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AMC高频增持银行股：一场耐心资本的多赢布局

来源：第一财经

　　AMC布局范围仍将聚焦国有大行、股份行，不太可能演变成对银行的控制性持股。

　　长城资产增持建设银行股份近日获得监管批复，成为年内全国性AMC（资产管理公司）增持上市银行股权首例。

　　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以来，中信金融资产（原中国华融）、中国信达、东方资产、长城资产四大AMC已入局了中国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其中多数已派驻董事。

　　27年前，四大AMC带着特殊使命诞生，近年来在监管引导下持续瘦身转型、回归主业。在银行股估值长期低迷背景下，AMC频频布局全国性商业银行引起市场关注。在受访人士看来，这一方面与AMC转型阶段利润压力及好资产匮乏有关，另一方面则契合银行资本补充和不良资产处置需求，加上监管倡导耐心资本入市，二者“走到一起”可以产生多重协同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长城资产增持建设银行已被监管划定5%上限。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判断，AMC增持银行股确实出现趋势化特征，但综合AMC自身资本实力和监管导向来看，AMC布局范围仍将聚焦于国有大行、股份行，且不太可能演变成AMC对银行的控制性持股。

　　又一AMC增持银行股权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披露：同意长城资产增持建设银行股票，增持比例不超过其总股本的1.99%；增持后持股比例合计不超过其总股本的5%。这是今年以来首个AMC增持上市银行股份获批的案例。

　　财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长城资产持有建设银行约78.65亿股H股，持股比例为3.01%。这也意味着，若此番顶格增持，长城资产对建行持股比例将超过财政部，在国有法人股东中位列第二，仅次于中央汇金。

　　根据2018年原银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持有或控制商业银行5%以上股份或表决权的股东，即视为商业银行主要股东。即便持股不足5%，若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具有重大影响，同样被认定为主要股东。所谓“重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向商业银行派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影响商业银行的财务和经营管理决策；以及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成为主要股东后，将面临“两参一控”（即一家股东最多只能参股两家、控股一家商业银行）的约束和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

　　长城资产是中国四大AMC之一，此番增持之所以备受关注，与最近几年AMC在银行业的布局趋势有关。据记者不完全梳理，自2023年以来，中信金融资产、中国信达、东方资产、长城资产四大AMC均加码了上市银行股权布局，增持方向主要为国有大行、股份行等全国性银行，增持方式既有直接增持，也有增持可转债并转股等。

　　2023年，恰逢银行股价低迷、光大可转债转股困难，已获中信集团入主的中信金融资产化身“白衣骑士”，于“光大转债”最后转股日（2023年3月16日）之前不到两周时间内，连续“突击”增持光大转债，持有比例一路从20%左右提升至46%以上，并完成了溢价转股，极大缓解了光大转债到期兑付压力，同时通过转股助其补充核心一级指标。此后，光大银行再获中信金融资产增持，去年末后者持股比例已增至9.02%，位列第二大股东。

　　2025年，中国信达、东方资产也通过增持可转债并转股或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跻身浦发银行前十大股东。自2024年以来，中信金融资产通过协议参股、二级市场增持等方式增持，2025年末在中国银行持股比例升至4.93%；长城资产则在民生银行股东结构调整过程中增持民生银行，2025年末A股、H股持股比例分别为3.876%、1.119%，位列该行前十大股东。目前，四大AMC在上述银行中多数已有董事席位。

　　在曾刚看来，当下AMC增持银行股是“双赢”。对AMC而言，一是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股息现金流，尤其中信金融资产持有光大银行、中国银行股权比例较高，规模效应下分红收益可观，有助于平滑其主业不良资产处置的业绩波动；二是通过派驻董事，AMC能够更深度介入银行公司治理，甚至在银行不良资产处置、风险资产转让等业务上形成协同，这对其主业反而是一种反哺；三是长期持有大行H股或A股也具备一定的资本市场估值修复空间。

　　“但风险也不能忽视，AMC本身资本金有限，大规模持股会占用资本、拉长资产久期，一旦银行股估值或分红能力出现波动，会反过来影响AMC自身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他强调。

　　对银行而言，曾刚认为，首先是获得了愿意长期持有、不轻易减持的机构股东，有助于股权结构稳定，尤其是在转债到期这类敏感时点，避免了短期集中抛售对股价的冲击；其次，AMC派驻的董事往往具备丰富的不良资产处置经验，能在风险管理、资产质量把控上提供专业视角，对公司治理是有益补充。“但也要警惕，如果AMC持股比例持续走高并接近监管上限，银行需要在股东结构多元化和治理独立性之间保持平衡，避免单一类型股东话语权过于集中。”

　　有何考虑、是何趋势

　　我国四大AMC成立于1999年，是经国务院批准，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有银行改革和国有企业脱困而设立，专营不良资产业务，设立之初大股东均为财政部，经营期限设定为10年。当时，东方资产对应接收中国银行不良资产，中国信达对应接收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华融对应接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长城资产对应接收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随着经营期限被无限延长，各家AMC陆续完成股份制改革，并形成了各自的经营模式，但也在不断扩大板块布局的过程中逐渐偏离不良资产主业，由此积累了不少风险。近年来，行业在回归不良资产主业的监管要求下加速整改，股权归属也迎来重要变革——中国华融通过引战投资，大股东易主中信集团并完成更名；其余三家（中国信达、东方资产、长城资产）则在2025年2月并入中投公司，财政部所持公司股权全部划转至中央汇金。

　　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实现政策性剥离的AMC在“金融集团”扩张阶段均拿下过银行牌照，其中中国华融旗下有华融湘江银行，长城资产旗下有长城华西银行，东方资产、中国信达则分别控股了大连银行、南洋商业银行。目前，随着监管引导回归主业、转型瘦身，华融湘江银行、长城华西银行股权均已被剥离。

　　反观当下，再次“转身”的AMC频频入局银行股权，且从控股经营变为参股协同，是何考虑？在业内人士看来，这背后既有监管导向的影响，也是AMC与银行各自困境与需求的多维度契合。对AMC来说，转型后盈利压力仍在，且优质不良资产包稀缺；对银行而言，盈利承压、资产质量结构性恶化担忧升温，资本补充和不良资产处置需求上升。资本市场上，AMC作为耐心资本的角色也逐渐凸显，低估值、高股息的银行股成为核心选择。

　　“多数大行、股份行面临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尤其是可转债临近到期或转股价倒挂时，急需引入长期资金推动转股、优化股权结构，信达投资、东方资产就是通过大额买入可转债并迅速转股的方式，既帮银行解决了转股难题，又低成本获得股权和董事席位。三方诉求高度契合，才让这一轮增持显得密集而有节奏。”曾刚认为，这轮AMC增持银行股，本质是政策导向、资金配置需求与银行资本补充诉求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从政策层面指出，监管持续强调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要服务金融风险化解和实体经济，同时鼓励长期资金入市稳定市场，AMC作为持牌大型金融机构，增持系统重要性银行股权既符合“压实主责主业、审慎开展综合金融服务”的转型方向，也呼应了近期各类“耐心资本”入市的政策基调。另从资金层面看，AMC近年处置不良资产回收现金流较为充裕，而银行股股息率高、估值低、经营稳健，是天然的高息稳定资产配置标的，增持后还能通过派驻董事获得信息优势和业务协同。

　　不过，业内普遍认为，尽管这一模式渐成趋势，但意义与过去AMC扩张阶段早已截然不同。“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结构性常态化’，而非短期炒作行为。”曾刚判断，近年监管部门对AMC增持银行股份的批复频率明显提升，这一方面说明监管层对这类“耐心资本”进入银行体系持鼓励态度，另一方面也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银行资本韧性的政策主线相吻合。

　　展望未来，无论从AMC自身需求还是银行股权吸引力来看，这一模式仍被看好。不过，曾刚判断，这一趋势有其边界——从建设银行等案例来看，监管对单一股东持股比例设有明确上限，AMC自身资本实力也决定了其增持空间有限，不太可能演变成AMC对银行的控制性持股，更可能是在现有几家国有大行、股份行范围内的存量深化和边际扩容，而非大规模铺开到中小银行或新增标的的爆发式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