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丨水痘疫苗新的两个研究，值得关注

水痘多数情况下属于自限性疾病，但“多数病例不严重”不等于“没有公共卫生负担”。不仅每年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还会在学校不断引发暴发，导致儿童停课、家长请假，同时还存在肺炎、脑炎、继发细菌感染等少见但严重的后果。

最近发表的两项国内的研究，对我国流行病学背景下的水痘疫苗的应用给出了新的可靠证据。

一、水痘在中国的疾病负担

水痘不是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因此监测到的病例远不是全部病例。

根据北京大学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建立的动态传播模型估计，2019年中国实际发生约335万例水痘，而监测系统当年报告约98.2万例，意味着可能有约71%的病例没有进入报告系统。换句话说，每报告1例水痘，现实中可能还存在2例以上未报告病例。

水痘最突出的公共卫生影响还不只是散发病例，而是学校暴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2006—2022年数据的分析显示，全国共报告11,990起水痘暴发，涉及354,082例病例。其中87.89%的暴发发生在学校，72.26%发生在小学；一次暴发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21天。

这意味着，一名儿童患病之后，受到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一个家庭。病例隔离、密切接触者排查、班级停课、环境消毒、家长请假陪护，以及疾控和学校投入的调查处置成本，都会转化为社会负担。

2024年甘肃庆阳对1,010例水痘病例的调查显示，患者平均病程约10.3天，造成的误工时间约9.5天，每例总经济负担中位数约256美元，而且间接经济损失高于直接医疗支出。

水痘真正的特点不是单例治疗费用特别高，而是发病频率高、传播范围广、对儿童家庭和学校运行产生反复干扰。它是一种典型的“单例负担看起来不大，但累积社会负担非常可观”的疫苗可预防疾病。

二、江苏研究：疫苗改变了问题的结构

江苏省研究纳入了2021—2024年162,844例0—14岁水痘病例，并将疾病监测系统与个体预防接种记录进行关联。

研究最值得关注的结果，是水痘病例正在向较大年龄儿童集中。

2021年，10—14岁儿童只占全部病例的24.7%；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61.1%。同期，病例中位发病年龄由7.1岁上升到10.9岁。

但如果进一步观察绝对病例数，会发现一个更容易被忽视的事实：

• 0—4岁病例由11,958例下降到1,862例，降幅约84%；

• 5—9岁病例由31,752例下降到7,481例，降幅约76%；

• 10—14岁病例则由14,356例变为14,693例，基本没有下降。

水痘“向高年龄组转移”并不主要是大龄儿童病例突然暴增，而是较小年龄儿童的病例在疫苗政策影响下快速减少，历史上没有完成两剂接种的较大年龄儿童逐渐成为剩余病例的主体。

这正是免疫规划实施后经常出现的流行病学转型：疫苗首先保护新进入免疫程序的低龄出生队列，但在政策实施前已经长大的儿童，仍然可能停留在未接种或只接种一剂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儿童便形成一个残留的免疫缺口。

江苏研究还发现，在55834例突破性水痘病例中，一剂次突破病例占89.6%；一剂次病例从接种到发病的间隔中位数为7.5年，61.7%发生在接种6年以后。

这不能简单解释成“一剂疫苗到第六年就突然失效”，因为研究没有计算不同接种后时间段的接种人群总数和发病率。但它至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警：历史上一剂次接种的儿童，在进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后，正在成为突破感染和学校传播的重要来源。

因此，江苏研究真正指向的不是放弃接种疫苗，而是必须给仅接种1剂疫苗的儿童补上第2剂，以及给大龄儿童开展水痘疫苗补种。

三、突破病例增加，恰恰不等于疫苗失效

江苏研究中，突破病例占全部水痘病例的比例由2021年的28.2%上升到2024年的47.0%。如果只看到这个比例，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结论：接种过疫苗的人怎么反而越来越多？

但是，突破病例的绝对数同期由16360例下降到11300例，下降约31%；非突破病例则由41706例下降到12736例，下降约69%。

答案由此非常清楚：接种疫苗后的病例并没有增加，而是未接种者病例下降得更快，所以突破病例在剩余病例中的比例自然上升。

假设一个地区所有儿童都接种了疫苗，那么以后出现的水痘病例必然100%属于突破病例。但只要总病例数、住院数和暴发数明显下降，就不能因为“突破病例占比达到100%”而说疫苗没有作用。

评价疫苗不能只看“病例中多少人接种过疫苗”，而要比较接种者和未接种者各自的发病风险。江苏研究能够描述病例结构，却不能直接计算疫苗保护效果。这个问题，需要潍坊的病例对照研究来补充。

四、潍坊研究：两剂次建立了明显更高的保护屏障

潍坊研究从2022—2024年报告病例中选取177名1—14岁儿童水痘病例，并按照出生月份、性别和居住地，为每例病例匹配4名健康对照，共纳入708名对照。

研究结果估计：

• 水痘疫苗总体保护效果为80.72%；

• 一剂次保护效果为50.96%；

• 两剂次保护效果达到91.63%。

一剂次保护效果的置信区间较宽，而且低于中国其他地区研究和中国疾控中心汇总的约75%真实世界保护水平，所以不能把潍坊的50.96%直接视为全国统一水平。但一剂和两剂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按距离最近一次接种的时间分析，接种后36个月以内的保护效果为93.32%，37—72个月为82.75%，73—108个月下降到70.43%。超过108个月后的估计值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主要原因是样本量太小，不能据此断言保护已经消失。

潍坊研究最可靠的结论不是精确找出保护力从哪一个月开始下降，而是再次证明：两剂次水痘疫苗提供的保护明显优于一剂次，单剂次程序难以长期阻断突破感染和学校传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26年公布的信息也显示，国产水痘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中一剂保护效力为87.1%，上市后真实世界一剂保护效果约75%，两剂次效果显著优于一剂次，免疫持久性也更好。目前中国疾控中心已经推荐儿童接种两剂：第一剂可于12月龄接种，第二剂于3周岁接种；未完成程序者应尽早补齐。

问题在于，国家层面的专业建议已经走到了“两剂次”，公共支付政策却仍停留在大多数儿童需要自愿自费接种的阶段。

五、地方免费接种不能代替国家免疫规划

截至2026年，只有江苏、上海和天津3个省级地区，以及少数城市，将水痘疫苗纳入地方免费接种项目。全国大多数地区仍把水痘疫苗作为非免疫规划疫苗，由家长自愿、自费接种，于是就带来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覆盖率不稳定

第一剂需要家长主动了解并支付费用，第二剂还要在几年后再次主动接种。即使很多家庭愿意给孩子接种第一剂，也可能因为遗忘、费用或错误地认为“一针就够了”，没有完成第二剂。

第二个问题是地区差异

经济条件较好、地方财政能力较强的地区，可以率先免费接种；其他地区的儿童仍然依赖家庭支付。于是，同样是中国儿童，却因为出生地和家庭收入不同，获得完全不同的水痘免疫保护。

第三个问题是碎片化接种难以建立稳定的群体免疫

水痘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学校和托幼机构又是高度聚集场所。只保护一部分主动付费的儿童，可能减少个体发病，却难以持续阻断传播。覆盖率不够高、不够均衡，还可能让一部分易感儿童推迟到年龄更大时发病。

因此，水痘疫苗纳入NIP的意义不仅是“替家长省下一笔疫苗费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全国统一程序，把不稳定的个人选择变成稳定、均衡和可持续的群体保护。

六、从经济学角度看，纳入NIP并不是只增加支出

当然，国家免疫规划不能只回答“疫苗有没有效”，还必须回答“财政是否承担得起”。

已有模型给出了相当积极的答案。全国疾病负担和卫生经济学研究估计，如果实施一剂次常规接种并对2—11岁未接种儿童开展集中补种，相比不接种，未来30年可减少约9,885万例水痘，而且从社会视角看能够节约成本。

该模型也显示，两剂次程序能够预防最多的病例，预计30年可减少约1.06亿例水痘；但在当时每剂20美元的价格假设下，两剂次方案的基础情景并不具有成本效果优势。

这个结果不应被回避，但也不能被简单解释为“两剂次不值得做”。它实际上说明，水痘疫苗纳入NIP与具体采购价格、免疫程序和补种范围必须同步设计。

该模型基于较早的疫苗价格和保护效果假设。进入NIP后，国家集中采购通常能够显著降低单剂价格；与此同时，江苏和潍坊等地正在积累新的两剂次真实世界数据。下一步需要用公共采购价格、当前两剂次保护效果、学校暴发处置成本、家长误工和地区差异重新开展卫生经济学评估。

另一项发表于《柳叶刀·公共卫生》的研究估计，如果以2023年出生队列为基础，将水痘疫苗纳入NIP，政府预算约为2.22亿美元，明显低于同期估算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轮状病毒疫苗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项目预算。

因此，水痘疫苗并不一定是所有候选疫苗中优先级最高的一个，但它具有疾病负担高、疫苗供应成熟、接种程序明确和财政需求相对可控等特点，完全具备进入国家动态调整议程的条件。

七、真正需要讨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接种”，而是“怎样纳入”

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水痘疫苗立场文件，重新评估了疫苗安全性、保护效果以及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的群体影响。

结合中国目前的流行病学特征，如果推动水痘疫苗纳入NIP，至少需要同步考虑四件事：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两剂次程序

可参考中国疾控中心目前提出的第一剂12月龄、第二剂3周岁程序，同时结合地方研究继续评估第二剂的最佳时间。

第二，不能只接种未来出生的儿童，还要处理历史遗留的免疫缺口

江苏研究已经说明，如果只保护新出生队列，病例就会逐渐向没有完成两剂接种的大龄儿童集中。NIP实施初期应同步设计补种策略，优先覆盖未接种和只接种一剂的学龄儿童。经济学模型提出的2—11岁补种可以作为基础方案，是否延伸到14岁或更高年龄，可根据地区监测和血清流行病学结果确定。

第三，建立统一的水痘监测和疫苗效果评价体系

未来不能只统计病例总数，还应持续监测年龄别发病率、学校暴发、住院和重症病例、两剂覆盖率，以及不同接种后时间的保护效果。否则，即使病例年龄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也很难及时调整政策。

第四，把疫苗价格谈判与政策决策放在一起

水痘疫苗是否具有成本效果，对采购价格高度敏感。国家集中采购、稳定需求和规模化生产本身就可能改变经济学结论，不能继续用自费市场价格简单推算NIP成本。

总结

江苏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低龄儿童接种增加，水痘病例正在向历史上一剂次接种的大龄儿童集中；潍坊研究告诉我们，两剂次疫苗可以建立明显高于一剂次的保护屏障。

全国监测又告诉我们，中国每年实际发生的水痘可能达到数百万例，学校是最主要的暴发场所；卫生经济学研究则提示，常规接种结合补种可以大量减少病例，合理定价后有可能节约社会总成本。

这些证据合在一起，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逻辑链：

中国存在被明显低估的水痘疾病负担；自费接种降低了一部分病例，却留下了地区、家庭和出生队列之间的免疫差异；一剂次不足以长期控制突破感染和学校暴发，两剂次能够提供更高保护；而统一的国家免疫规划，才有能力同时解决覆盖率、接种公平性、补种和群体免疫问题。

当然，江苏和潍坊两项观察性研究不是决定国家政策的全部证据，也不能替代全国卫生经济学评估和预算影响分析。但它们补上了国家决策非常需要的两块现实证据：现阶段谁仍在发病，以及两剂次能否更好地解决问题。

因此，这些数据完全可以作为推动国家将水痘疫苗纳入NIP的重要新证据。

现在真正需要讨论的，已经不再是水痘疫苗“有没有必要”进入国家免疫规划，而是以什么价格、采用怎样的两剂次程序、如何补种历史遗留的一剂次儿童，以及怎样尽快把地方探索转化为全国儿童都能公平获得的免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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