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野地里蕴含着世界的救赎｜从鲁奖看文学新变

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生态文学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入围和获奖作品作为一个切口，我们会发现，生态文学的创作面貌正在变得多元、丰饶，从人类对自然的单向“凝视”“赋义”，转向以生态整体为旨归的“聆听”“应和”。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特邀三位作家，从自身的创作和思考出发，探讨当下生态文学的发展态势，它如何在时代的召唤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重新建立人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结。 ——编者

陈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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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我首先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位生态文学写作者，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全部文学书写。从我早期的文学作品看，大多是热爱自然、讴歌自然、侧重田园牧歌或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这种书写如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和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所说，“走进自然，你会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然则，这种“最温柔的方式”却如同幻觉，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我们的母亲河——长江污水横流，面对她我都看不清自己了，这让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由此，我的生态文学从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开始向关注严峻的生态问题、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转型，逐渐形成了兼具现实关怀、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创作格局。自此而后，我一边书写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

在反省中，我叩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何为生态？这是一个广义词，有自然生态，也有人文生态。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自然界一切未遭受人类改造或破坏的存在皆为自然生态。这个定义从理论上探讨非常复杂，若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又相当简单。如一只野牦牛在荒野上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是自然生态，当它被人抓来喂养就变成了文化——农牧文化。又如一只野猪在森林里拱倒了一棵树，那是自然生态，一个人在森林里砍掉一棵树，那就是破坏自然生态。现如今，地球上真正的自然生态（如原始森林）已经寥若晨星，而且都是碎片化分布，即便现已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的自然生态，也难免会遭受人类的干预。我在长篇报告文学《可可西里》中写到一个典型案例：在可可西里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最初几年，当高原狼捕食藏羚羊时，巡山队员一旦听见羊妈妈的哀嚎和小羊羔的惨叫，就会本能地冲上去将那些狼撵走，从狼口里救下藏羚羊。这是对藏羚羊的保护，却不是对自然的救赎，若用保护自然生态的眼光看，狼也是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在自然生态保护中，第一就是要遵循自然法则，哪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把一级保护动物吃掉了，人类也是不能妄加干预的，这是自然生态，也是人与自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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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的本质，既是自然让文学发生，也是文学为自然发声。这是我想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生态，如何文学？我觉得，生态文学的核心就在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进一步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边界，建立起生命共同体的叙事底座，这才是真正接近自然发展史和物种进化史的生态文学。

人类文明诞生之前，一切都是自然生态，人类最初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我在《穿越人间的象群》中追溯了三种雄踞地球生物链顶端的陆生动物，它们依次蹚出了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恐龙蹚出来的，这些远古巨兽既有食草的，也有食肉的，由于没有任何物种与之抗衡，几乎可以一切通吃。从侏罗纪到白垩纪，恐龙在地球上走过大约一亿六千万年，最终在白垩纪末期突然灭绝。当雄踞生物链顶端的物种灭绝，往往会引发生态崩溃的链式反应，那是一个物种大灭绝、生态大崩溃的时代。第二条道路是大象蹚出来的。在新人类崛起之前的数千万年里，大象一直是陆生动物中的顶级王者，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按说，它们也可以像恐龙一样一切通吃，但这些丛林巨兽偏偏选择了吃素，素食动物最大的天性就是超越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大象选择吃素还有一个生理原因，它们天生没有胆囊，难以消化肉类食物，这可能是大自然对顶级动物的一种制约。这让它们既不受捕食者威胁，又遵循自然法则进行调节，从而保持了这一物种延续，并成为了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关键物种。当地质年代从新生代进入全新世，一直恪守着天性与本分的大象，命定要遭遇一个进化得最为成功的物种，那就是莎士比亚骄傲宣称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类。若凭自身的力量，人类根本不是大象的对手，而人类有幸能够取代大象占据主宰地位，靠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文明，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蹚出的第三条道路。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便出现了越来越清晰的分野，人类的版图也逐渐挤占了大自然的版图，而凭人类的智力也可以一切通吃，现在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物种可以与人类抗衡。这是非常危险的，若某一物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又一个大灭绝的时代随时可能降临。对此，国际环境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大灭绝时代》一书中已发出警示：“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人间从来不乏清醒的智者，这么多年来，我在田野调查中一直带着一本警世之书——《沙乡年鉴》，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林务官奥尔多·利奥波德，他提醒人类“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它的拥有者”， 这确立了他的“新环境理论”和生态伦理：“唯有当我们把自己看作土地的附属品时，才会以热爱和敬畏之心去利用土地。”他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和生态伦理之父，也是一位杰出的生态文学作家，并明确提出：“生态文学不止书写自然，更书写人类的生存与救赎——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我们的生态文学还远远没有达到利奥波德和《沙乡年鉴》的境界。真正的生态文学从来不只是夜莺的歌唱，也不是“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而是唤醒人类敬畏自然、不断进行自我调节的警世钟和清醒剂，当别的物种不能制约人类，人类就只能靠更高的文明进阶来制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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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要为自然发声，让沉默的生灵被听见、被看见，让我们正视它们的存在，但也不能矫枉过正。这是我想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自然保护和过度保护、生态治理和过度治理的问题。

我在追踪采写《穿越人间的象群》时，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自然保护和过度保护”的问题。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和自然生态的风向标，也是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和伞护种，用我采访的一位大象专家的话说：“森林离不开大象，人类离不开森林，保护大象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但现在对大象已出现了过度保护的现象，很多野象走出自然保护区采食农作物，时间一长，其食性、习性、生理和在野外的自然生存能力都会逐渐退化，最终会造成这个物种的退化。这就意味着，大象必须保护，但也不能过度保护，野生动物天生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最好的保护就是让它们回归森林，回归大自然。

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个——“生态治理和过度治理”。如毛乌素沙漠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威胁华北（包括首都北京）的沙尘暴之源。为了遏止“沙进人退”的趋势，共和国成立之初，从1950年代就开始治理这个大沙漠，历经七十多年三代接力治理，毛乌素沙漠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全球最大面积生态逆转，现在遍地都是绿洲，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因人工干预而“消失”的沙漠，被联合国称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典范”，这是人类治理沙漠的伟大奇迹。我在采写《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和《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时，多次进入毛乌素沙漠，当大面积的沙漠变成绿洲，我的眼睛都是绿的，但在深入调查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颠覆了我此前的认知，按说，植被是可以涵养水分的，在治理初期也确实如此，地表会变湿润，但时间一长，由于绿洲植被根系深、叶面大，会持续从土壤和地下水吸水，再通过蒸腾散失到空气中，而沙漠之所以成为沙漠，就是因为降雨稀少、干旱缺水，又加之蒸发量高，在大规模造林种草后势必会导致总耗水量陡增，一旦超过地下水补给量，自然就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这是在绿洲掩盖下的看不见的真相。

卢梭说过一句话：“大自然不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对于沙漠生态治理我当然是赞成的，这是人类的生态，自然要以人类的利益为旨归，但我们也应该正视自然真相，沙漠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只要是自然形成的，就是自然生态），在沙漠生态治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先要解决水源的问题，若没有外来河流、引水持续补水，仅靠透支地下水来维持，地下水位还会不断下降，最终绿洲植被也会因缺水枯萎。若大量透支地下水，也是透支我们子孙的未来。在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必须体认，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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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肖恩·B·卡罗尔在《生命的法则》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所有生物无论形体大小，在复杂的生命现象背后都有一条隐含的逻辑链，大自然自有一套调节生物种群数量的普遍规律，这就是生命的法则——稳态，只有让多样性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与稳定的状态，才能达成一种万物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境界。这其实就是中华民族遵循的天道，如荀子在《天论》中所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人类也是自然之子，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载体，当然要承载人类的生存和利益。但在生态与生存的博弈中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我想探讨的第四个问题——生态主义和人道主义。近年来，随着“人类中心主义”被逐渐打破，“生态主义”正在强势崛起，我在采写《穿越人间的象群》时，就有不少专家一味强调人类要给大象让出更慷慨的空间，并把矛头指向当年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大面积开垦的橡胶林。若以单向度的自然生态观来看待人类文明进程，置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于不顾，显然是一种片面的、失衡的生态观。我在深入调查后认为，既要有生态主义，也要有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我们要正视大象的生存，也要正视那些与象为邻的老乡们，他们是在生态保护中承受最多、也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群人，我希望老百姓生存的艰辛能被更多人看见，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大象，就要剥夺人的生存区，人类的文明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尽管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有着明确的分野和复杂的博弈，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阶，必将达到更高的文明境界，从而找到自然生态与人类命运相互融洽的最佳途径，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文学必将是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维度的文学，如恩格斯所说：“当人类看穿自然的行为，最终转化为对自身的反省时，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人与自然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血脉相连的共生。”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家）

原标题：《陈启文：野地里蕴含着世界的救赎｜从鲁奖看文学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