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23岁任大队支书，与公社女办事员有段未了情缘

我叫赵长河，今年二十三岁，是整个青山公社最年轻的大队支书。

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头其实没啥好得意的。八三年的夏天，农村的日子还苦着呢，我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能供我读到高中毕业，已经是勒紧了裤腰带。回村以后，原先的老支书犯了风湿病，干不动了，公社的领导看我有点文化，又是党员，就让我顶了上去。

大队部设在村口那几间破瓦房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两把吱吱响的椅子，墙上的毛主席像都泛了黄。手底下管着六个生产队，七百多口人，几百亩薄田，听起来挺威风，实际上每天操心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张家的猪拱了李家的菜地，王家分救济粮少了两斤，赵家的媳妇跟婆婆打起来了，都得我去调解。

说实话，我一个毛头小伙子，有时候真压不住阵脚。村里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嘴上叫我赵支书，眼睛里头分明写着“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几个字。我心里憋着一股劲，想着非得干出点名堂来，让大伙瞧瞧。

那一年开春，公社下了通知，说要统计各大队的春耕准备情况，包括种子储备、化肥需求、农具维修这些数据，要求各大队支书亲自去公社填报。青山公社的办公地点在镇上，骑自行车得一个多钟头，全是坑坑洼洼的土路。

我记得那天是三月十二，天还冷得很，我骑着我爹那辆老飞鸽自行车，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颠颠簸簸地往镇上赶。到了公社大院，我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拍打拍打身上的土，就进了办公楼。

公社的办公楼是一栋两层的青砖楼，在当年算是挺气派的建筑了。一楼是各办公室，二楼是会议室和领导办公室。我上了台阶，正琢磨着该去哪个屋，就看见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门口挂了个牌子，写着“综合办公室”。

我走过去，探头往里一看，办公桌后面坐着个姑娘，正低头写着什么。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棉袄，领口露出里面白底碎花的衬衫领子，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上系着红头绳。那时候的姑娘打扮都差不多，可她就是不太一样，说不上来哪儿不一样，反正让人看着就挪不开眼。

她大概是感觉到有人在门口站着，抬起头来，冲我笑了一下。

那一下，我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似的，心跳漏了一拍，耳朵根子刷地就烫了起来。我活了二十三年，头一回有这种感觉。

“同志，你是哪个大队的？来填报春耕表吧？”她声音不大，清清亮亮的，带着点本地口音，听着特别舒服。

我赶紧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走进去：“我是柳河大队的，我叫赵长河。”

“柳河大队？”她眨了眨眼睛，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就是柳河那个新支书？这么年轻？”

我被她看得有些不自在，挠了挠后脑勺：“是，去年冬天刚接的手。”

她抿嘴笑了，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表格递给我：“我叫林秀芝，是公社的办事员，负责统计这块的。这些表格你先看看，有不明白的就问我。”

我接过表格，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表格挺复杂的，什么早稻面积、中稻面积、晚稻面积，什么氮磷钾比例，我看着看着就有点发懵。以前老支书在的时候，这些事都是他经手的，我头一回弄，确实有些摸不着头脑。

林秀芝大概是看出我的窘迫，放下手里的笔，走到我旁边，弯下腰来给我讲解。她离得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皂味，那味道跟村里姑娘们用的劣质雪花膏完全不一样。她的手指点在表格上，指甲剪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

我使劲掐了自己大腿一把，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听她讲。她讲得很仔细，一条一条地给我解释，遇到我不懂的地方，她还会用通俗的话再说一遍。我这才慢慢把那些数字和项目理清楚了。

填完表格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了，她给我倒了杯热水，我接过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脸微微一红，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低头喝水。

“赵支书，你们柳河大队我听说过，去年粮食产量在全公社排倒数第二。”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

这话虽然不中听，但说的是事实，我只能点点头：“是，我们大队水利条件差，田又都是山坡地，产量一直上不去。”

“那你想过办法没有？”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认真劲儿。

我愣了一下，说实话，之前确实没想太多，总觉得那是自然条件限制，人力改变不了什么。可被她这么一问，我心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忽然就上来了。

“我想过了，我们大队有条柳河，要是能修个引水渠，把水引到山上的旱田里，产量至少能翻一番。”我说完这话自己都有些惊讶，因为这念头之前只是模模糊糊地在我脑子里转过，从来没跟人提起过。

林秀芝眼睛一亮：“这个想法好啊，你们有没有跟公社申请过？”

“申请过，去年老支书申请了，没批，说经费紧张。”我叹了口气，“公社一年就那么点水利经费，轮不到我们柳河。”

她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想什么，然后说：“今年的水利经费还没分配，我可以帮你留意一下，上头要是有什么文件或者政策，我提前告诉你。”

我看着她，心里头涌起一股暖意。我跟她素不相识，她这么主动要帮我，说不感动是假的。我嘴笨，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就使劲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往公社跑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

以前我是能不去就不去，总觉得公社那地方规矩多，见着领导得点头哈腰的，不自在。可自从认识了林秀芝，我像是着了魔一样，三天两头往镇上跑。有时候是真有事，有时候是找借口，什么报表有误需要更正，什么政策文件需要确认，反正总能编出理由来。

村里人都觉得奇怪，说赵支书最近工作积极性咋这么高。我心里清楚，我就是想见林秀芝。

每次去公社，我都能见着她。她总是在那间综合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要么写东西，要么打算盘，要么接待各村来办事的人。不管手头多忙，只要看见我来了，她都会抬起头来冲我笑一笑，那笑容让我觉得这一路颠簸全都值了。

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镇上的姑娘，家里就她一个孩子，爹是供销社的会计，妈在街道办工作。她初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地区的财会学校，分到公社当办事员，已经干了两年了。她说她今年二十一岁，还没有对象，说这话的时候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很快把目光移开了。

我也跟她讲我的事。讲我爹我妈，讲我们柳河村的穷，讲我想带着大伙把日子过好的那些念头。她听得很认真，从来不会打断我，有时候还会在笔记本上记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把我说的那些困难都记下来了，想办法帮我解决。

有一次我去公社办事，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在办公室门口站着发愁，林秀芝从抽屉里拿出一把伞递给我，说这是她的，让我先用着。我说那你咋办，她说她就住在公社后面的宿舍里，淋两步就到了。我推辞不过，只好接了。

回到家以后，我看着那把伞，一把普通的黑布伞，伞柄上缠着一圈红毛线，大概是为了好认。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心里头甜丝丝的，像是吃了蜜一样。

第二天我去还伞，特地在镇上买了两个包子带给她。她推辞了一番，最后还是收了，掰开一个，把大的那半递给我。我们俩就坐在办公室里，一人吃了一个半包子，那包子是白菜粉条馅的，算不上多好吃，可我吃在嘴里，觉得是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东西。

就这么着，我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地微妙起来。谁都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谁都没有做什么越轨的事，可那种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像春天的柳絮一样，轻飘飘地落下来，却怎么也拂不去了。

五月份的时候，林秀芝托人给我带了个口信，说公社今年有一笔水利专项经费，数额不大，但如果有好的项目方案，可以争取一下。她让我赶紧写一份柳河大队引水渠的方案，报到公社来。

我听了这话，激动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跑到柳河边上去实地勘察。我沿着河边走了整整一天，测量距离，估算土方，画草图，回来以后又熬了两个通宵，写了一份二十多页的方案。

我爹看我那几天像着了魔一样，问我干啥呢，我说我要修引水渠。我爹叹了口气说，你娃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那引水渠老支书申请了七八年都没申请下来，你一个新毛头能行？我没吭声，心里头却憋着一股劲。

把方案送到公社去的那天，林秀芝帮我仔细看了一遍，指出了几个数据上的问题，又帮我修改了一些表述不当的地方。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自然，就像是在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可我知道她是在帮我。

方案报上去以后，等了一个多月都没消息。我心急如焚，跑了好几趟公社去打听情况，每次都被告知还在研究。到了七月份，天热得不行，地里的庄稼旱得叶子都卷起来了，我看着那些蔫头耷脑的玉米苗子，心里头像是有把火在烧。

终于，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公社通知我去一趟。我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赶过去，结果等来的是一盆冷水。水利经费批给了公社所在地的镇南大队，人家要修一座小水库，规模比我们大，效益比我们好，公社领导认为应该优先保证重点项目。

我坐在林秀芝的办公室里，半天没说话。她给我倒了杯水，放在我面前，然后轻轻地说：“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

我摇摇头：“不怪你，是我自己没本事，写不出让人信服的方案。”

“你的方案写得很好。”她认真地看着我，“是真的好，我在公社这两年，看过很多方案，你的方案是最用心的。”

她顿了一下，又说：“赵长河，你别灰心。今年不行还有明年，明年不行还有后年。我相信你一定能把那道渠修起来的。”

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是有一层薄薄的水光。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握住她的手，告诉她我心里的那些话。可我还是忍住了，因为我知道我不配，我只是一个穷大队的支书，连一道引水渠都修不起来，我有什么资格去跟人家姑娘表白？

从公社出来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在路上晃荡，心里头又酸又涩。我恨自己没本事，恨公社领导有眼无珠，恨老天爷不下雨，恨所有能恨的东西。可恨完了，日子还得继续过。

那年夏天特别难熬。天旱，地里庄稼长势不好，村民们的情绪也越来越大。今天这个来找我闹，明天那个来堵我门，都问我这个支书是咋当的，连水都解决不了。我只能陪着笑脸，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可解释有什么用呢？人家要的是水，不是废话。

林秀芝似乎知道我的难处，她经常托人给我带些农技方面的资料，有时候是水稻抗旱栽培的技术要点，有时候是别的公社水利建设的经验介绍。那些东西都是她用复写纸一笔一画抄下来的，字迹工工整整的，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功夫。

我把那些资料翻来覆去地看，能用的办法就用上，带着村民们挖深井，修蓄水池，能保住一点是一点。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好歹缓解了一些旱情，村民们对我的态度也慢慢好了一些。

转眼到了秋天，公社要开一个各大队支书的工作汇报会。我提前两天就开始准备材料，把柳河大队下半年以来的工作梳理了一遍，成绩虽然不多，但也算是有些进步。

开会那天，我换上唯一一件像样的中山装，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骑着自行车往镇上去。到了公社，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都是各大队的支书，大多是四五十岁的老同志，我这个年轻的坐在里头格外扎眼。

林秀芝也在会议室里，她是负责做会议记录的。她看见我进来，微微点了点头，我也冲她笑了笑，然后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汇报是按大队顺序来的，柳河大队排在后面。我听着前面那些老支书的汇报，人家说的都是修了多少路、打了多少粮、养了多少猪，一个比一个精彩。我心里头有些发虚，低头看了看自己准备的材料，薄薄的几张纸，实在是拿不出手。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始汇报。我没什么经验，说话有些磕巴，但好在该说的都说到了。说到旱情的时候，我忍不住多说了几句，讲了我们打井抗旱的事，讲了村民们是怎么跟我一起拼命的，讲到最后，我声音都有些发颤。

汇报完以后，我以为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公社副书记老周忽然开了口：“柳河大队的小赵同志，你刚才提到你们大队缺水的问题，具体说说看。”

周副书记叫周德厚，五十来岁，是公社里的实权人物，平时不苟言笑，各大队的支书都怕他。他这么一问，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硬着头皮把我们柳河大队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包括修引水渠的设想和上次申请失败的事。

周副书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的那个方案我看过，写得不错，只是当时经费确实紧张，只能保证一个重点项目。这样吧，你回去以后重新修改一下方案，把工程造价再核算清楚一些，报到公社来，我亲自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赶紧说：“谢谢周副书记，谢谢周副书记！”

散会以后，我往外走的时候，林秀芝从后面追了上来。她脸上带着笑，小声对我说：“周副书记是我初中同学的爹，我同学跟我提过你们大队的情况，我就让她帮忙给她爹说了说。”

我愣住了，看着林秀芝，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为了我的事，竟然拐弯抹角地托了这么多关系，这让我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你别多想，我就是觉得你们柳河太苦了，能帮一把是一把。”她笑了笑，转身回了办公室。

我站在公社大院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头翻江倒海。一个姑娘家，跟我非亲非故，凭什么这么掏心掏肺地帮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心里清楚，可我同时又清楚另一件事——我离她越来越远了。

我欠她的太多了。

那年冬天，引水渠终于批下来了。公社拨了三千块钱，加上大队自筹的一千多块，总共四千多块钱，虽然不多，但修一道简易的引水渠是够了。我带着全村男女老少，顶着寒风干了一个多月，硬是在柳河边上修起了一道五百多米长的引水渠。

通水那天，全大队的人都来了，看着清凌凌的河水顺着渠沟流进干涸的旱田里，好多老人当场就掉了眼泪。我心里头也激动得不行，可我又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林秀芝没能看到这个场面。她本来答应要来的，可临时被领导安排去县里开会了。

后来她听说了通水的事，专门给我写了封信，信上说她很高兴，说她没有看错人。那封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字字句句都背下来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压在枕头底下，觉得连梦都是甜的。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就来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我正带着人修补引水渠的一处裂缝，公社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地赶过来，说周副书记让我马上去公社一趟，有重要的事情。

我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到了公社，周副书记的脸色果然不好看，他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沉声说：“小赵，你先看看这个。”

我拿起来一看，是一封告状信。信上说我在修建引水渠的过程中贪污公款、偷工减料、中饱私囊，还列举了一大堆所谓的“证据”，什么水泥标号不够，什么工程款去向不明，什么我家的日子忽然好过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看完以后，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手都气得发抖：“这是诬陷！是有人在害我！”

周副书记盯着我看了半天，缓缓说：“我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事，但既然有人写了告状信，公社就必须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先停职。”

停职两个字像一记闷棍，打得我头晕眼花。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从周副书记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正好碰上林秀芝。她看见我脸色不对，赶紧问我怎么了。我把告状信的事跟她说了，她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谁干的？”她的声音都在发抖。

“不知道。”我摇摇头，“水泥是严格按照标准买的，账目也都清清楚楚的，我不怕查。可我怕的是，有人存心要整我，黑的也能说成白的。”

林秀芝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低声说：“我会帮你的。”

“你别再掺和了。”我赶紧说，“你已经帮我够多了，这事我自己能解决。你要是再帮我，被人知道了，连你也要受牵连。”

她摇摇头，眼神倔强得很：“我不管，我不能看着你被人冤枉。”

我看着她，心里头又酸又暖。那一刻，我真想什么都不管了，拉着她的手就跑，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可我不能，我是大队支书，她是在编干部，我们都不是可以任性的人。

接下来的那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时候。停职以后，我虽然还住在村里，可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那些以前看我不顺眼的人这下可逮着机会了，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我贪污的，有说我是靠关系上位的，有说我毛都没长齐当什么支书的，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我爹气得病了一场，我妈天天在家掉眼泪。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见人，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着到底是谁在背后捅我刀子。

想来想去，我觉得嫌疑最大的是大队会计刘德贵。这人在村里干了十几年的会计，一直觉得支书的位置应该是他的，对我这个新上来的年轻人从来就没服气过。修建引水渠的时候，我让他负责管账，他推三阻四的，后来是我自己管了，他就更加阴阳怪气了。

可怀疑归怀疑，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说。

公社的调查组来了，把引水渠的账目查了个底朝天，又找了好些村民谈话。我虽然心里没鬼，可还是紧张得要命，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抓走了，我爹我妈哭得撕心裂肺的。

那段时间，林秀芝偷偷来看过我两次。她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怕被人说闲话，每次都选在天黑以后，骑着她爹的那辆自行车，摸黑骑一个多钟头的土路过来，就为了跟我说几句话，告诉我调查的进展，让我安心。

我看着她冻得通红的脸蛋和双手，心疼得不行，让她别再来了。她嘴上答应着，可过几天又来了，每次都给我带些吃的，还有她从公社档案室里偷偷查到的引水渠的原始票据存根，那些东西可以证明账目没有问题。

调查持续了半个多月。腊月三十那天，周副书记亲自到柳河大队来，召集全村人开会。他在会上宣布，经过公社调查组的全面核查，柳河大队引水渠工程账目清楚，工程质量合格，不存在贪污公款和偷工减料的问题，那封告状信的内容纯属捏造，是一起恶意诬陷事件。

会场上轰的一声炸了锅，村民们议论纷纷。周副书记接着说，经过进一步调查，已经查明告状信是大队会计刘德贵写的。刘德贵因为对职务安排不满，又嫉妒年轻支书的成绩，所以捏造事实进行诬告。公社决定，撤销刘德贵的大队会计职务，并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一样，腿软得站都站不住。我爹在旁边扶着我，老泪纵横。我妈在人群里哭出了声。我转头看向四周，想找林秀芝，可她不在人群里。我知道，她一定是有意避开了。

过完年，我重新上任，一切又回到了正轨。引水渠发挥了作用，那年春天的麦子长势特别好，村民们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刘德贵被撤职以后，在村里待不下去了，带着一家人搬到外乡去了。我也没再追究他什么，毕竟都是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我和林秀芝之间的事，却走到了一个我不得不面对的路口。

我知道我对她的感情有多深，我也知道她对我的情意有多真。可越是知道，我心里头就越是难受。她是个好姑娘，有文化，有工作，家在镇上，条件比我好太多了。而我呢，一个农村户口的大队支书，一个月拿十几块钱的补贴，家里的房子还是土坯的，我拿什么娶她？

就算她愿意跟我，她爹妈能同意吗？就算她爹妈同意，她自己呢？跟着我在这穷山沟里吃苦受罪，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她受得了吗？就算她受得了，我又怎么忍心让她受这份罪？

这些问题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在我心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

春耕忙完了以后，我特意隔了好些日子没去公社，想着冷静冷静。可她大概是察觉到了什么，托人给我捎了好几回口信，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没法回答，只能含糊地应付过去。

直到有一天，她直接到柳河来找我了。

那是四月里的一个傍晚，天边的晚霞红彤彤的，像是烧着一团火。我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全是泥巴，就看见她站在村口的大柳树底下，穿着那件浅蓝色的棉袄，扎着两条麻花辫，跟去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一模一样。

“赵长河，你为啥躲着我？”她一见我就问，声音不大，可语气硬得很。

我挠了挠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没有啊，这段时间太忙了，春耕嘛，你知道的。”

“你骗人。”她盯着我，“你以前也忙，可从来没有这么久不来找我。”

我哑口无言，低着头不说话。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是不是觉得配不上我，所以才躲着我的？”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她，心里头的话再也憋不住了：“秀芝，你说对了。我就是觉得配不上你。你看看你，镇上的姑娘，吃商品粮的，人又长得好看，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你看看我，一个泥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你跟了我，是要吃苦的，我不忍心。”

她听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她用手背胡乱地擦了一把，声音发颤地说：“赵长河，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可我不在乎，你明白吗？我不在乎！”

“你不在乎我在乎！”我咬着牙说，“我不能看着你为了我受苦，你是个好姑娘，应该找个更好的人。”

“什么叫更好的人？”她忽然大声说，“在我眼里，你就是最好的人！你有志气，有担当，肯吃苦，对乡亲们真心实意的好。这样的人，我这辈子就遇见了你一个！”

她的话像是一把刀子，扎在我心窝子上，又疼又暖。我的眼眶也红了，可我硬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秀芝，你听我说。”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你爹妈不会同意的，你想想，他们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供你读书，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工作，难道是为了让你嫁给一个穷农民吗？”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终究没说出口。我知道我说到她的痛处了，她是独生女，爹妈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她下嫁到农村来？

我们俩就这么站在柳树底下，谁也不说话。晚风轻轻地吹着，柳条飘飘悠悠的，像是在替我们叹气。

过了好久，她开口了，声音轻得像是一阵风：“赵长河，你等我，好不好？”

“等什么？”我问。

“等我做通我爹妈的工作。”她抬起眼睛看着我，眼睛里还带着泪，可目光坚定得很，“我不信他们会那么不讲理，我慢慢跟他们说，总有一天他们会同意的。”

我心里头酸得厉害，既想答应她，又觉得不应该答应她。可我看着她的眼睛，那些拒绝的话就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我点了点头，声音哑哑地说了句：“好，我等你。”

她笑了，笑得眼泪又掉了下来。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塞到我手里，然后转身就跑。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一夜没合眼。我想了很多很多，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主意——我要参加高考。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已经好几年没碰过书本了，高中的那些东西早就忘得差不多了。可我想来想去，这是唯一能改变我命运的办法。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娶林秀芝，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了村里的一个老高中生，跟他借了一套旧的中学课本。从那以后，我白天忙大队的事，晚上就点着煤油灯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我爹我妈都觉得我疯了，我也没跟他们解释，只是说想多学点东西。

林秀芝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高兴得不行。她把她上学时候用过的复习资料都给我送来了，还每周给我出一套模拟题，让我做完了给她批改。她的字写得好看，用红笔在卷子上批注，错了的地方圈出来，旁边写上正确的解法。我把那些卷子当成宝贝一样收着，一张都舍不得丢。

那段日子虽然苦，可我心里头是甜的。我觉得只要熬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好日子了。我甚至已经开始偷偷地幻想，等我考上大学以后，我和林秀芝一起走在校园里的样子。

可我没想到，老天爷根本不给我这个机会。

六月里的一天傍晚，天已经擦黑了，我正趴在桌子上做数学题，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跑出去一看，是公社的通讯员，他满头大汗地骑着自行车，气喘吁吁地说：“赵支书，你赶紧去镇上一趟，林秀芝出事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就炸了，抓住通讯员的车把子问：“出什么事了？她怎么了？”

通讯员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具体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她爹妈不让她出门，把她锁在家里了。”

我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往镇上赶。一路上，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样，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从柳河到镇上的那条土路，我骑了无数遍，可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漫长过。

到了镇上，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找到了林秀芝家的地址，那是一个临街的小院子，院门紧闭着，里面亮着灯。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前敲了门。

门开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门口，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脸色很不好看。我猜他应该是林秀芝的爹，赶紧陪着笑脸说：“叔叔您好，我是柳河大队的赵长河，请问秀芝在家吗？”

林秀芝的爹一听我的名字，脸立刻就沉了下来：“你就是赵长河？你还有脸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屋里就传来了林秀芝的喊声：“爹，你让他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林秀芝的爹回头吼了一声：“你给我闭嘴！”然后转过来对我说：“你走吧，以后别再来找秀芝了。我们家秀芝是要嫁给城里人的，不是嫁到你们那个穷山沟里去吃苦的。”

“叔叔，我——”

“砰”的一声，门在我面前关上了。我站在门外，听见屋里传来林秀芝的哭声和她爹妈的训斥声。我想再敲门，可手举起来又放下了，我知道，敲门也没用。

我在她家门外站了很久，腿都站麻了，可那扇门始终没有打开。后来院子里的灯灭了，周围一片漆黑，我才推着自行车，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后来我从别人那里打听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林秀芝真的跟她爹妈摊牌了，说了我和她的事。她爹妈当场就炸了，她爹暴跳如雷，骂她不知好歹，好好的城里日子不过，非要往火坑里跳。她妈哭天抹泪的，说白养了这个女儿，一点都不体谅爹妈的苦心。

林秀芝跪下来求她爹妈，说我是个好小伙子，有志气有出息，让她爹妈见见我再说。可她爹妈根本听不进去，第二天就托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县供销社的一个干部子弟，据说家境不错，人也老实。

林秀芝死活不同意，她爹一气之下就把她锁在屋里，不让她出门，也不让她去公社上班。她妈守在门口，寸步不离地看着她。

我知道这些以后，心疼得像被人攥住了一样。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等，等林秀芝能出来，等她做通她爹妈的工作。

等了十来天，我等来了一封信。

信是林秀芝偷偷托人送出来的，字迹有些潦草，跟以前那些工工整整的字完全不一样。信上说，她爹妈以死相逼，她实在撑不住了，只能先答应了那门亲事。她说她对不起我，让我忘了她，好好准备高考，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姑娘等着我。

看到最后那句话的时候，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砸在信纸上，把那娟秀的字迹洇成了一团一团的墨迹。我把信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指节都发白了。

我不怪她，真的一点都不怪她。她是个孝顺的姑娘，让她跟爹妈翻脸，让她为了我不顾一切，那不是她的性格。我不怪她，我只怪我自己没本事，怪命运不长眼。

那年七月，林秀芝结婚了。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带着村民们在田里除草。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头顶上，晒得人头晕眼花。我放下锄头，走到田埂上坐下来，掏出她送给我的那个手绢，蒙在脸上，无声地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秋天的时倏，我去县里参加了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我差了分数线十七分，没考上。

得知成绩那天，我没有太大的失落感，也许是之前已经把所有的不甘和痛苦都消耗完了。我把那些复习资料和做过的卷子整整齐齐地收起来，放到了柜子最里面，再也没碰过。

日子还是照样过。我继续当着我的大队支书，带着村民们种地修渠，春种秋收，一年又一年。引水渠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柳河大队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从全公社倒数第二变成了正数第三。公社给我发了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还让我去县里做过经验交流发言。后来，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邻村的姑娘，人本分老实，脾气也好。我们相处了半年就结了婚，婚礼办得很简单，就请了几个亲戚和村里的干部吃了顿饭。

结婚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醉醺醺地躺在炕上，脑子里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那个春天，公社办公室里，一个穿浅蓝色棉袄的姑娘抬起头来冲我笑的样子。我使劲闭了闭眼睛，把那画面从脑子里赶了出去。

后来的事，说起来就简单了。我媳妇给我生了一儿一女，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女儿。大包干以后，我卸了支书的担子，安心种地。再到后来，我在镇上开了个粮食加工的小作坊，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盖了新房，供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

有一年，我去县里参加一个农业系统的会议，散会的时候在大门口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胖了一些，头发也剪短了，身边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可我没有上前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身走了。

回到家以后，我媳妇问我咋脸色不太好，我说没事，可能是累着了。那天夜里，我又失眠了，坐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看着天上的月亮，心里头说不上是啥滋味。

我媳妇是个好人，跟我过了大半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可从来没抱怨过一句。我感激她，也敬重她，这么多年来我们相敬如宾，把日子过得平平淡淡的。孩子们都出息了，在城里安了家，逢年过节回来看我们老两口，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我觉得这辈子也算知足了。

可人老了就爱胡思乱想，有时候半夜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把年轻时候那些事翻来覆去地想。我会想，如果当年那道引水渠顺利批下来了，如果刘德贵没有写那封告状信，如果我考上了大学，如果她没有被她爹妈逼着嫁人……那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

可惜人生没有如果，走过的路就是走过了，谁也回不了头。

前几年，我听说她跟着男人搬到了市里去住了，应该是过得不错。我在心里头真心实意地盼着她好，盼着她这辈子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再也不要受任何委屈。

如今我已经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没事的时候，我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我闭上眼睛，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春天，我二十三岁，推着一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走进公社的大院。阳光穿过梧桐树的叶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推开综合办公室的门，看见一个穿浅蓝色棉袄的姑娘坐在办公桌后面，正低头写着什么。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冲我笑了一下。

那笑容干干净净的，像春天的第一场雨，柔柔软软地落下来，滋润了我这一辈子所有干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