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大同市、晋城市出现3大怪象，正在蔓延，需深思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山西，但不是聊煤炭，也不是聊那个曾经“家里有矿”的辉煌年代。我们要聊的是大同和晋城。

大同，昔日的“煤都”，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晋城，通往中原的门户，也是山西经济版图上的重要一极。但最近，我在梳理2026年上半年的一些区域经济数据，并结合两地朋友的切身感受时，发现了一些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怪象”。

这些怪象并非凭空出现，它们是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经济结构转型、社会代际更替所累积的“果”。说它们是“坏消息”，是因为它们正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当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但换个角度看，把这些“坏消息”摊在阳光下，看清它、理解它，又是我们走向更好明天的第一步。

这三个怪象，我把它总结为：“年轻人留不下，中年人不敢回，老年人带不动”。

它们正在晋北和晋东南的大地上蔓延，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第一怪：教育“高投入”与就业“低回报”的断裂带

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有个老同事，大同人，两口子都在体制内，算是当地的中产。为了孩子教育，从小学开始就报各种班，高中把孩子送到了省城太原读名校，一年花费不下十万。今年孩子大学毕业，学的还是热门的计算机。结果呢？孩子不愿意回大同，说“回去能干啥？除了公务员就是老师，我的技术用不上。”去北京、杭州，又面临“996”和高房价的碾压。孩子最后在杭州找了个月薪一万二的工作，看似不错，但刨去房租、吃饭，所剩无几。老同事叹了口气：“我们花了一辈子积蓄培养他，结果他在大城市过得还不如我们小县城舒服，你说这图啥？”

这就是第一个怪象：教育的高投入，正在面临本地就业市场“低回报”的残酷对冲。

根据大同市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虽然全市常住人口保持了基本稳定，但仔细观察人口年龄结构，20-35岁这个最具活力的年龄段占比呈下降趋势。另一边，2026年山西省高考报名人数再创新高，但根据多所省内高校的就业质量报告，毕业生在省内的留存率长期在低位徘徊。

为什么？因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人才需求的“天花板” 。

过去，大同、晋城的支柱产业是煤炭及其延伸的重工业。这些产业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多是“蓝领”岗位。如今，产业在升级，智能化矿山需要的是高技能人才，但这类人才需求量相对有限。而本地所能提供的面向年轻人的“白领”或高端服务业岗位，无论是数量还是薪酬水平，都无法与年轻人“读大学、见世面”后的预期相匹配。

对普通人的直接影响是什么？

对于有孩子的家庭，这意味着 “教育投资”的风险在加大。你花大价钱鸡出来的娃，最后大概率是给“北上广深”或“新一线”输送人才。这笔账，从家庭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投入产出比越来越不划算。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身边一些朋友开始重新审视“唯分数论”，转而更看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实用技能——不是他们想通了，是现实逼着他们想通了。

而对于当地政府而言，这构成了一个尴尬的循环：财政补贴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却“为他人做嫁衣”；人才外流又导致本地产业升级缺乏智力支撑，进而无法提供高薪岗位。这个循环不打破，年轻人的“逃离”就难以停止。

第二怪：房子“鹤岗化”与生活“高成本”的荒诞剧

第二个怪象，和房子有关。

就在上个月，我和一位在晋城做房产中介的老友通电话。他说：“现在晋城的房价，真是让人看不懂。一方面，市区里一些没有电梯、没有物业的老破小，总价二三十万就能拿下一套，价格直奔着东北鹤岗去了。但另一方面，新开盘的、带学区、品质好的新楼盘，价格依旧坚挺，每平米八九千甚至上万。”

这就是第二个怪象：楼市呈现出极端的K型分化，表面上房价“亲民”了，但普通人的生活成本却一点没降。

晋城和大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人口净流出背景下的楼市“去库存”压力。

看一下数据。根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1-6月房地产运行数据，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其中非省会城市的降幅更为明显。大同、晋城的二手房挂牌量激增，部分区域成交价已经跌回了五六年前的水平。

这事儿得掰开揉碎了看。

对于手里有老旧房产的普通人，比如退休的老工人，他们可能面临着 “资产缩水” 的阵痛。原来以为自己那套房子值个百八十万，可以养老，现在可能只值四五十万，心理落差巨大。而且，这种老房子在市场上很难找到买家，基本成了“不动产中的不动产”。

但对于想买房安家的年轻人，这算好事吗？未必。房价“鹤岗化”的区域，往往也意味着配套设施的“鹤岗化” ——商业萧条、优质学校搬离、医院资源紧张。你想住得舒服一点、孩子上学好一点，就不得不去追逐那少部分优质的高价楼盘。这导致“便宜的不想买，想买的买不起”。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房价下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当人们觉得自己的房子在贬值，他们会倾向于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抵御风险。这直接抑制了本地的消费活力，让那些依赖本地消费的餐饮、零售、服务行业更难做，从业者的收入更难提高。生活成本，尤其是教育、医疗这些“硬支出”还在涨，收入却停滞甚至下降，这才是普通人感到“日子紧”的根本原因。

第三怪：城市“老龄化”与资源“空转”的无奈局

最后一个怪象，是我在观察两地社保和医疗数据时发现的。

我在大同采访了一位社区网格员小刘。她给我看了她负责的网格居民信息表，一栋老国企家属楼的六个单元、72户人家，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七成。小刘说：“平时走访，家里基本都是老头老太太，子女都在外地。社区组织个活动，来的全是白发苍苍的。我们这的老年大学，比小学还多。”

这就是第三个怪象：城市在快速“变老”，但大量公共资源却在“空转”。

大同和晋城，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都有庞大的国企退休职工群体。随着年轻人外流，老年人口占比急剧攀升。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两市的老龄化程度已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了2026年，这个趋势只会更加明显。

这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

第一，养老负担沉重。 对于留在本地的中年人，他们正成为“三明治一代”——上面要赡养两到四个老人，下面要供养可能在异地打拼、还需要“六个钱包”支援的子女。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很多中年人不敢辞职、不敢生病、不敢消费，因为他们输不起。

第二，医疗资源承压与错配。 老年人多，意味着慢性病、老年病的医疗需求大。但本地优质的医疗资源有限，大医院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的全科医生和护理能力又跟不上。有老人家庭，最怕的就是半夜老人突发疾病，送医、陪护、康复，每一项都是对家庭精力和财力的巨大考验。

第三，公共服务设施的“代际错位”。 我们建了很多养老服务中心，但年轻人需要的托育所、幼儿园却在缩减。我们保留了大量的工人文化宫、老年活动中心，但年轻人渴望的咖啡馆、书店、健身馆、创意空间却寥寥无几。城市的公共资源配置，是基于存量人口，而非增量未来。 这种“错位”进一步削弱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形成了“越老越留不住年轻人，越留不住年轻人越老”的死结。

深思与破局：“坏消息”里藏着新生的种子

说了这么多“坏消息”，是不是大同和晋城就没希望了？

恰恰相反。我始终认为，看到一个城市的“伤疤”，比赞美它的“功勋章”更有价值。这三个怪象，归根结底是资源型城市在时代洪流中的“转型阵痛”。它不仅属于大同和晋城，也属于东北的很多城市，属于所有在产业升级大背景下艰难转身的“旧城”。

那破局的路在哪？我想说三点个人的观察，不一定对，仅供大家探讨。

第一，对个人而言，“进”与“守”都是选择，没有标准答案。 如果你的孩子是技术型人才，鼓励他去更广阔的天地闯荡，这没有错。但如果你更看重“家门口的安稳”和“亲情环绕”，在大同、晋城考个编制、做个生意，生活品质未必比大城市差。最怕的是“高不成低不就”的纠结心态。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选了远方就别抱怨乡愁，选了家乡就别嫌弃平淡。

第二，对城市而言，要敢于“断臂求生”，寻找“非对称优势”。 不要再想着和一线城市抢“总部经济”、“金融中心”。大同的古都文化、晋城的太行山水、清凉气候，都是稀缺资源。与其砸钱搞不切实际的高科技，不如深耕文旅康养、特色农业、零碳产业。把“养老”做成“养老板块”，吸引周边省份的老人来避暑、定居；把“教育”从“应试工厂”转向“职业人才的蓄水池”，与本地特色产业深度绑定。 这些听起来慢，但这是扎下去的根。

第三，对全社会而言，要正视“收缩型城市”的客观规律。 不是所有城市都要“变大变强”。让一部分城市体面地“变小变精”，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低成本的居住环境、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分类引导城市发展，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给予更精准的转移支付和政策扶持。

“怪象”蔓延的背后，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也是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切面。

作为一个关注民生的观察者，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贩卖焦虑，也不是唱衰谁。我只是觉得，只有把问题说透，才能找到解药；只有正视“坏消息”，才有迎来“好消息”的可能。

大同和晋城，曾经点亮过中国的万家灯火，它们的煤炭温暖过无数家庭。如今，它们进入了漫长的转型深水区，它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红利，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看待和耐心等待。

毕竟，故乡不是用来逃离的，而是用来建设的。如果暂时回不去，也请多给故乡一点时间，一点理解。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关于大同、晋城的这些变化，您身边有类似的例子吗？您觉得资源型城市的出路在哪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我是民生格物，关注我，每天和你聊聊普通人的生活大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