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蔡叔68岁了，他找了59岁很丰满的住家保姆，每晚俩人都喝两杯

邻居蔡叔68岁了，他找了59岁很丰满的住家保姆，每晚俩人都喝两杯

蔡叔全名蔡国栋，退休前是市文化馆的馆长，写得一手好字，拉得一手好二胡，是小区里公认的“文化人”。他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在上海安了家，一年回来两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像一阵风刮过，留不下什么热气。

头一年，蔡叔还撑得住，白天去公园下棋，晚上回来看看书，日子倒也清净。但人这东西，最怕的不是热闹，而是热闹过后的冷清。到了第二年，蔡叔开始觉得屋里空得慌，那是一种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空，连墙壁都像是会吸音，把他所有的声音都吞掉了。他试着养过一只猫，可猫不亲人，整天趴在窗台上晒太阳，比他更像个看破红尘的隐士。后来，他儿子给他请了个钟点工，一周来三次，打扫卫生，做顿饭。可那钟点工手脚麻利，完事就走，连口水都不喝，屋子里除了干净点，一点人气儿都没多出来。

直到去年秋天，蔡叔在小区门口贴了个招聘启事，要找一个住家保姆，管吃管住，工资从优。条件写得很简单：能做饭，会聊天，身体健康。

来应聘的人不少，但蔡叔都不太满意。要么太年轻，叽叽喳喳像只麻雀，吵得他头疼；要么太老成，一副公事公办的脸，让他觉得跟请了个机器人似的。直到那天下午，于红梅来了。

于红梅五十九岁，比蔡叔小了将近十岁，个子不高，但很丰满，用邻居老李的话说，是“该有的地方都有，不该有的地方一点不多”。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看着就让人心里暖和。她说话带着点苏北口音，软绵绵的，像刚出锅的糯米糕。

“蔡叔是吧？我叫于红梅，您叫我红梅就行。”她一进门，先没急着看房子，而是站在玄关那儿，把鞋底在地上蹭了蹭，确认没有带进泥来，才迈步进来。就这一个动作，蔡叔心里就点了头。

于红梅的老公五年前出车祸没了，唯一的女儿嫁到了外地，她一个人在老家待着也没意思，就出来找份工，既能挣点钱，也好过自己孤零零地待着。蔡叔问她有什么要求，她想了想，说：“没啥要求，就是晚上别让我一个人睡，我怕黑。”

这话说得蔡叔心一软，当下就定了下来。

于红梅住进来之后，蔡叔的房子就像被施了魔法，一下子活了过来。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厨房擦得锃亮，阳台上养的花花草草也都浇了水，连那棵蔫头耷脑的君子兰，在她手里没几天就精神了。她做饭有一手，红烧肉炖得软烂入味，糖醋排骨酸甜适口，蒸的包子皮薄馅大，蔡叔每顿都能多吃半碗饭。

但真正让蔡叔觉得不一样的，是每天晚上那顿酒。

头一个星期，于红梅把晚饭做好，陪着蔡叔吃完，就去收拾厨房了。蔡叔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里咿咿呀呀的戏曲，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忍不住说：“红梅，你也别忙活了，过来坐会儿，陪我喝一杯。”

于红梅愣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蔡叔，我哪会喝酒啊。”

“不会喝就学嘛，一杯啤酒，又不醉人。”蔡叔说着，已经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玻璃杯，倒上了他常喝的黄酒。

于红梅推辞不过，就坐了下来，端起杯子，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呛得直皱眉头。蔡叔看着她的样子，忍不住笑了，那笑声从他胸腔里闷闷地滚出来，带着好几年没有过的畅快。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八点，就成了雷打不动的“二人酒局”。菜不用多，一碟花生米，一盘拍黄瓜，或者半只酱鸭，再有一锅热腾腾的汤，两个人就围着茶几，一人一杯黄酒，慢慢地喝，慢慢地聊。

于红梅的酒量并不好，喝上小半杯，脸颊就泛起两团红晕，像熟透的苹果。她话不多，但很会听，蔡叔说什么她都认真听着，时不时点头，或者发出“嗯”“啊”的应答声。蔡叔讲他年轻时在文化馆的事，讲他下乡演出时遇到过的稀奇事，讲他老伴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讲着讲着，声音就低了，眼眶就红了。于红梅也不劝，只是默默地给他把酒满上，然后把纸巾递到他手边。

有时候，于红梅也会讲她自己的事。讲她老公活着的时候，两个人是怎么在镇上摆摊卖水果，讲她老公生病时是怎么拉着她的手说“别怕”，讲她女儿出嫁那天她哭得像个泪人。蔡叔就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一句：“你女儿嫁得好，你该高兴。”

两个人就这么喝着，聊着，酒喝到微醺，话说到尽兴，窗外的夜色就浓了。有时候聊到深夜，于红梅会突然站起来，说：“哎呀，都十一点了，蔡叔，您该睡了。”然后手脚麻利地收拾碗筷，扶着蔡叔回房，再给他把被子掖好。

这种日子，舒坦得像冬天里晒太阳，暖洋洋的，让人不想动弹。

但小区里的邻居们，眼睛是雪亮的，嘴巴也是闲不住的。最先发现端倪的是楼下的王婶，她每天早上在楼下跳广场舞，总看见于红梅穿着睡衣，披着头发，站在阳台上晾衣服，嘴里还哼着小曲儿。王婶把这事跟老李说了，老李又跟老赵说了，没几天，整栋楼都知道了蔡叔家那个保姆“不一般”。

“你说说，一个六十八的老头，一个五十九的保姆，每天晚上关起门来喝酒，喝的什么酒？聊的什么天？谁知道呢。”老李在楼下石桌上下棋时，压低声音说。

“就是，我看那保姆长得就不像正经人，胖乎乎的，一看就是能吃能喝的主儿。”老赵附和道。

这些话，蔡叔不是没听到过。有一次他去菜市场买菜，碰见王婶，王婶拉着他的胳膊，挤眉弄眼地说：“蔡叔啊，您可悠着点，岁数不小了，别让那保姆把您给掏空了。”蔡叔气得脸都白了，但他是文化人，做不出当街骂人的事，只是甩开王婶的手，冷冷地说：“王婶，您管好您自己就行了。”

回到家，他把这事跟于红梅说了，于红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笑，说：“蔡叔，管他们说什么呢，咱过咱的，又不碍着谁。”

但于红梅心里到底还是有了疙瘩，做事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连晚上喝酒时，话也少了，杯子端得也低了。蔡叔看在眼里，心里不是滋味。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末。蔡叔的儿子蔡明从上海回来了，还带着女朋友。蔡明是个精明的年轻人，在上海做金融，见惯了人情世故，一进门，他的目光就在于红梅身上扫了一圈，眼神里带着审视和防备。

那天晚上，于红梅做了一桌子菜，红烧排骨、清蒸鲈鱼、油焖大虾，比过年还丰盛。蔡明吃了几口，笑了笑，说：“于阿姨手艺不错。”然后话锋一转，“我爸年纪大了，身体要紧，有些事情，还是得注意分寸。”

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于红梅端着米饭的手顿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然后低下头，闷声扒饭。蔡叔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蔡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红梅是我请来的保姆，她照顾我，我感激她，有什么问题？”

蔡明没想到父亲会这么直接地顶回来，脸上有些挂不住，但还是硬撑着说：“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担心您……”

“担心我？”蔡叔冷笑了一声，“你要是真担心我，就多回来看看我，别一年到头连个电话都没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是红梅来了，我这屋子才像个家，我晚上才睡得着觉。她是我的人，我信她，谁要是再说三道四，就是跟我过不去。”

一番话说得蔡明哑口无言，他女朋友也尴尬地低下了头。于红梅坐在旁边，眼眶红红的，低着头，筷子戳着碗里的米饭，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

那天晚上，于红梅破天荒地主动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仰头喝了一大口，呛得直咳嗽。蔡叔赶紧给她倒了一杯水，说：“慢点喝，别急。”

于红梅咳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抹了抹眼泪，说：“蔡叔，谢谢您。”

“谢什么，我说的是实话。”蔡叔端起酒杯，跟她碰了一下，“来，今晚咱俩喝完这瓶，谁都不许剩。”

两个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好听。

从那以后，邻居们再也没说过什么闲话。蔡明的女朋友倒是成了于红梅的“粉丝”，每次来都要跟于红梅学做红烧肉，还偷偷跟蔡明说：“爸找的这个阿姨，真挺不错的。”

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天晚上，蔡叔和于红梅依然雷打不动地对饮两杯，聊着那些家长里短，聊着那些说不完的闲话。有时候，蔡叔会拉一段二胡，于红梅就坐在旁边，托着腮，眯着眼，静静地听，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打着拍子。

二胡声悠悠地飘出窗外，融化在夜色里，像一缕温热的酒香，缠绕着整栋楼，久久不散。

有人问蔡叔，打算跟于红梅就这么过下去吗？蔡叔笑了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慢悠悠地说：“过一天，算一天。有酒喝，有人陪，这辈子就值了。”说完，他转头看了一眼正在厨房里忙活的于红梅，那丰满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他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酒很暖，心里更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