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广州让瓷器完成了从生产商品到文化收藏的价值转换

■克拉克瓷·青花开光牡丹螽斯蝶纹菱口盘。

■汕头器·青花开光双龙戏球纹大盘。

■明万历·红绿彩江阁舟帆凤印纹菱口大盘(汕头器)，图片由澳门博物馆提供。

■明万历末至崇祯初年（1610—1630），克拉克瓷·青花开光荷塘水禽纹菱口盘。

■明崇祯·景德镇窑青花开光溪山高士纹菱口盘(克拉克瓷)，图片由澳门博物馆提供。

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段由窑火、航路与收藏共同书写的文明传奇再次进入全球视野。景德镇瓷器是如何跨越海洋，从中国制造走向全球收藏的？其中，广州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本期继续“文物里的海丝印迹”系列报道，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赵强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专访，进行了深度解惑，并剖析了中国瓷器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商品”，再到“全球收藏”的完整转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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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经济网络中 水运与陆路相结合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远洋贸易网络的扩展，澳门、月港等港口逐渐成为中国瓷器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景德镇外销瓷由传统区域贸易进一步融入早期全球贸易体系。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间，清政府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成为连接中国内地生产体系与欧美市场的重要贸易平台。赵强表示，“广州不仅承担商品出口和贸易组织功能，也通过海外订单、审美需求和市场反馈影响景德镇外销瓷的生产与设计，使中国瓷器在全球流通、消费与收藏体系中形成新的互动机制。景德镇外销瓷走向世界，并不是单一的商品输出过程，而是一场由制造能力、海上航路、贸易网络和收藏文化共同推动的文明交流。通过广州贸易网络，中国瓷器完成了从生产商品到文化收藏对象的价值转换。”

在赵强看来，从世界遗产价值的角度，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保存了传统制瓷技术，更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前工业时代高度组织化的生产模式。它体现的不只是工艺传承，更是人类社会如何通过专业分工、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形成复杂生产体系的历史经验。

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南下广州，主要依托江西与广东之间长期形成的水陆交通体系。这条线路连接赣东北制瓷中心与岭南海洋港口，是景德镇进入海外市场的重要通道之一。由于赣江上游与岭南之间受到南岭山脉阻隔，货物需要转换运输方式，经由梅关古道进入广东地区。梅关古道作为连接江西与岭南的重要交通通道，在历史上长期承担南北物资交流功能。瓷器经过山路运输后，在广东南雄一带重新进入水运体系，经浈江、北江南下，最终抵达广州。赵强认为，这一“昌江—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北江—珠江”的交通体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网络中水运与陆路相结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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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提供技术基础与制造能力 广州完成市场连接与文化转译

如果说赣粤交通体系解决了景德镇瓷器从生产中心到沿海港口的空间转移问题，那么，广州十三行体系则进一步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世界商品”的价值转换。十八世纪欧洲贵族、商人和机构会通过广州贸易网络订购带有家族徽章、纹章标志、人物肖像或特殊装饰主题的瓷器。这些器物后来成为全球收藏体系中的重要类别。赵强介绍，“欧洲客户提供的图案、纹样甚至铜版画样本，经由广州贸易网络进入中国，并由中国工匠根据瓷器材料特点进行重新处理。部分器物由景德镇完成胎体烧造，再通过广州完成后续加工和出口；部分订单则由广州地区彩瓷工坊参与制作。”由此，赵强更总结出中国外销瓷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产体系：“景德镇提供技术基础与制造能力；广州完成市场连接与文化转译；海外收藏体系赋予器物新的身份价值。”他说，“在景德镇，它首先是一件凝聚工匠智慧的制造品；在广州，它成为连接生产者与海外消费者的贸易商品；在欧洲市场，它进一步成为体现财富、身份和审美品位的收藏对象。这种价值转换，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文化意义之一。”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景德镇外销瓷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全球收藏”的历史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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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参与了欧洲宫廷“中国风”审美体系的形成

十七世纪以后，随着海上贸易不断发展，中国瓷器在欧洲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提升，并由珍贵的东方商品转变为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对象。十八世纪以后，欧洲宫廷对于东方瓷器的收藏达到新的高峰。

与此同时，法国宫廷也形成了对中国瓷器的收藏风尚。路易十四时期，凡尔赛宫等宫廷空间大量使用东方艺术品进行装饰，中国瓷器与其他来自海外的珍品共同参与了欧洲宫廷“中国风”审美体系的形成。赵强介绍，“中国瓷器上的山水、花鸟、人物故事以及东方装饰元素，被欧洲艺术家重新理解和再创造，并进一步影响家具、建筑、绘画以及室内装饰风格。从收藏史角度看，欧洲社会对中国瓷器的接受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东方技术、艺术和文明价值不断重新认识的过程。而广州贸易网络，则为这一文化转换提供了持续性的物质基础。”

在十八世纪欧洲社会中，瓷器不仅用于日常生活，也成为展示家族荣誉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媒介。如果说早期欧洲收藏主要体现对中国瓷器工艺价值的欣赏，那么十八世纪以后兴起的纹章瓷，则进一步体现了海外市场需求对于中国外销瓷生产体系的反向影响。“纹章瓷是根据欧洲贵族、家族、机构或个人定制要求，在瓷器表面绘制家族徽章、贵族标志、宗教符号或纪念性图案的外销瓷品种。它的大量出现，反映了欧洲消费者对于中国瓷器的需求已经从单纯欣赏东方工艺发展到希望将自身身份、家族记忆和社会地位融入器物之中。”赵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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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销瓷上的广州图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视觉档案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之后，其意义逐渐超越商品本身，并在收藏、展示和研究过程中不断被重新定义。

对于欧洲社会而言，中国瓷器不仅代表东方先进的制造技术，也承载着对于遥远文明的想象。收藏中国瓷器，既是对精湛工艺的欣赏，也是展示财富、文化修养以及全球视野的重要方式。赵强认为，这一价值转换经历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首先，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国制造体系的重要成果，通过海上贸易进入国际市场，成为远距离贸易中的重要商品；随后，它进入欧洲宫廷和贵族收藏体系，成为身份象征和审美对象；最终，随着现代博物馆体系的发展，中国瓷器又成为研究世界文明交流史的重要文化遗产。”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景德镇外销瓷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全球收藏”的历史转变。它所承载的，不只是中国陶瓷技术的传播，更是一段由生产、贸易、审美和收藏共同推动的全球文明交流史。

赵强介绍，今天世界众多重要博物馆，都收藏有中国外销瓷器。这些藏品既包括明清时期景德镇青花瓷、五彩瓷、粉彩瓷，也包括广州广彩以及其他适应海外市场需求而形成的外销品种。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以及美国的重要博物馆中，保存着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国外销瓷。这些器物记录了中国瓷器通过东印度公司、私人贸易网络以及欧洲收藏体系进入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也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将中国制造与世界消费连接起来。其中，部分清代外销瓷器具有明显的广州贸易背景。例如，以广州十三行商馆、珠江景观、黄埔港船舶为主题的外销瓷器，即通常所称的“广州风景瓷”，直接记录了十八、十九世纪广州作为国际贸易城市的历史面貌。赵强认为，“外销瓷上的广州图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视觉档案。它们记录了中国港口城市的开放景象、中西商业交流的空间环境，以及欧洲社会对于东方世界的认识方式。”

人物介绍

赵强

澳门文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港澳地区首位故宫博物院“太和学者”。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实习生 李恺烨 王钊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