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7月29日，备受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些年讨论较多、困扰反网暴的一些关键问题，均在其中得到了回应，比如压实平台的预警、阻断责任，对平台和公安部门的取证责任予以明确，并建立了一套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问责、当事人救助等有效衔接、步步为营的整治机制和实施路径。
而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个环节，一个是事前预防，一个是事后惩治，前者事关能否通过制度设计，阻止一场网暴以及连环悲剧的发生，后者则事关能否通过问责震慑，阻止下一场网暴的发生。之所以将预防置于重要位置，是因为无论从双方阵营人数、可供选择手段、受伤害程度，还是法律救济的效果看，网暴都是一场严重不对等的事件，受害人被伤害程度之深、隐私和尊严被践踏之甚以及对以后生活的影响，都很难通过对加害人的惩罚得到代偿和修复，在无以复加、无可逃避又难以承受的情况下，有的人甚至选择了自杀。而网暴的“一人踩上一脚”的特点，让平摊到每个加害者身上的法律责任相对轻微，在很多引发关注的网暴事件中，有些被害人实在无力承受选择了自杀，但施暴者最终入刑者却不是很多。
而预防成功的关键，在于网络平台，这不仅取决于能力，也取决于态度，前者事关其投入的人力物力，后者则事关一个逻辑悖论，即以流量至上为生存和发展逻辑的平台，其流量密码正是包括网暴在内的热点话题，而反网暴却是要放弃这个密码。事实上，反网暴不是平台的可选项，而是必选项，是基于从流量中获利也要对流量负责的逻辑而产生的法律义务。此次征求意见稿特别强调了平台的审核和预警责任，要求其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为了规避平台的自利诉求，规定平台发现存在网暴风险的，“不得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推送相关信息”。
而对于穿透了预防最终发生的网暴事件，征求意见稿则通过对平台和公安部门加之以取证义务，着力解决长期困扰反网暴工作的“取证难”问题。取证难一方面源于施暴主体太多，施暴情节不同，固定、鉴别和筛选证据都是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反网暴法律上涉及的两个主要的罪名——诽谤罪和侮辱罪，都是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由司法部门收集证据不同，自诉案件要受害方自己收集证据，不仅能力、精力和时间力有不逮，其收集的权限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取快递女子被造黄谣案事件中，办案民警曾在取证问题上感慨，他们专案组十几位成员取证都用了近一个半月，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完成。而若完不成取证或证据不充分，就意味着那些施暴者不会受到应有惩罚。
于是，征求意见稿找来了两个“帮手”，它一方面要求平台建立取证、风险溯源机制，留存网暴传播数据、锁定施暴账号，为精准追责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在受害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法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注意这里用了两个“应当”，意味着这是法院和公安机关的法定义务。
另外，就网暴主要涉及的侮辱罪和诽谤罪的量刑，有学者建议可以增加一个“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处罚力度建议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增加反网暴的刑事威慑力——这两个罪名目前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
施暴者被精准有效追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网暴产生釜底抽薪的作用，因为这将改变施暴者对自己行为的预期，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预防网暴的逻辑是避免受害者承受过于沉重的后果，法律惩治的逻辑则是让施暴者预期到可能的后果从而唤醒理性。在施暴群体中，除了极少数带节奏者外，非理性施暴者居多，很多人只是跟风，或是下意识发泄情绪，并未意识到可能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说很多人对其行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一旦通过精准追责让其认识到这一点，很多人就会在施暴前算一下账，并最终会因“不值”而收手，随着因法律倒逼而算理性账的人越来越多，以下意识跟风、发泄情绪等为主要支撑的网暴势头，可能就会大为减弱。
而压实平台责任和倒逼施暴者算账这两个“牛鼻子”能否抓好，则系于这部正在征求意见、专门针对网暴的法律，在实施后能否被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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