。”

台下有人开始抹眼泪。

“直到三天前，他打电话回来，说他要毕业了，请我们来参加毕业典礼。”父亲的声音开始发抖，“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不是在工地搬砖，是在这里上学，在这里当兵。”

他转过身，看着我。

“这五年，我不知道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只知道，他每年寄回家的钱，加起来有一万多块。”父亲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他一个当兵的，哪来那么多钱？那些钱，都是他从自己牙缝里省出来的！”

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政委同志，各位首长。”父亲转回去，朝着台下鞠了一躬，“我贺德厚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把我儿子培养成人，谢谢你们给了他一条好路走！”

台下全体起立，掌声如雷。

政委走过去扶住父亲：“老班长，不是我们培养了您儿子，是您培养了一个好儿子。”

父亲直起身，抹了一把脸，转过身来看着我。

“小子。”

“到！”我立正站好。

“这五年，苦不苦？”

“不苦！”

“骗谁呢？”父亲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你当我没当过兵？当兵哪有不苦的？”

“爸……”

“行了，别哭了。”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比我有出息，爸脸上有光。”

台下再次响起掌声。

那一刻，我看到了观礼席上的母亲。她穿着一件红色外套，被人搀扶着站起来，朝我挥手。她的脸上全是泪水，但笑得比谁都开心。

我朝她敬了一个军礼。

母亲捂着嘴，哭得弯下了腰。

典礼结束后，父亲和母亲被请到了接待室。

母亲一见到我，就扑过来抱住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你个死孩子，你瞒了我们五年！五年啊！你知不知道你爸晚上睡不着觉，念叨你在外头吃苦受累！”

“对不起，妈。”我抱着她，眼泪也止不住。

“你瞒我们干啥？考军校是好事，你为啥要瞒我们？”

“我怕……怕你们不同意。”

“谁说我们不同意？”母亲松开我，看着我的脸，“你要是早说，我们高兴还来不及！”

“我爸不是一直说，让我考正经大学坐办公室吗？”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转头看向父亲。

父亲坐在椅子上，脸上没什么表情。

“你爸那是……”

“行了。”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都过去了，说那么多干啥。”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了我好一会儿。

“真长大了。”他说，“穿上军装，像个样子。”

“爸，您不怪我？”

“怪你啥？”

“怪我骗了你们五年。”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怪我自己。”

“啥？”

“怪我当初说了那句话。”父亲叹了口气，“我要是知道你这么想当兵，我当初就不该拦你。”

“爸……”

“你瞒着我，是因为你怕我不同意。你怕我不同意，是因为我当初说了那话。”父亲看着我，“是我让你不敢说实话的，这五年你一个人扛着，是我这个当爸的不称职。”

我愣住了。

我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

我一直觉得是我骗了他们，是我的错。可父亲却说，是他的错。

“行了，不说了。”父亲摆摆手，“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些了。”

政委推门进来：“老班长，食堂准备了午饭，咱们边吃边聊。”

午饭是在学校食堂的包间里吃的。饭菜很丰盛，但父亲和母亲都没怎么动筷子。他们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像是要把这五年没看到的都补回来。

饭桌上，政委说起了这五年我在学校的表现。

“远洲这孩子，从入学第一年就是队里的尖子。体能考核全优，军事技能过硬，文化课成绩一直排在前列。”

父亲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看到他握着筷子的手在发抖。

“去年他还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军的比武，拿了个人全能第二名。”政委继续说，“这是我们学校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第二名？”母亲问，“那第一名是谁？”

政委笑了：“第一名是特种部队的一个老兵，比远洲大七八岁呢。能在那种级别的比武里拿第二，已经很了不起了。”

父亲放下筷子，看着我说了句：“第二名不行，下次得拿第一。”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

母亲在桌子底下踢了父亲一脚：“你就知道说这个！”

“当兵不争第一争什么？”父亲瞪了母亲一眼，“我当年在部队，年年都是连队第一。”

“行了行了，你就吹吧。”母亲笑了。

包间里的气氛轻松起来。

吃过午饭，政委安排人带父亲和母亲去招待所休息。临走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一边。

“小子，我问你个事。”

“您说。”

“这五年，你往家里寄了多少钱？”

“没算过，大概一万多吧。”

“一万多。”父亲点点头，“你知道你寄回去的那些钱，我们都干啥了吗？”

“不知道。”

“一分没花，都给你存着呢。”父亲说，“你妈说了，你在外头打工挣的是血汗钱，不能花，得给你留着娶媳妇。”

我心里一酸。

“那些钱，不是血汗钱。”我说，“是津贴，当兵发的。”

“啥钱都一样。”父亲说，“回头你都拿回去，给你自己买两身好衣裳。当军官了，不能穿得跟民工似的。”

我笑了：“爸，军装就是最好的衣裳。”

父亲看了看我身上的军装，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是啊，军装就是最好的衣裳。”

下午，我陪父亲和母亲在学校里转了转。看了教室，看了训练场，看了宿舍。母亲一直在拍照，说要拿回去给亲戚们看。

“你三叔一直说你打工没出息，这回看他还有啥话说。”母亲笑着说。

“行了，别显摆了。”父亲嘴上这么说，但脸上也带着笑。

走到训练场边，父亲看着那些训练器材，感慨道：“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我们当年当兵，住的还是土坯房，冬天冷得要命。”

“爸，你们那时候苦不苦？”

“苦啥？当兵保家卫国，苦也值得。”父亲说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比我们能吃苦，一个人扛了五年。”

“爸，别说这个了。”

“行，不说了。”

晚上，学校组织了一场汇报演出。我们队表演了一个军体拳节目，我是领队。台上的灯光很亮，我站在队列最前面，一招一式地打拳，眼睛余光一直在找台下的人群。

我看到了父亲和母亲。

他们坐在第一排，母亲手里举着手机在录像，父亲坐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台上。

表演结束，台下响起掌声。我带着队伍敬礼下台，然后跑到后台换衣服。

换好衣服出来，看到父亲站在后台门口等我。

“爸，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看看你。”父亲递给我一瓶水，“打得不错，有那个意思了。”

“谢谢爸。”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明天我们就回去了。”

“这么快？”

“家里的活不能耽误，你妈还要上班。”

“那……”

“好好干。”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当个好兵，别给你爹丢人。”

“嗯。”

父亲转身要走，又停住了。

“远洲。”

“嗯？”

“以后有啥事，别瞒着了。”父亲的背对着我，声音有点哑，“你爹虽然没啥本事，但听你说话的本事还是有的。”

我的眼眶又湿了。

“知道了，爸。”

父亲走了，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有个东西好像解开了。五年了，那个压在心里的包袱，终于放下了。

第二天一早，我送父亲和母亲到校门口。他们要坐火车回去，政委安排了车送他们去车站。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话。注意身体，按时吃饭，别太拼了，有空就回家看看。

“知道了，妈。”

父亲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直到母亲说完，他才走过来。

“拿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塞进我手里。

“这是啥？”

“你寄回来的钱，都在这儿了。”父亲说，“加上利息，一共一万二千六。”

“爸，这是我给家里的……”

“家里不缺你的钱。”父亲打断我，“拿着，给自己置办点东西。军官了，该有的东西得有。”

“可是……”

“别可是了。”父亲板起脸，“这是命令。”

我愣了一下，然后立正站好：“是！”

父亲笑了，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这还差不多。”

车子发动了，母亲坐进了车里。父亲站在车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子，别忘了你刚才答应我的事。”

“啥事？”

“下次拿第一。”

我敬了个军礼：“保证完成任务！”

父亲点点头，转身上了车。

车子开走了，我站在校门口，看着它消失在路的尽头。

阳光很好，六月的风吹在身上很暖和。我转过身，看着身后的军校大门——那个五年前我背着蛇皮袋走进来的大门。

五年了，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所有人，我在这里。

我是贺远洲，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 第三章 毕业后的第一个任务

毕业分配的结果出来了。

我被分配到了西部战区某部，驻地在甘肃。离家乡一千多公里，比石家庄远多了。

拿到分配通知的那天，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妈，我被分到甘肃了。”

“甘肃？”母亲的声音立刻拔高了，“那么远？能不能近点？”

“妈，分配是组织定的，个人得服从。”

“那……那你啥时候能回来看看？”

“安顿好了就请假回去。”

母亲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行吧，你在外头好好的。”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这五年好歹还在石家庄，离家不算太远。现在去了甘肃，以后回家的机会更少了。

出发前，政委把我们这批毕业生叫到一起，说了最后一番话。

“从明天起，你们就不再是学员了，是真正的军官。到了部队，你们要记住三件事：第一，对得起这身军装；第二，对得起手底下的兵；第三，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是！”

“贺远洲。”

“到！”

“你留下。”

其他人都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政委。

“知道我为什么把你留下吗？”

“不知道。”

“你被分到的那个连队，是我们战区最偏远的边防连之一。”政委看着我说，“条件艰苦，任务繁重，一般人待不住。”

“我不怕苦。”

“我知道你不怕。”政委笑了，“你们这批学员里，要说吃苦，没人比得过你。所以我才把你分到那儿去。”

“谢谢政委信任。”

“不是信任。”政委摇摇头，“是考验。贺远洲，真正的军人是打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你在学校练了五年，现在是时候上战场了。”

“我明白。”

“去吧，别给我丢人。”

“是！”

从政委办公室出来，我看到张海超在门口等我。

“咋样？政委跟你说啥了？”

“没说什么，就是叮嘱几句。”

“你可拉倒吧。”张海超撇嘴，“谁不知道你是政委的心头肉？我跟你说，你要是干不好，咱们这批人都跟着你丢人。”

“行了，别贫了。”

张海超笑了，然后正色道：“说真的，远洲。到了那边好好的，别逞能，有啥事打电话。”

“你也是。”

我们俩对视一眼，同时敬了个军礼。

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五年的兄弟，从明天起就各奔东西了。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操场第三棵梧桐树下。五年来，这棵树见证了我所有的汗水、眼泪和不甘。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下次再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信封——父亲还给我的那一万两千六百块钱。

信封里除了钱，还有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是父亲的笔迹：“儿子，爸以你为荣。”

我看着那行字，眼泪掉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行囊，坐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

这一次，我没有瞒着任何人。

我穿着军装，戴着少尉肩章，堂堂正正地坐在车厢里。窗外，石家庄的景色渐渐远去，前方是广袤的西北大地。

新的征程开始了。

到了兰州，然后坐汽车到市里，再从市里坐吉普车到县里，最后从县里坐了一辆拖拉机才到了连队驻地。

说是驻地，其实就是大山里的一块平地，几排平房，一个操场，周围全是荒山。

来接我的是连队的指导员。

“贺远洲同志，欢迎欢迎！”指导员握着我的手，“路上辛苦了。”

“不辛苦，指导员。”

“走，我带你去见连长。”

连部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地图，桌上摆着几部电话。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坐在桌后，正在看文件。

“报告！”

“进来。”

指导员把我领进去：“连长，新来的排长到了。”

连长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长着一张方脸，皮肤黝黑，眼神很锐利。

“贺远洲？”

“是！”

“我看过你的档案。”连长站起来，“军校优秀毕业生，全军比武第二名。不错。”

“谢谢连长。”

“不过。”连长话锋一转，“在我这儿，档案上的东西不管用。管用的是你脚下的地，你身边的兵，你手里的枪。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去安顿吧。明天开始跟训。”

“是！”

从连部出来，指导员笑着说：“别紧张，连长就是面冷心热。他是咱们战区有名的老边防，在这儿守了十八年。”

“十八年？”

“对，十八年。”指导员看着远处的山，“十八年没回过几次家，媳妇跟他离婚了，孩子跟了妈。他把这辈子都扔在这儿了。”

我愣住了。

“咋了？吓着了？”指导员拍拍我的肩膀，“边防就是这样的，你得做好准备。”

“我明白。”

指导员走了，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上，看着四周的荒山。

这里跟军校完全不一样。军校是温室，这里才是真正的战场。

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外面刮着风，吹得窗户咯吱咯吱响。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当年当工程兵的样子。他是不是也在这样的地方待过？是不是也看过这样的荒山和天空？

我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条短信：“爸，我到部队了。这里很好，您放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了短信：“好好干，别给你爹丢人。”

我看着那条短信，笑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真正体会什么叫“当兵”。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带着全排跑步。山上空气稀薄，跑几步就喘不上气。然后是各种战术训练，射击训练，体能训练。一天下来，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

连队的伙食也很差，蔬菜是半个月才从山下拉上来一次的，大多已经蔫了。肉一个星期才能吃上一回，其他时候就是馒头咸菜。

很多战士吃不下，我看着心里不是滋味。

“排长，你吃得惯吗？”一个兵问我。

“有什么吃不惯的。”我咬了一口馒头，“比我在军校的时候还好一点。”

“排长，你在军校的时候伙食也不好？”

“不是伙食不好。”我笑了笑，“是我自己舍不得吃。”

兵不明白，我也没解释。

有一天训练完，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听说你以前在军校的时候，往家里寄了不少钱？”

“是。”

“为什么要寄钱？”

“因为……我骗家里说我在打工。”

连长看着我，没说话。

“打工的人，是要往家里寄钱的。”我解释道，“所以我也得寄，不然会露馅。”

“你瞒了家里五年？”

“是。”

连长点点头，然后说了句让我意外的话：“你做得对。”

“什么？”

“我说你做得对。”连长靠在椅背上，“有些事情，瞒着比说出来更需要勇气。你一个人扛了五年，说明你有担当。”

“谢谢连长。”

“不过。”连长坐直身体，“在这儿你不用瞒任何人。你是排长，是军官，是兵头子。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带着你的兵，守住这块地方。能做到吗？”

“能！”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适应了边防的生活。

这期间，我给家里打过几次电话。母亲每次都会问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我说都挺好的。父亲很少接电话，偶尔接了也是三言两语就挂了。

但我能感觉到，他知道我在这儿。

因为他每半个月就会给我寄一次东西，有时是一包家乡的茶叶，有时是自己做的腊肉，有时是一双棉鞋。包裹里从来不放纸条，只在外面写着：贺远洲收。

那三个字，比什么话都重。

有一次，连队接到上级通知，说近期可能有人偷越边境线，要加强巡逻。

那天晚上，我带着全排在山上巡逻。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

走到一个山口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雨。

山里的雨来得又急又猛，不一会儿人就被浇透了。战士们的脚步开始变慢，有人开始打哆嗦。

“排长，要不要找个地方躲躲雨？”一个班长问我。

“不行。”我说，“越是这种天气，越容易出问题。继续前进！”

“是！”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雨越下越大，山路变得泥泞不堪，每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

突然，走在最前面的战士滑倒了，整个人朝山坡下滚去。

“小心！”

我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但坡太陡了，我也被带着往下滑。情急之中，我另一只手抓住了一棵灌木的根。

手被灌木上的刺扎了进去，疼得我龇牙咧嘴。

“排长！”

后面的战士冲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我们拽了上来。

那个滑倒的兵吓坏了，一个劲儿地道歉：“排长，对不起，我……”

“行了行了。”我甩了甩手上的血，“人没摔着就行。大家都小心点，踩着我的脚印走。”

“是！”

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直巡逻到天亮。

回到驻地的时候，我已经浑身湿透，满手是血。卫生员给我包扎的时候，连长过来了。

“怎么搞的？”

“不小心摔了一跤。”

“摔跤能摔成这样？”连长看着我的手，“你这手得好好养着，别感染了。”

“没事，皮外伤。”

连长没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

淋了一夜的雨，加上手上的伤口感染，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的。卫生员给我打了退烧针，但体温一直降不下来。

迷糊中，我好像看到了父亲。

他坐在我床边，就像小时候我生病时那样。他的手放在我额头上，凉凉的，很舒服。

“爸……”

我喊了一声，然后醒了过来。

床边坐着的不是父亲，是连长。

“醒了？”连长看着我，“你刚才喊爸了。”

我有些尴尬：“做了个梦。”

“想家了？”

“有点。”

连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这儿十八年了，经常做这种梦。”

“您不想回去吗？”

“想。”连长苦笑了一下，“但是这个摊子，总得有人守着。我走了，谁来？”

我没说话。

“贺远洲，我问你个事。”

“您问。”

“你为什么要当兵？”

我想了想，说：“因为我爸当过兵。”

“就因为这个？”

“也不全是。”我说，“小时候听我爸讲部队的故事，觉得当兵的人特别了不起。后来长大了，就想自己也要当一回。”

“那你现在觉得呢？当兵到底了了不起吗？”

“现在觉得，当兵不是说出来的了不起。”我看着连长，“是守出来的。就像您一样，在这儿守了十八年。”

连长笑了：“你小子，倒是会拍马屁。”

“我说的是真的。”

“行了，好好养病。”连长站起来，“等你好了，还有任务交给你。”

“什么任务？”

“等你好了再说。”

连长走了，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月亮。

这里的月亮跟家乡的不一样，更大，更圆，更亮。我看着它，想起了很多事。想起五年前那个夏天，想起那张被我藏在枕头底下的录取通知书，想起父亲给我的五百块钱路费。

不知道父亲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看月亮？

我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条短信：“爸，这里的月亮特别圆。”

过了一会儿，父亲回了一条：“咱家的月亮也圆。”

我看着那条短信，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

三天后，我的烧退了。

连长把我叫到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份文件。

“上级来了任务。”连长指着文件说，“下个月军区组织对抗演习，咱们连被抽中了，担任红方前哨。你的排要打头阵。”

“打头阵？”

“对。”连长看着我说，“这次演习规模很大，参演部队好几个旅。咱们这个小小的边防连，要在演习里唱主角。”

“这……”

“怎么？怕了？”

“不怕！”我立正站好，“保证完成任务！”

“好！”连长站起来，“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你的排加练。我给你们半个月时间，练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来。能不能做到？”

“能！”

从连部出来，我立刻召集全排开会。

“从今天开始，加练。”我开门见山，“半个月后，咱们要参加军区的对抗演习。咱们排打头阵，能不能打出咱们连的威风，就看咱们的了。”

“是！”全排齐声回答。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带着全排开始了魔鬼式的训练。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十公里武装越野。然后是战术训练，从单人战术到班排协同，一遍一遍地练。下午是实弹射击，各种地形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射击训练。晚上是理论学习和复盘。

半个月下来，全排的人都瘦了一圈，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演习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操场上，看着天上的星星。

这里是山区的夜晚，满天星斗像是洒了一把碎银。我掏出手机，想给父亲打电话，又怕打扰他休息。

正犹豫着，手机突然响了。

是父亲打来的。

“爸？”

“嗯。”父亲的声音还是那么沙哑，“干啥呢？”

“刚训练完，坐着歇会儿。”

“听说你们要演习了？”

“您怎么知道？”

“你妈说的。”父亲停顿了一下，“她说你打电话的时候提了一句。”

“是，明天就开始。”

“紧张不？”

“有一点。”

“正常。”父亲说，“当年我参加演习的时候也紧张，手心全是汗。”

“您也参加过演习？”

“废话。”父亲哼了一声，“当年我们团可是全军的标兵团队，演习拿过好几回奖。”

“那我可不能给您丢人。”

“丢人？”父亲顿了一下，“小子，你丢不了人。你比你爹强多了。”

“爸……”

“行了，不说了。明天好好打，打完了给我来个电话。”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 第四章 对抗演习中的意外

演习如期举行。

规模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导演部设在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基地里，参演的红蓝两方加起来有近万人。我们连被编入红方，担任前出侦察任务。

第一天是集结和部署。

连部里，连长把地图铺在桌上，给我们讲解任务。

“根据导演部通报，蓝方主力在西南方向约五十公里的山谷里集结。咱们的任务是前出侦察，摸清蓝方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

“是！”

“贺远洲，你的排担任尖刀，走在全连最前面。”

“是！”

“记住，侦察不是硬拼。看到敌人不要急着交火，先判明情况，及时上报。明白吗？”

“明白！”

部队在凌晨出发。

天还没亮，月亮挂在山头上。我带着全排沿着山脊线前进，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全套单兵装备，还背着电台和观测器材。

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天蒙蒙亮了。

我让部队停下来休息，吃点东西。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啃压缩饼干，喝凉水。

“排长，你说蓝军在哪儿呢？”一个兵问我。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笑了笑，“所以咱们才要去找啊。”

“找到了怎么办？”

“找到了就往上报，让大部队收拾他们。”

“那咱们不打？”

“打是要打的。”我说，“但不是瞎打。侦察兵的眼睛比枪更重要，看清楚了再动手。”

“明白了。”

休息了十五分钟，我们继续前进。

又走了一个多小时，翻过一道山梁，突然看到前方山谷里有炊烟升起。

“停止前进！”我立即下令，然后拿出望远镜观察。

透过镜头，我看到山谷里确实有一支部队在活动。看规模和装备，应该是蓝方的一个营级单位。

“电台！”我压低声音，“快，报告连长，发现蓝军，位置在东经XXX，北纬XXX，规模约一个营。”

通信兵立即呼叫连部。

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窸窣声。

回头一看，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一队蓝军士兵不知道什么时候摸到了我们侧翼，距离不到五十米。

“隐蔽！”

晚了。

“哒哒哒——”对面开火了。

空包弹的声音打破了山谷的寂静。

“被发现了！快，交替掩护撤退！”

我带着全排边打边撤，但蓝军的人数比我们多得多，很快就把我们包围了。

按照演习规则，如果被判定阵亡，就要退出战斗。

“排长，怎么办？”身边的班长焦急地问。

“别慌。”我观察着地形，“看到那个山包了吗？大家往那儿撤，我掩护。”

“排长，我留下掩护！”

“这是命令！”我瞪了他一眼，“快走！”

班长咬牙敬了个礼，带着其他人朝山包撤去。

我端起枪，朝最近的蓝军扫射。虽然是空包弹，但枪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压制对方的行动。

砰砰砰。

我连续射击，打得对面的人不得不找掩护。

趁着这个机会，其他人冲上了山包。

但我也暴露了自己。

蓝军的人从三面包抄过来，最近的离我只有十几米。

“红方人员，你已经死了！”一个蓝军士兵冲我喊。

“谁死了？”我一边喊着，一边往山包的方向跑。

子弹擦着耳朵飞过。虽然是空包弹，但打在钢盔上还是噼里啪啦地响。

突然，脚下一滑。

我整个人朝山坡下滚去。

天旋地转，石头和树枝刮在脸上身上，疼得我直抽气。等停住的时候，我已经滚到了谷底。

浑身都疼，特别是左脚，像是扭伤了。

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左脚一用力，疼得差点叫出声。

不行，走不了了。

我坐在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喘着粗气。

蓝军的人很快找到了我。

“找到了！在这儿呢！”

一个蓝军军官走过来，看了看我：“你是红方的侦察排长？”

“是。”我忍着疼，“贺远洲。”

“受伤了？”

“脚扭了。”

军官对旁边的人说：“叫医护兵。”

然后他蹲下来，打量着我：“你这小子挺能扛啊，我们一个排追你一个，愣是让你跑出去那么远。”

“跑不了多远。”我苦笑，“不还是让你们抓到了。”

“行了，按照规则，你已经被判定阵亡了。等医护兵来处理一下，然后退出战斗。”

“是。”

医护兵很快来了，给我简单包扎了一下脚踝。然后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回了临时救护站。

在救护站里，我见到了连长。

“怎么回事？”连长看着我的脚，“伤得重不重？”

“脚扭了，应该不算太严重。”

“你呀。”连长叹了口气，“为了掩护其他人撤退，一个人断后。勇气可嘉，但脑子不够用。”

“我……”

“你是排长，不是孤胆英雄。”连长的语气严厉起来，“你死了，你的排怎么办？”

我低下了头。

“行了，演习还在继续，你在这儿好好待着。”

连长走了，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心里五味杂陈。

这次演习，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上“战场”，却以受伤退出告终。虽然掩护了全排撤退，但作为排长，我毕竟“阵亡”了。

晚上，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一个医护兵过来给我换药。

“脚还疼吗？”

“好多了，谢谢。”

“你们当侦察兵的真不容易。”医护兵说，“大半夜的还在山上跑。”

“当兵嘛，都是这样的。”

换完药，医护兵走了。我又变成了一个人。

手机没有信号，没法给家里打电话。不知道父亲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在等我电话？

第二天上午，演习还在继续。

我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那是双方在交火。我躺在病床上，听着炮声，心里火烧火燎的。

下午的时候，连长又来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连长脸上难得有了笑容，“咱们打赢了。”

“赢了？”

“你侦察到的情报起了关键作用。虽然你被发现了，但你的排把蓝军的位置传了回来。咱们主力部队顺着你指的路，直接端了蓝军的指挥所。”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牵动了脚踝的伤，疼得龇牙咧嘴。

“别乱动！”连长按住我，“脚还没好呢。”

“连长，真的赢了？”

“我还能骗你？”连长笑道，“你小子的‘牺牲’没有白费。导演部点名表扬了你，说咱们连的侦察排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

我心里一阵激动。

“对了，还有一件事。”连长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军区的人说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枚演习纪念章。

“好好收着。”连长说，“这是你的第一枚勋章，虽然只是演习纪念章，但比真章也不差。”

“谢谢连长。”

连长走了，我拿着那枚纪念章看了又看。

小小的铜质徽章，上面刻着演习的代号和年份。虽然不值什么钱，但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珍贵。

我想起了父亲当年参加演习时说过的话。他说他在演习里也被“击毙”过，但那场演习他们赢了，赢了比什么都强。

是啊，赢了比什么都强。

演习结束后，我们回到了驻地。

我的脚休养了一个星期就好了。伤愈后第一天集合，全连在大操场列队，演习总结大会。

连长站在台上，总结演习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演习，我们连表现不错，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连长扫视着台下，“特别是一些指挥员的战场判断力和保存自己的意识还需要加强。”

我知道他说的是我。

“现在宣布一个决定。”连长拿出一份文件，“根据演习表现和军区党委研究决定，授予贺远洲同志三等功一次！”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愣住了。

“贺远洲，出列！”

“是！”

我跑步出列，到台前立正站好。

连长走过来，把一枚三等功勋章挂在我胸口。

“这枚勋章，是对你演习中出色侦察和舍己救人的表彰。”连长压低声音说，“下次别那么拼命了，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是！”

我敬礼，转身面对全连。

全连齐刷刷地敬礼，掌声更响了。

那一刻，我觉得浑身都是力量。

当天晚上，我用驻地唯一的固定电话给父亲打了过去。

“爸！”

“咋了？这么大声。”父亲的声音还是那么稳，“演习打完了？”

“打完了！”我兴奋地说，“我们赢了！”

“赢了就赢了呗，嚷嚷啥。”

“爸，我得了个三等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爸？”

“嗯，听见了。”父亲的声音好像有点哑，“三等功，还行。”

“还行？”我有点不服气，“三等功很难得的，我们全连就我一个人得了。”

“我说还行就是还行。”父亲清了清嗓子，“等你得了二等功一等功，再来跟我显摆。”

“您当年得过几等功？”

“我？”父亲哼了一声，“你爹我当年可是一等功臣，比你厉害多了。”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骗你干啥。”父亲顿了顿，“下次回家给你看，勋章还在柜子里放着呢。”

“好！那您等着，我也要拿一等功。”

“行，我等着。”

挂了电话，我在电话亭里站了好久，笑得像个傻子。

## 第五章 第一次回家探亲

年底的时候，我终于得到了探亲假。

当兵到现在，除了军校那三年的短暂回家，我已经将近两年没有回去过了。得知探亲假批下来的时候，我正在训练场上。

“贺远洲，连部叫你。”

我跑到连部，连长递给我一张假条：“十天的探亲假，准备什么时候走？”

“报告连长，越快越好。”

连长笑了：“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行，明天就可以走。”

“谢谢连长！”

“回去好好陪陪家人。”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边防辛苦，家里更不容易。”

“是！”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收拾，几件换洗衣服，给父母带的土特产——甘肃的枸杞，新疆的大枣，还有一瓶军区发的青稞酒。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连队去县城的拖拉机，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县城，然后从县城坐汽车到市里，再到市里坐火车。

火车开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

县城的火车站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站房，锈迹斑斑的天桥，还有站前广场上卖煎饼果子的小摊。

我拎着东西走出车站，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父亲。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还是那副沉默的样子。看到我出来，没说话，只是朝我点了点头。

“爸。”

“嗯。”父亲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走吧，你妈在家等着呢。”

我们父子俩并排走着，谁也没说话。从我记事起，我们之间好像就一直是这样的——不需要太多言语，沉默里藏着千言万语。

回到家，门是开着的。母亲站在门口张望，看到我远远地就开始哭。

“妈，我回来了。”

“你这孩子……”母亲抱着我，哭得说不出话来，“你看你瘦的，黑了，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妈，当兵的哪有不黑不瘦的。”

“快进屋，妈给你做好吃的。”

屋里还是老样子，家具都没变，墙上挂着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放下东西，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你爸天天念叨你。”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看你寄回来的照片，一遍一遍地看。”

“谁念叨了？”父亲坐在沙发上，板着脸，“我就看看。”

母亲白了他一眼：“你就嘴硬吧。”

我看着他们，心里暖暖的。

吃饭的时候，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全是我爱吃的。

“多吃点，看你瘦的。”母亲往我碗里不停地夹菜，“在部队吃得好不好？”

“挺好的，妈。部队伙食比家里还好呢。”

“你就骗我吧。”母亲不相信，“甘肃那地方，能有啥好吃的。”

“真的，我们连队自己种菜，还养猪，伙食一点都不差。”

父亲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等母亲去厨房端汤的时候，他开口了。

“在那边还习惯吗？”

“习惯了，爸。”

“边境上不安宁，自己小心点。”

“我知道。”

“你寄回来的钱我没动，都给你存着呢。”

“爸，那是我给家里的……”

“家里不缺你那点钱。”父亲打断我，“你自己留着，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

“可是……”

“别可是了。”父亲放下筷子，“你在部队干得好，就是对我跟你妈最大的孝敬。”

我低下头，用力扒了一口饭。

吃过饭，父亲说要给我看样东西。

他进了卧室，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绒布盒子。那盒子一看就是老物件了，边角都磨得发白。

“给你看看这个。”父亲把盒子递给我。

我打开盒子，愣住了。

盒子里放着三枚勋章：一枚一等功勋章，一枚二等功勋章，还有一枚“优秀工程兵”的奖章。

“这是……”

“我跟你说过的。”父亲坐回沙发上，“一等功，二等功，全在这儿了。”

我小心翼翼地拿起那枚一等功勋章，翻到背面。背面刻着一行小字：贺德厚，XX军区工程兵团，因在XX国防工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

年份是三十多年前。

“爸，您当年立了一等功？”

“那还有假。”父亲点了根烟，深吸一口，“那年在山里打洞子，塌方了，我扒开石头把三个战友救了出来。”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

“当时我也被埋在里头了。”父亲吐出一口烟，“全身十二处骨折，在病床上躺了大半年。好了以后就退伍了。”

“您从来没跟我提过。”

“有什么好提的。”父亲看了看我，“当兵立个功，不都是应该的吗？就像你，三等功，不也是应该的？”

我看着那些泛黄的勋章，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老兵，在工厂里浑浑噩噩过了大半辈子。我从没想过，他当年也是立过一等功的英雄。

“爸，您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后悔退伍。”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后悔。当时那身体，留下来也是拖累部队。与其当个废人，不如早点走。”

“可是……”

“远洲。”父亲叫我的名字，语气难得郑重，“你要记住，军功章不是最重要的。对得起这身军装，对得起手底下的兵，对得起脚下的土地，才是最重要的。”

“我记住了。”

“记住了就好。”父亲站起来，“走吧，跟我去个地方。”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了。”

父亲骑上他那辆老旧的摩托车，载着我出了县城。

冬天的风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割。我坐在后座，看着父亲微微佝偻的背影和花白的头发，心里有些发酸。

摩托车开到了一个村子。

这个村子不大，但很整洁。村口有一棵大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人晒太阳。看到父亲，都朝他打招呼。

“老贺，又来看你战友啊？”

“嗯。”父亲停好车，“来上柱香。”

战友？上香？

我跟着父亲穿过村子，来到后面山脚下的一座坟前。

坟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石碑上刻着一个名字：魏国良烈士之墓。

父亲从随身的包里掏出香和黄纸，蹲在坟前点了起来。

“老魏，我带儿子来看你了。”父亲的声音很轻，“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考上军校的那个。他现在也是军官了，少尉，在甘肃边防。”

我站在父亲身后，看着那座孤零零的坟茔。

“当年跟你一起当兵的三个人。”父亲一边烧纸一边说，“一个我，残了，一个老魏，埋在这里，还有一个老赵，走得早，连坟头都找不到了。”

父亲的眼泪掉下来，滴在烧着的黄纸上，发出“嘶”的一声。

“我命大，活下来了。可你们呢？你们连看都没看到好日子。”

我走过去，蹲在父亲身边。

“爸……”

“给你魏叔叔磕个头。”父亲说，“你当兵这条路，有他一份功劳。”

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父亲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吧，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父亲跟我说起了当年的事。

“老魏跟我是同年兵，一个班里的。那次塌方，他是为了把我推出来，自己被石头砸中的。”父亲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把他从石头底下扒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他最后一句话是，老贺，帮我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说不出话来。

“所以我让你别瞒着我。”父亲说，“不管你在哪儿，不管干啥，只要你好好的，让爹知道，比什么都强。”

“爸，我知道了。”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做好了晚饭，等着我们。

吃饭的时候，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变了。不是因为我知道了父亲是一等功臣，而是因为我真正理解了父亲沉默背后的重量。

剩下的几天假期，我一直待在家里。

白天帮母亲做点家务，陪她去菜市场买菜。晚上跟父亲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就这么沉默着。

我发现父亲老了。

他走路开始有些蹒跚，上下楼梯要扶着扶手。他看报纸要戴老花镜，看一会儿就揉眼睛。他睡觉的时候会咳嗽，有时候半夜要起来喝水。

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

临走前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阳台上。

“明天就走了？”

“嗯，明天一早就走。”

“去了好好干。”父亲递给我一根烟，“别老惦记家里。我跟你妈身体都好，不用你操心。”

“我知道。”

“还有就是……”父亲顿了顿，“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当兵的也是人，该找对象得找。”

我笑了：“爸，这个您就别操心了。”

“能不操心吗？”父亲瞪了我一眼，“你今年都多大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会打酱油了。”

“行行行，我注意。”

“注意有啥用？得行动。”父亲抽了口烟，“我听说你们部队那边不好找对象。没事，你好好干，干出成绩来，好姑娘有的是。”

“知道了爸。”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回部队的火车。

父亲和母亲还是站在车站的月台上送我。母亲又哭了，父亲还是那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

“到了来个电话。”父亲说。

“嗯。”

“自己保重。”

“爸，妈，你们也是。”

火车开动了，我看着站台上的父母，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我坐在座位上，从兜里掏出那个红色绒布盒子。

昨天晚上，父亲把这个盒子塞给了我。

“拿着。”他说，“你爹这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这些勋章，是你。”

“爸，这个我不能要……”

“叫你拿着你就拿着。”父亲按住我的手，“不是给你的，是给你以后儿子的。让老贺家的孩子都知道，当兵保家卫国，是咱们家的传统。”

我抱着盒子，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 第六章 家属来队

又是一年过去了。

期间我执行了不少任务，有巡逻，有演习，还有一次紧急布控。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脚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脸上也多了一道浅浅的疤——那是巡逻的时候被石头划的。

第三年春天，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远洲啊，妈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妈。”

“你爸他一直念叨着想去你那儿看看。”母亲说，“你看方便不方便？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方便！”我赶紧说，“我们连队有家属接待室，你们随时可以来。”

“那……那我跟你爸商量商量。”

挂了电话，我心里一阵兴奋。父亲要来看我了！他要亲眼看看我工作的地方了！

可是冷静下来，我又有些担心。连队驻地条件艰苦，海拔高，空气稀薄，父亲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我把这事跟连长汇报了。

“好事啊。”连长说，“你爹是第一代边防老兵，咱们应该好好接待。需要什么你说，连里配合。”

“连长，我怕我爸身体吃不消。我们这儿海拔三千多，他有老伤……”

“那就让卫生员提前准备一下。”连长说，“吸氧设备，常用药品，都备上。你爹是老革命了，这点苦算什么。”

“是！”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忙着准备接待的事。收拾家属接待室，把被褥晒得蓬蓬的，从食堂多申请了一些肉和菜，还特地托下山办事的战友带了些水果上来。

父亲和母亲是一个星期后到的。

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连队派了车去兰州中川机场接他们，我在连队门口等着。

远远看到吉普车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

车停了，母亲先下来，然后是父亲。

父亲站在那儿，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光秃秃的山，灰扑扑的营房，挂着军徽的大门。他看了很久，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爸，妈。”

“远洲！”母亲快步走过来，抱住我，“你这孩子，怎么又瘦了？”

“妈，我没瘦。”我笑着说，“我们这儿伙食好着呢。”

“好什么好，这荒山野岭的，能有啥好吃的？”

父亲走过来，没抱我，只是拍了拍我的胳膊：“还行，结实了。”

“爸，您身体怎么样？”

“死不了。”父亲环顾四周，“这就是你守的地方？”

“是。咱们连负责这段边境线，全长一百多公里。”

“一百多公里。”父亲重复了一遍，“不小啊。”

“走吧，先安顿下来再说。”

我领着他们进了家属接待室。那是一间不大的房子，但收拾得很干净，有床有桌，还有一台小电视。

“条件简陋，爸您别嫌弃。”

“嫌弃啥？”父亲坐在床上，“比我们当年当兵的窝棚强多了。”

晚上，食堂特意加了菜。战士们听说排长的父亲是老边防，都跑来看稀奇。

“贺叔叔，听说您当年也是一等功臣？”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父亲摆摆手，“现在不行了，老了。”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的故事呗。”

“有什么好讲的。”父亲笑了笑，“当兵嘛，都是吃苦，谁比谁轻松？”

连长也来了，跟父亲喝了两杯青稞酒。

“老班长，您儿子在我们这儿干得不错。”连长说，“现在是全连最年轻的排长，也是全连最好的排长。”

“连长过奖了。”父亲端起酒杯，“他年轻不懂事，您多担待。”

“不是我担待他，是他担待我。”连长笑了，“这小子有股子韧劲，像他爹。”

父亲没说话，但我在旁边看到，他喝酒的时候手抖了一下。

吃完饭，我陪着父亲和母亲在营区里散步。天已经黑了，山上风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爸，风大，要不回去？”

“不用。”父亲站在风口，看着远处的山，“你每天就是在这个地方待着？”

“嗯，也经常出去巡逻，一去就是三五天。”

“冬天冷不冷？”

“冷，零下三十多度。”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句：“比我当年苦。”

“爸，我不觉得苦。”

“我知道。”父亲转过身，“你觉得不苦，是因为你还没当过家，不知道家里人的心。”

我愣住了。

“你在外面吃苦，你妈在家里睡不着。”父亲说，“你瞒了我们五年，那五年你妈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你在外头出了事。”

“爸……”

“我不是怪你。”父亲摆摆手，“我是想告诉你，当兵的人不光要对得起国家，也要对得起家人。这两头都不容易，你以后就明白了。”

第二天，父亲说想去边境线上看看。

我跟连长请示了，连长说可以，还特意安排了一辆车。

车子在盘山公路上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我们连最远的一个哨所。哨所不大，只有一个班的战士驻守。

哨所旁边就是界碑。

界碑不大，半人多高，上面刻着鲜红的国徽和“中国”两个大字。

父亲走到界碑前，站住了。

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

过了很久，父亲慢慢抬起右手，对着界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他的手举了很久才放下。

“三十多年了。”他的声音很轻，“三十多年没站在这种地方了。”

“爸……”

“当年我守的那段边境线，在云南。”父亲说，“也是山，比这儿还高，比这儿还苦。我们一个班守一个山头，半年下一次山。”

“您从来没跟我说过。”

“说了有什么用。”父亲转过身，“不亲身站在这种地方，你是不会明白的。”

他拍了拍界碑：“这个，就是咱们当兵的意义。”

我看着那块界碑，鲜红的国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远洲，你选了一条对的路。”父亲说，“虽然苦，但是对。”

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地喝多了。

“老魏啊。”他端着酒杯，冲着空气说，“你看到了吗？我儿子，也是当兵的！他在甘肃，守边境！比你那个考上大学的儿子强多了！”

“爸，您喝多了……”

“没多！”父亲挥开我的手，“老魏，你当年笑话我，说我儿子准没出息。你看看现在，我儿子是军官！少尉！三等功臣！”

他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可是你没看到。你他妈的没看到。”

母亲在旁边红了眼眶，连长和指导员悄悄退了出去。

我一个人陪着父亲，听他断断续续地说着醉话。

“我贺德厚这辈子，没啥本事。但有一条，我把儿子养大了，让他也当了兵。老魏，你在下面，可得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后来父亲趴在桌上睡着了，我和母亲把他扶回房间。

“你爸就是这样。”母亲帮他盖好被子，“嘴上不说，心里比谁都惦记你。”

“我知道，妈。”

“你爸身体不好，身上那些旧伤一到阴天就疼。”母亲叹了口气，“但他从来不叫疼。医生让他多休息，他偏要干活。他说，他不能当个废人，给儿子丢人。”

“我爸他怎么会是废人呢。”我说，“他是我的英雄。”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摸了摸我的脸：“你们父子俩，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父亲和母亲在连队住了五天。

五天里，父亲参观了连队的每一个角落，看了战士们的训练，甚至还跟着巡逻队走了一趟。

“现在的装备比我们当年好多了。”他感慨，“不过兵还是那个兵，吃的苦还是那个苦。”

临走前一天，连队搞了个小型的联欢会。战士们表演节目，唱歌跳舞，气氛很热闹。

“老班长，您给大家讲两句？”连长邀请父亲。

父亲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被拉上了台。

他站在台上，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不会说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是今天，我得说几句。”

“我当兵的时候，比你们现在还年轻。那时候条件差，吃不饱，穿不暖，但是没有人叫苦。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后是家，是国。我们守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道门。”

“后来我受伤退伍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老天爷对我还不错，让我儿子也当了兵，让我能重新站在这种地方，重新看到界碑，重新看到你们这些当兵的脸。”

“你们这些孩子，年轻，有劲，能吃苦。我看着你们，就像看到当年的自己。”

父亲说到这里，眼睛红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就一句话——你们都是好样的！”

台下掌声雷动。

我站在人群里，用力地鼓掌，手都拍红了。

父亲下台的时候，我看到他偷偷擦了擦眼角。

第二天上午，父亲和母亲坐车离开。

母亲又哭了，父亲还是老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干。”

“嗯。”

“下次回家，带上对象。”父亲说，“这是命令。”

我笑了：“是！”

车子开远了，我站在营门口，朝他们挥手。

心里有些不舍，但更多的是一种踏实。

父亲看到了我守的地方，看到了我带的兵，看到了我穿军装的样子。他放心了，我也放心了。

## 第七章 危难时刻

父亲和母亲走后不久，我接到了新的任务。

上级通报，近期有不法分子频繁在边境线附近活动，企图进行非法越境和走私。连队要加强巡逻，严防死守。

作为排长，我带着全排担负起了最艰巨的夜间巡逻任务。

那段时间，我和战士们几乎吃住都在山上。白天睡觉，晚上巡逻，每人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山上的蚊子又多又毒，被咬一口就肿一大片，很多战士身上没有一处好地方。

有一天晚上，我们接到情报，说有不法分子企图趁着大雨偷越边境。

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山洪暴发，山路被冲得七零八落。我带着全排冒着大雨朝目标区域赶去。

路太难走了。雨水混着泥浆，脚踩下去能陷到脚踝。有的地方路被冲断了，我们只能抓着旁边的灌木，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走到一个山口的时候，突然听到前面有动静。

“停止前进！”我压低声音下令。

透过雨幕，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几点微弱的光——那是手电筒的光。

“准备战斗。”

我们分散开来，慢慢朝前摸去。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五个人，正在大雨中艰难地朝边境线方向走。

“站住！边防检查！”

那五个人听到喊声，非但没停，反而拔腿就跑。

“追！”

我们在雨中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雨大得什么也看不清，地上的泥浆滑得根本站不稳。我跑在最前面，好几次差点摔倒。

突然，我听到前面传来一声惨叫。

冲过去一看，一个人滑倒在山坡上，小腿卡在了石缝里。

“别动！”我扑上去按住他，“你被捕了！”

就在这时，我看到其他几个人已经跑到了山坡边缘——山坡那边就是边境线！

“你们别跑！”我冲他们喊，“再跑开枪了！”

但那几个人根本不听，继续朝山下跑。

情急之下，我掏出手电筒朝天上照了三下——这是紧急求援信号，希望附近的巡逻队能截住他们。

然后我低头看着被卡在石缝里的那个人。他疼得直叫唤，小腿已经肿了起来，看起来像是骨折了。

“别叫了。”我蹲下去查看，“我们给你处理。”

我和两个战士花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个人的腿从石缝里弄出来。他的小腿确实骨折了，走不了路。

“排长，怎么办？”

“轮流背，带回去！”

“可是其他人……”

“那边有别的巡逻队，他们会截住的。”我说，“先把伤员带回去。”

我和战士们轮流背着那个人往回走。雨一直下，路更难走了。我背着他的时候，踩到一块松动的石头，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倒在地，背上的伤员也摔了出去。

“排长！”战士们赶紧围过来。

“没事。”我爬起来，感觉膝盖一阵刺痛，低头一看，膝盖上磕了好大一个口子，血和着雨水往下流。

“排长，你受伤了！”

“皮外伤。”我撕了块布扎住伤口，“走，继续。”

就这样，我们在雨里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终于把伤员带回了驻地。

其他几个不法分子后来也被别的巡逻队抓住了。

回到驻地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连长看到我的样子，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你腿怎么了？”

“摔了一跤，不碍事。”

“不碍事？”连长的语气严肃起来，“你知道你摔成什么样了吗？”

他让我把裤腿卷起来。我低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膝盖肿得像个馒头，伤口周围的皮肤已经开始发白了——那是泡水太久的表现。

“卫生员！”连长吼道。

卫生员跑来，看到我的伤口也倒抽一口凉气。

“可能会感染，得立刻处理。”

“等一下。”我说，“我还有任务没完成……”

“这就是你现在的任务。”连长打断我，“贺远洲，服从命令！”

“是！”

我坐在卫生室，看着卫生员给我清理伤口。他先用酒精消毒，疼得我直抽气。

“排长，你忍着点，伤口里有很多泥沙，必须清理干净。”

“没事，你弄吧。”

后来伤口缝了六针。

连长来看我，坐在我床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

“贺远洲，你小子是不是不拿自己当人？”

“连长，我……”

“我知道你想完成任务，想带好你的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真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

“连长，我爸当年也是为了救人受伤的。”

连长看着我，叹了口气：“你们父子俩，真是一个比一个犟。”

“连长，我有个请求。”

“说。”

“这事能不能别告诉我爸？”

“为什么？”

“他会担心的。”

连长看着我，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行，但下次不许这么拼命了。”

“是。”

可是事情还是让父亲知道了。

倒不是连长说的，是我那个大嘴巴的妈。她在电话里听到我声音不太对劲，就追着问，我支支吾吾的，她就急了。

“你受伤了是不是？”

“妈，就是摔了一跤，不严重……”

“不严重？不严重你瞒我干啥？”母亲的声音变了，“你这孩子，怎么又瞒着我们？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你爸的？”

“妈，真的不严重……”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把电话给我。”

“爸……”

“你受伤了。”父亲的语气很平静，“怎么受的伤？”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缝了六针，右脚？”

“是。”

“能走吗？”

“能走，不碍事。”

“那还行。”父亲说，“比我当年强点。我那时候在床上躺了大半年。”

我愣住了。

“当兵的哪有不受伤的。”父亲说，“你记住，受点伤不丢人，丢人的是受了伤就不敢往前走了。你这次做得好，就是下次注意点，别逞能。”

“知道了，爸。”

“行了，你妈还要说话。”

母亲接过电话，又哭了：“你这孩子，你在家的时候多听话啊，怎么到了部队就变成这样了？”

“妈，我没变。我在家听您的话，在部队就得听国家的话。”

母亲破涕为笑：“就你会说。”

挂了电话，我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着父亲的话。

“当兵的哪有不受伤的。”

是啊，父亲当年十二处骨折都没叫过苦。我这六针算什么呢？

一个星期后，伤口拆了线。虽然膝盖上留了道疤，但走路已经没问题了。

连长让我多休息几天，我没同意。全排还在等我带着训练呢，我怎么能歇着。

“贺远洲，你真是个犟种。”

“连长，我是跟您学的。”

连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你小子有种。去吧，别太拼了。”

“是！”

## 第八章 晋升与重逢

第四年秋天，我接到了晋升的命令。

从中尉晋升为上尉，同时调任到军区机关工作。

这个消息来得有些突然。那天我正在训练场上带着战士们训练，通信员跑来叫我：“贺排长，连部有电话，找你的。”

我跑到连部，接起电话。

“贺远洲同志，这里是军区干部处。经组织研究决定，调你到军区司令部工作，同时晋升上尉军衔。请于十五日内到军区报到。”

我拿着话筒，一时没反应过来。

“贺远洲同志？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我深吸一口气，“服从组织安排。”

挂了电话，连长看着我：“怎么？要走了？”

“连长，您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连长递给我一根烟，“军区早就看中你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岗位。这次调你过去，是当作战参谋。不错的位置。”

“连长，我……”

“舍不得这里？”

“有一点。”

“我也舍不得你。”连长难得说了句软话，“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能去军区，说明这些年没白干。”

“谢谢连长。”

“别谢我，谢你自己。”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去了军区好好干，别给咱们边防连丢人。”

“是！”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忙着交接工作。把排里的事务逐一交代给新任排长，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好，把需要跟进的事项都标注清楚。

走之前那天晚上，全排给我搞了个送别会。没有什么好酒好菜，只有几瓶啤酒和一些花生瓜子。但那个晚上，是我这四年里最难忘的一夜。

战士们一个个来给我敬酒。

“排长，您走了咱们可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我笑着说，“新排长比我强，你们好好干。”

“排长，您到了军区可别忘了咱们。”

“忘不了。你们也别忘了我。”

酒喝到一半，张海超也来了——他前两年也调到了这个战区，在一个连队当连长。听说我要走，特意赶过来送我。

“贺远洲，你小子可以啊。军区参谋，比我这个连长有前途。”

“少来。你当年可比我能打。”

“那倒是。”张海超笑了，然后正色道，“到了军区，别忘了咱们是边防出来的。”

“忘不了。”

报到那天，我坐上了去兰州的车。

军区机关在兰州，那里跟边防连完全不同，是真正的大城市。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跟山里的清冷是两副天地。

我到干部处报到后，被分配到司令部作战处。

处长姓马，是个四十多岁的大校，看起来精明强干。

“贺远洲同志，我看过你的档案。”马处长翻着文件，“边防连出身，四年前线经历，三等功臣。不错。”

“谢谢处长。”

“不过，机关跟基层不一样。”马处长合上档案，“在基层，你带兵打仗。在机关，你要的是脑子。作战参谋，最重要的是眼力、判断力和协调力。能不能适应？”

“能！”

“好，那就开始工作吧。”

机关的日子跟基层完全不同。在边防连，每天面对的是山、是界碑、是训练场上的战士。在机关，面对的是文件、是地图、是各种各样的会议。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确实有些不适应。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对着电脑敲键盘，感觉浑身都不自在。

但渐渐地，我开始习惯，也开始理解机关工作的意义。基层是执行者，机关是决策者。一个好的决策，能减少基层多少流血牺牲，这是我在边防连最深的体会。

有一次，处里讨论边境巡逻路线调整的事。会上很多人提出了各种方案，有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有的是从效率角度考虑。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在边防待了四年，巡逻路线的难点在哪里，我最清楚。”

我把边境地形、气候条件、薄弱环节一一罗列出来，然后提出了一个既保证覆盖又减少重复的方案。

马处长听完，点了点头：“这个方案实用。贺远洲，到底是边防出来的，对一线情况熟悉。”

方案最后被采纳了。

散会的时候，马处长把我留下。

“你在边防那四年，没白待。”他说，“机关干部大多从军校出来就在机关，对基层了解不够。像你这样真正吃过基层苦的人不多。好好干，前途无量。”

“谢谢处长。”

“对了，下个月有个老兵座谈会，军区邀请了一些老英雄来参加。”马处长说，“我看名单上有个叫贺德厚的，是你什么人？”

我愣住了。

“是我父亲。”

“你父亲？”马处长也有些意外，“他是一等功臣，你也是军人。父子两代参军，不错不错。”

“处长，我父亲要来？”

“名单上有他。”马处长说，“座谈会的组织工作正好由你负责。怎么？你不知道？”

“不知道。他没跟我说。”

“那你正好趁这个机会，跟老父亲团聚一下。”马处长笑着说，“也算是组织上给你的一点小福利。”

我拿着那份名单，心情复杂。

父亲要来军区参加座谈会，而我将负责接待工作。

父子俩，一个一等功臣，一个军区参谋。这大概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画面。

我打电话回家，接电话的是母亲。

“妈，我爸呢？”

“你爸出去了。”母亲说，“怎么了？”

“妈，我爸是不是收到军区的邀请函了？”

母亲停顿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在军区工作。下个月有个老兵座谈会，名单上有我爸。”

“你调到军区了？”母亲惊喜地问，“什么时候的事？”

“刚调去不久。”我说，“妈，这事我爸知道吗？”

“知道。邀请函上个月就寄来了。你爸看了以后，在阳台上坐了半宿。”

“他说什么了吗？”

“什么都没说。”母亲叹了口气，“你爸这个人，你知道的。越是心里有事，越不说话。”

“妈，您和爸一起来吧。我现在在兰州，可以好好招待你们。”

“好好好。”母亲高兴地说，“我跟你爸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心里暖暖的。

父子两人同在一个军营，这个画面我想过无数次，但从来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实现。

离座谈会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开始紧张起来。

准备工作我已经做得很充分了。老兵的接待、住宿、行程安排，每一个细节都检查了又检查。但我知道，我紧张的不是工作，是父亲的到来。

自从上次在边防连分别，已经一年多了。虽然经常通电话，但真正见面，这还是第一次。

而且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军区，在我的新单位，我以军区参谋的身份接待他这个老兵。

座谈会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招待所门口等着。

车子到了。母亲先下来，然后是父亲。

父亲还是老样子，穿着深灰色的夹克衫，头发好像又白了一些，但精神看着还不错。

“爸，妈。”

“远洲！”母亲快步走过来，“你瘦了？不对，好像胖了一点？”

“妈，我是调机关了，运动量小了。”

“那可不行。”父亲走过来了，“当兵的，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锻炼。”

“知道了，爸。”

我带他们到招待所房间安顿下来。房间不大，但很干净。父亲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点了点头。

“你们军区条件不错。”

“爸，您明天要在座谈会上发言，发言稿准备好了吗？”

“发言稿？”父亲摆摆手，“不用那东西。都是当兵的，有什么说什么。”

“可是……”

“别可是了。”父亲打断我，“你爹虽然没文化，但说话还是会的。”

第二天上午，座谈会正式开始。

来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军区的老英雄、老模范。有参加过抗战的老兵，有参加过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功臣，有在重大工程中立功的工程兵。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便服，但胸口的勋章熠熠生辉。

父亲坐在他们中间，一点也不违和。

座谈会由军区的副政委主持。他先介绍了各位老兵的先进事迹，然后是老兵代表发言。

轮到父亲的时候，他慢慢站起来。

“我叫贺德厚。”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稳，“三十多年前，我是XX军区工程兵团的一名战士。在一次施工中遇到塌方，我救出三名战友，自己也受了重伤，全身十二处骨折。”

会场安静下来。

“那次事故中，我失去了一位战友，他叫魏国良。当时石头往下掉，他把我推开，自己被砸中了。”父亲的声音开始颤抖，“他最后一句话是，老贺，帮我看看外面的世界。”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想对老魏说——外面的世界很好。咱们的国家越来越好，咱们的军队越来越好。你说的，我都替你看到了。”

父亲的眼泪流了下来。

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还有一件事。”父亲擦了擦眼泪，声音突然有力起来，“我儿子也是军人。他现在就在这个军区工作，是个参谋。”

很多人的目光转向我。

“我为他骄傲。”父亲的声音很稳，“不是因为他是参谋，是因为他像我当年一样，在边防线上趴过冰卧过雪，在巡逻路上摔过跤流过血。贺家的男人，对得起这身军装！”

掌声又响起来。

我站在人群里，眼泪掉了下来。

座谈会结束后，父亲被很多年轻军官围着，问东问西。他难得地说了很多话，讲当年的故事，讲当兵的感受。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又是骄傲又是感慨。

晚上，我在军区食堂请父亲和母亲吃饭。

“爸，您今天讲得真好。”

“好什么好。”父亲喝了口酒，“就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您把我说得太好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父亲瞪了我一眼，“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要是干得不好，我才不会说你是我儿子。”

“爸……”

“远洲。”父亲放下酒杯，语气郑重起来，“你现在到了军区，平台更大了。但你要记住，不管在什么位置上，你的根都在基层，在边防，在你待了四年的那个山沟沟里。别把自己当机关老爷。”

“我记住了。”

“记住了就好。”父亲拿起酒杯，“来，干一杯。”

我们父子俩碰了杯，一饮而尽。

母亲在旁边看着，笑着说：“你们爷俩，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谁跟他一样？”父亲哼了一声，“我当年可是拿过一等功的。他才三等功。”

“爸，您等着。我早晚也拿一等功。”

“行啊，我等着。”

## 第九章 命运的考验

父亲和母亲在兰州待了三天。

我带他们逛了逛兰州城，看了黄河铁桥，吃了正宗的兰州拉面。父亲说兰州的牛肉面比老家的好吃，母亲说那是因为兰州的牛肉多。

临走那天，父亲在车站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现在的路比我在基层宽多了。好好走，别走歪了。”

“爸，我不会的。”

“那就好。”

送走他们之后，我回到工作中。军区机关的工作节奏很快，有时候忙起来连吃饭都顾不上。但我觉得充实，因为我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影响到千里之外边防线上某个战友的生命安全。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加班，手机突然响了。

是母亲打来的。

“远洲……”母亲的声音带着哭腔。

“妈，怎么了？”

“你爸……你爸他……”

我的心猛地揪紧了：“爸他怎么了？”

“他突然晕倒了！我们在县医院，医生说……说是心梗，得马上做手术！”

我脑子“嗡”的一声。

“妈，您别急，我马上回来！”

挂了电话，我立刻去找处长请假。处长二话没说就批了，还安排了一辆车子送我去机场。

“要不要订机票？”处里的同事问我。

“最近一班到老家的航班是什么时候？”

“今晚十点有一班。”

“就它了。”

那一夜，我坐在候机大厅里，手指一直在发抖。给母亲打电话问情况，母亲说已经转到市医院了，正在准备手术。

“妈，您别怕。”我强作镇定，“爸身体一直硬朗，不会有事的。”

“我知道，我知道。”母亲的声音在发抖。

飞机起飞了。我看着窗外的夜色，脑子里全是父亲的影子。

他的沉默，他的倔强，他给我敬的那个标准军礼，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当兵的哪有不受伤的”……

爸，您一定要撑住。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

母亲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眼睛红肿得像核桃。看到我，她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远洲，你爸他……”

“妈，爸不会有事的。”我抱住她，“爸是什么人？一等功臣。这点小病小灾，难不倒他。”

话是这么说，但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手术持续了四个小时。

当手术室的门打开，医生走出来的时候，我几乎是冲上去的。

“医生，我爸怎么样？”

“手术很成功。”医生摘下口罩，“患者送来得还算及时，如果再晚一两个小时，就不好说了。”

我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

“谢谢医生，谢谢您。”

“不客气。”医生说，“不过患者年纪大了，心脏功能受损比较严重。以后得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不能太劳累。”

“我明白。”

父亲被推出来了，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他的脸色蜡黄，双目紧闭，跟平常那个倔强的老兵判若两人。

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像刀割一样。

“爸。”

他好像听见了，眼皮动了动，但没有睁开。

那天晚上，我守在父亲病床前，一夜没合眼。

母亲劝我回去休息，我说不困。其实是我不敢走。我怕我一走，父亲就出什么事。

凌晨的时候，父亲醒了。

他睁开眼睛，虚弱地看着我。

“爸，您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他的声音很轻。

“我请了假回来看您。”

“有什么好看的。”父亲皱眉头，但力气不够，表情看着有点滑稽，“老子还没死呢。”

“爸，医生说了，您得好好养病。”

“养什么病。我就是累的，睡一觉就好了。”

嘴上这么说，但他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拿毛巾给他擦脸，喂他喝水。父亲有些别扭，大概是不习惯让儿子伺候。

“你要是忙，就回部队去。”他说，“我没事。”

“爸，我请假了，可以多待几天。”

“当兵的哪能随便请假。”父亲瞪了我一眼，“别因为我的事耽误了工作。”

“爸，您最重要。”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扭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闷闷地说了句：“臭小子。”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给他擦身，喂他吃饭，扶他上厕所。父亲从最开始的抗拒，到后来慢慢接受，偶尔还会跟我说几句话。

有一天晚上，病房里只有我们父子俩。

父亲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突然问我：“远洲，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爸，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人老了，就容易想这些。”父亲叹了口气，“我这辈子，当过兵，立过功，退了伍又干了二十多年工人。到头来躺在病床上，觉得好像什么都没干成。”

“爸，您怎么这么说。您在部队立了一等功，在厂里干了一辈子，把我养大成人，怎么叫什么都没干成？”

“那些都是应该做的。”父亲转过头看着我，“人活着就得做事，做了事不算什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妈。她跟着我一辈子，没享过几天福。”

我沉默了。

“以后你要是有对象了，要对人家好一点。”父亲说，“别跟你爹似的，就知道埋头干活，不知道疼人。”

“爸，我妈从来没抱怨过您。”

“那是她不抱怨。我心里有数。”

父亲说完，闭上了眼睛。

我坐在旁边，看着他憔悴的脸，心里酸得不行。

出院那天，母亲早早地就来接他。父亲虽然出院了，但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走路要人扶，上楼要歇好几次。

医生说，父亲的病需要长期休养，不能太劳累。厂里的活肯定是干不了了，只能提前退休。

“退休就退休。”父亲说，“我也干够了。”

但我知道，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父亲一辈子勤快惯了，让他突然闲下来，比让他干活还难受。

回到家里，我开始忙前忙后。把重活都干了，把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

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我干活，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爸，您别老看着我，看电视。”

“不看。电视里净是瞎编的。”

“那我给您开个收音机？”

“不听。”

我没辙了。

母亲在旁边笑：“你爸是想跟你说话，又不好意思开口。”

“谁说的？”父亲立刻反驳，“我就是看看他干活利不利索。”

“利索，比您年轻时候利索多了。”母亲笑着说。

“你……”

我看着他们斗嘴，心里暖融融的。

又待了两天，假期到了，我必须回部队了。

临走那天早上，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着我收拾东西。

“爸，我走了。”

“嗯。”

“您好好养病，按时吃药，别太累了。”

“知道了，啰嗦。”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父亲一眼。他坐在沙发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白发上。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爸。”

“又怎么了？”

“我给您敬个礼。”

我站直身体，对着父亲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父亲愣了一下，然后慢慢站起来，扶着沙发靠背站直了身体。他慢慢地抬起右手，给我回了一个军礼。

两个人，一对父子，两代军人。阳光洒在我们身上，这个画面也许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我放下手，转身走出了家门。

背后传来父亲的声音：“好好干，别给你爹丢人！”

“知道了，爸！”

我大步朝前走去，脚下生风。

## 第十章 又一个春天

回到军区后，我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比起以前，我现在更加拼命了。不是因为想升官，而是因为我知道，父亲在看着我。我不能给他丢人。

一年后，军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演习。我被指定为演习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演习规模大，参演兵种多，涉及到的协同问题复杂得让人头疼。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直接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对付一宿。

马处长看我太拼了，提醒我：“别太累，身体是自己的。”

“没事，处长。我在边防的时候比这累多了。”

方案改了十几稿，终于定了下来。

演习那天，我站在指挥大厅里，看着大屏幕上各支部队的动向。红蓝双方在戈壁滩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对抗，炮火轰鸣，战车驰骋。

结果很圆满。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军区首长给予了高度评价。

演习总结会上，马处长把我推了出来。

“这次演习方案的制定，主要由贺远洲同志负责。他的方案充分考虑了一线部队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创新性。”

军区首长看着我：“贺远洲？你就是贺德厚的儿子？”

“报告首长，是的！”

首长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好好干！”

“是！”

散会后，马处长拍着我的肩膀：“干得不错。我已经向上级推荐你参加今年的优秀参谋评选了。”

“谢谢处长。”

“不用谢我，是你自己争气。”

那天晚上，我给父亲打电话。

“爸，我们演习结束了，效果很好。”

“嗯，我听说你们在搞大演习。”父亲的声音听起来精神多了，“电视上播了。”

“爸，首长还提到您了。”

“提我啥？”

“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父亲哼的一声：“那是自然。”

我笑了：“爸，您身体怎么样？”

“好多了。”父亲说，“天天吃药，你妈盯我盯得比盯犯人还紧。”

“那就好。”

“对了，你跟那个……”父亲顿了一下，“上次你说的那个女军医，怎么样了？”

“爸，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关心关心不行吗？”父亲的语气有点不自然，“你妈让我问的。”

我笑了。上次回家的时候，我随口提了一句军区医院有个女军医，长得挺好看，性格也好。当时父亲没说什么，没想到他一直记着。

“还行吧，还在接触。”

“什么叫还行？”父亲的声音严肃起来，“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兵的人，做事要干脆。”

“那……行吧。”

“行了就行。啥时候带回来看看？”

“爸，这才多久啊，您着什么急。”

“我能不急吗？我今年六十多了。”父亲说，“我这身体，说不定哪天……”

“爸！您别瞎说！”

“好好好，不说这个了。”父亲转移话题，“你自己看着办吧。不过有一条——得是好人家的姑娘，得配得上咱们军人家庭。”

“知道了爸。”

又过了两个月，我真的带了一个姑娘回家。

她叫顾念，是军区医院的内科医生。短发，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父亲也是军人，是空军地勤，前几年退休了。

母亲看到顾念，高兴得嘴都合不拢。父亲倒是一如既往地绷着脸，但我注意到他偷偷看了顾念好几眼。

吃饭的时候，母亲不停地给顾念夹菜。父亲一直没怎么说话，直到顾念主动问他当年当兵的事。

“叔叔，听说您当年是一等功臣，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父亲放下筷子，“勋章还在柜子里放着呢，不信拿给你看。”

“我信我信。”顾念笑着说，“贺远洲说您是他最敬佩的人。”

父亲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意外。

“他真这么说？”

“真的。”顾念点头，“他说您当年在塌方中救了三个战友，全身十二处骨折都没叫过一声疼。他说他就想成为像您一样的军人。”

父亲沉默了，低头扒了两口饭。

过了一会儿，他闷声说了句：“这小子，嘴上倒是会说。”

晚上，顾念和母亲在客厅里聊天。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烟，父亲过来了。

“这姑娘，还行。”

“只是还行？”我笑着问。

父亲白了我一眼：“我说行就是行。”

“那您同意了？”

“我同不同意管什么用。”父亲点了根烟，“你自己觉得好就行。”

“我觉得她很好。”

“那就好好对人家。”父亲说，“别跟我似的，一辈子就知道闷头干活，不会疼人。”

“爸，您怎么又说这个。”

“我是说真的。”父亲很认真地看着我，“咱们当兵的，保家卫国是本分，但家里人也得照顾好。别到老了才后悔。”

“我知道了，爸。”

“知道就好。”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有福，遇到了一个好姑娘。”

那年秋天，我和顾念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就在军区的礼堂里。来的都是战友和同事，还有一些父亲的战友。

张海超特意从外地赶过来，在婚礼上给我当伴郎。

“远洲，你小子可以啊。”张海超看着顾念，“这是捡到宝了。”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

父亲穿着他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是他唯一的一套正装。母亲说给他买套新的，他说不用，军装就是最好的衣裳。

婚礼上，父亲上台讲话。

他站在话筒前，又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沙哑，“今天就讲三句话。第一句，我儿子贺远洲，是个好兵。第二句，我儿媳妇顾念，是个好姑娘。第三句……”

他停顿了一下，看着我，眼眶红了。

“第三句，我跟老魏说过，让他保佑我儿子平平安安的。今天，我可以告诉老魏了——我儿子不光平安，还娶了个好媳妇。老魏，你在下面也可以放心了。”

台下静默了几秒，然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坐在台下，看着父亲，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 尾声

又过了一年，我和顾念有了孩子。

是个男孩，七斤二两，白白胖胖的。父亲和母亲从老家赶来兰州看孙子。

父亲抱着孙子，脸上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笑容。

“叫爷爷。”

“爸，他才刚生出来，哪会叫人。”

“迟早要叫的。”父亲说，看着襁褓里的小脸，“这小子长大了一定得当兵。”

“爸，他还没满月呢。”

“那也得当兵。”父亲很认真，“这是老贺家的传统。”

我和顾念对视一眼，无奈地笑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贺兰山。

五年前我瞒着家里报考军校，如今我是军区的上尉参谋，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虽然身体不如从前了，但精神状态还不错，每天围着孙子转，乐呵呵的。

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奇妙。当年那个背着蛇皮袋坐上绿皮火车的少年，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想什么呢？”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了阳台上。

“没想什么，就是看看风景。”

“这有什么好看的。”父亲嘴上这么说，还是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突然开口：“远洲。”

“嗯？”

“当年你瞒着我考军校，你怨不怨我？”

“怨您啥？”

“怨我当初拦着你当兵。”父亲叹了口气，“要是我不拦你，你就不用瞒我五年了。”

“爸，我从来没怨过您。”我说，“我知道您是怕我吃苦。”

“那你自己呢？你为什么要当兵？”

我想了想，说：“因为您。”

“因为我？”

“您当年给我讲您当兵的故事，讲您怎么救人，讲您怎么守边防。那些故事，从小就在我心里生了根。”我看着父亲，“我想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父亲没有说话。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行了，早点睡吧。”父亲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爸，晚安。”

“嗯。”父亲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小子，你比你爹强。”

说完他就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嘴角慢慢咧开了一个弧度。

是啊，这条路很长，很苦，但我走得心甘情愿。

因为我知道，在我身后，有父亲，有母亲，有顾念，有刚出生的儿子，有千千万万和我一样的军人和家属。

我们守的不是一块石头，是一道门。

这道门，叫中国。

而我，贺远洲，会像父亲一样，用一辈子去守这道门。

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