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尤需“费孝通”。先生写就《乡村经济》等作背后，是两段或歌或泣的爱情

特刊

为了心中的歌唱

【费孝通“笑谈”/王千马摄】

吾球商业地理：

情伤与脚伤，让他1936年夏天一瘸一拐走进江村。姐姐与姐夫的“实业之恋”，又让他把余生扎进乡土。费孝通的一生，被两段爱情推着走——一段让他刻骨铭心，一段让他躬身大地。乡村振兴喊了这么多年，或许最缺的，就是这种“以命相许”的深情。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费孝通第一次到江村，是在1936年的夏天。我想，和日后多次走访江村相比，这一次有些特殊，他是疗伤的。

既疗脚伤，又疗情伤。

我不知道这个山清水秀之地，是否能让他忘了过去，忘了疼痛，但是，他爱上了这个地方，那是一定的。

01

如果不是在江村的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中，看到了他和爱人的合影，我都没意识到，一直在我脑海中是以儒雅老者形象存在的费孝通，也曾有过风度翩翩的青春。

那时的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站在爱人的背后，双手轻轻搭在椅背上，而爱人坐在椅子上，侧着头，嘴角噙着浅笑，阳光从旁边斜斜地落下来，一股民国明星招贴画的感觉，扑面而来。

好一对俊男靓女。

【夫妇合影/王千马翻拍】

她叫王同惠。事实上，她应该叫前妻。因为他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短三个多月，具体来说，108天。

看了旁边的介绍才知道——1935年夏秋，费孝通在史禄国和吴文藻两位老师的直接指导和精心安排下，接受广西省政府的“广西特种民族”研究项目，偕新婚妻子、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首次实地调查，迈出了“到实地去”，“从实求知”的第一步。 10月12日开始，他在乡镇和村寨进行人体测量， 王同惠则进行家庭、亲属、村落等社会组织调查，他们白天分头工作，晚上交流讨论，工作并然有序。他们日复一日，“夜卧小屋，日吃淡饭”，生活艰苦而乐观。不料，在12月16日在转移调查地点途中，费孝通误踏瑶人设下的“虎阱”，腰腿受重伤。在惊俱之中，王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已不能站立。王同惠赶紧跑出山林求援，从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发现了费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涧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

原来，费孝通还有这么悲情的一刻。以前，觉得关注学者的婚姻，或者私生活，显得有些八卦，但是，对费孝通来说，没有这样的打击，显然就不会有后来那个在江村田埂上一步步丈量中国乡土社会的灵魂。

在广州柔济病院，费孝通给朋友写信：“我在广西没有死成，生命对于我自己已成了一个很重的担负。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再也得不到一些人生的乐趣。同惠为我而死，我是永难忘怀。”

他说，自己硬着心肠、忍着眼泪，仍敢迈步入世，是因为相信可以在工作中赎罪，“若是死后果能重逢，亦能絮絮道着我们别后的情形，不觉得亏心”。

这也是费孝通在去江村之前，抱病整理王同惠社会调查的资料，撰写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原因。此书于1936年6月出版，记述了花篮瑶的家庭、亲属团、村落、族团等社会结构和关系。这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共同凝聚的果实，奠定了社区研究的基石，埋下了费孝通日后学术探索的根苗。

但让他得以更进一步救赎的，还是江村。在这里，他把对一个人的思念，化作对一方土地的深情。

02

江村的确是个漂亮的地方。粉墙黛瓦的人家，错落有致的沿巷而列。从逼仄的巷子走出去，豁然开朗，一条清溪，由西向东穿村而过——点击地图，发现它的尽头，是汇入太湖的万顷碧波。年老的婆婆，就直接蹲在码头的条石上，洗着东西，哗啦啦的声音，顺着水波传出去很远。

【江村一景/王千马摄】

码头的一旁，还树着一块牌牌，上面写着：费孝通二访江村码头。

在费孝通到来之前的江村其实不叫江村，因为那条清溪流经此地时，南向弯曲，状如拉开的弓，又有向北流的北塍港（或北滕港）与其呈丁字相交，犹如待射之箭，所以，它的真名叫开弦弓村。

这个与太湖近在咫尺，家门口便是隔市嘉兴的村落，今天属于七都镇。而在此之前的之前，它属于盛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冯梦龙的作品里，它早已是“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丝织重镇。

毫无疑问，这也是一块如假包换的鱼米之乡，也是丝绸圣地。

【江村的样子/王千马翻拍】

此地曾于1929年创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日后被费孝通称为“我国农民办的最早的乡镇企业”——它的创办者费达生，早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赴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专研制丝技术。在学成归国后，她放弃城市安稳优渥的发展机会，义无反顾奔赴乡间田野，在开弦弓小学校长陈杏荪的积极倡导下，和蚕业学校校长郑辟疆一起，选定开弦弓村为蚕桑改革基地，由此打开了农村养蚕改革的大门，也就此开启中国最早的乡村工业化探索。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在这之前，开弦弓的村民都是沿用古时候的土法养蚕，蚕种的孵化，用的是人体体温。在乡下人的心目中，十五六岁的姑娘是最纯洁美好的，一般都将蚕种贴身缚在小姑娘的胸部，借由体温在几天内孵化成蚕。有一次，某家缚着蚕种的小姑娘年轻贪睡，翻身时不小心把蚕种压在了身下，结果即将孵出的蚕种全部被压死了，怒不可遏的父母对小姑娘严厉责骂，小姑娘又内疚又着急，想不开就投河自尽了。费达生听说这件事后十分震惊，想想一个小姑娘缚着蚕种，多少天不离身，本来就是个苦差事，睡觉做事都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结果还搭上性命，叫人悲伤不已。另外，乡下人迷信，为求蚕事顺当，养蚕户经常求神拜佛，清规戒律很多，小蚕催青，闭门谢客，家中不许大声说话。费达生来到开弦弓村后，带来了科学养蚕技术。养蚕前，先对蚕室、蚕具消毒，又建了小蚕共育室，通过共育的办法，科学控制温度和湿度，提高蚕种孵化率和增强幼蚕体质，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落后习惯。（《47岁嫁给自己的校长，103岁仙逝，她被称为现实版的“嫘祖娘娘”》，叶凉初，太湖七都2020年8月18日）

这个既爱蚕桑事业又对中国女性的命运抱以同情，毕生致力于蚕丝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的学者，正是费孝通的胞姐。

也正是来自她的邀请，让费孝通来到了江村。

03

在进入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之前，有一列石板，像琴键一样铺在入口的甬道上，上面刻录着，费孝通每次到访江村的时间。第一次到访时间，被定格在：1936年7月3日。

也许只有繁忙的工作，才能驱散弥漫心头的忧伤，从7月3日至8月25日，五十余天里，费孝通坐航船，访蚕室，查户册，陆续写下七封通讯。

【费孝通的走访/王千马翻拍】

不得不说，费达生在这里推动蚕丝业合作化改革，为费孝通深入调研提供信任基础与切入点 。那些在田间地头闲聊的农夫、在缫丝车前忙碌的妇女、在码头洗衣的阿婆，也许会对这个戴着眼镜、走路还有些微跛的年轻人感到亲切，甚至知无不言，但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他正在把他们的日子写成一部后来震动世界的书——《江村经济》。

直到今天，《江村经济》依旧是所有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绕不开的一座山峰。它除了开创中国本土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范式，提出“从实求知”方法论，奠定“差序格局”等理论基石。

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这个国家在工业化浪潮初起时，一个普通村庄如何挣扎、适应、求生的真实肌理，记录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机器闯入了蚕房，洋货挤兑了土布，古老的宗族在松动，新的合作社在发芽。那些被宏大历史一笔带过的细节，被他一个一个捡起来，铺成了一幅有温度、有呼吸的画卷。

【《江村经济》/来自网络】

更重要的是，它也在费孝通的心目中，种下了“志在富民”的种子——这颗种子，在他往后六十多年的岁月里，长成了一片森林，让他一次又一次回到江村，回到无数个像江村一样的村庄，用脚写出一部部为中国农民探路的著作。

1957年，费孝通推出《重访江村》，记录合作化之后的新情况与新问题；1981年，再推《三访江村》，见证家庭副业与乡村工业的重新萌动……

也就在纪念馆中，也展现了费孝通的创作年表，除了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之外，竟然密密麻麻数百（本/篇）！我觉得自己挺能写的了，没想到费老比我更能写——要知道，他是生活在前互联网时代，很多东西都是需要靠自己看、自己走，以及自己攒。

我估摸了一下，这有可能跟他的高寿有关——他活到了2005年，他姐姐费达生也活到了这一年，但去世时间还比他晚了三四个月……这也让他的创作生命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更重要的是，是来自身边的另一份“爱情”，给了他奋进的动力。

04

某种意义上，费孝通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在他的调研和书写中，姐姐曾支持了他，而姐夫更是鼓舞了他。

姐夫不是别人，正是郑辟疆。

这个出生于1880年，比费孝通足足大了30岁，比费达生也大了23岁的山东人，中国近代蚕丝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根据资料，郑辟疆在1918年接任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后，确立了“启发事业思想、树立技术革新风尚、自力更生充实设备、向蚕丝业改进途径进军”的四条教育方针，在培养了大批女性蚕丝科技人才的同时，打破封建束缚，推动妇女自尊自强。

无疑，他们是在“一线的战斗”中彼此相识、相知，并最终走到一起的。这一线的战斗，既包括他们在蚕业革命上联手推广科学养蚕、改良丝种、建立合作社，把奄奄一息的江南农家蚕丝业从土法泥潭中拉了出来，也包括他们在抗战中一起辗转后方、保护学校设备、坚持办学，在烽火连天里为中国的蚕丝事业守住一脉火种。

【费孝通和姐姐的合影/王千马翻拍】

有个趣事流传在江村人的口耳之间——郑辟疆因为年纪大，又一心扑在蚕丝事业上，早年并未考虑婚娶；而费达生醉心工作，同样无意于家庭，他们都没打算要孩子。但这些都没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费达生47岁嫁给郑辟疆时，郑辟疆已70岁。婚后二十余年，两人始终以“先生”“女士”互称，客气里透着敬重，平淡中见出深情。白天各自忙碌，晚饭后一道散步，谈的还是蚕种、桑园和合作社的事。他们的浪漫，不在风花雪月，而在同一个理想里并肩老去。

这段故事一时成为美谈。两人成婚时，黄炎培先生曾祝贺：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成金婚。费达生父亲也题诗一首：胜利之春结好盟，当初情谊是师生，合龄百廿相差二，同德同心老更新。

对这个差不多能做父亲的姐夫，费孝通保持着深切的尊敬与亲近。他曾说，郑辟疆不仅是他事业上的榜样，更以那种“甘坐冷板凳、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老派学者风骨，深深塑造了他对学问与人生的理解。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敬意，流露在每一次提及姐夫时的语气中——那是一种对先行者的仰望，也是对同行者的致礼。

今天，当我们回望费孝通的人生，会发现两条清晰的线索交织其中——一条通向大瑶山的密林深处，那里埋葬着他刻骨铭心的初爱；另一条通向江南水乡的桑园蚕室，那里站立着他亦师亦友的姐姐与姐夫。

情伤与脚伤，让他1936年夏天一瘸一拐走进江村。姐姐与姐夫的"实业之恋"，又让他把余生扎进乡土。

可以说，费孝通的一生，被两段爱情推着走——一段让他刻骨铭心，一段让他躬身大地。乡村振兴喊了这么多年，或许最缺的，就是这种"以命相许"的深情。

05

尽管费孝通今天给人的感觉，像是上个时代的人，但是他的人生之于我们，不曾褪色，而他的作品，依旧具有现实意义。

“九十年，足以使一种生活方式退入历史，却不足以使一个真正的问题退出时代。”也就在我到达江村前后，由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学院资深教授周晓虹领衔，多位专家、学子共同组成“江村调查”90周年重访团来到江村，开展相关田野工作。这无疑是一种致敬。

在重访江村的文章中，他们如此写到，“当年通讯中细细描摹的江村世界——清晨鸣螺启航、代买代卖而不取分文的航船，正屋里恰可安放五个蚕台的蚕室，‘上山丫头’与‘回乡丫头’的婚嫁讲究，以及与蚕忙、田忙‘格格不入’的学校日历——大多已成为地方记忆。可是，费孝通先生当年抓住的主题，即传统与现代如何相遇、冲突、调适并彼此重塑，却在此后的岁月里以远比他当时所能预见的规模继续展开。产业结构的转换、人口流动的加速、家庭形态的重组、公共生活的变迁，以及乡村与国家、本土和全球体系之间关系的重建，都不断为这一问题写下新的注脚。江村不再是现代变迁的边缘现场，反而成为观察现代化如何进入日常生活、改变社会肌理的一处典型坐标。”

但在我看来，费孝通的意义还在于，在乡村振兴的今天，他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且不过时的答案。

首先，要想乡村振兴，必须先“读懂”乡村。费孝通最核心的方法论是“从实求知”——即一切判断必须来自实地调查，而不是书本或预设。他在江村做的，不是居高临下地“指导”农民，而是蹲在田埂上、坐在蚕房里，一笔一笔记录农民的收入、支出、婚丧嫁娶、人情往来。所以，任何乡村振兴政策，如果不到现场、不听农民说话、不算农户的细账，都可能流于空转。 今天很多地方搞乡村规划，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却不知道村里有多少人在家、多少地在抛荒、年轻人为什么不回来——这正是费孝通反复提醒要避免的。

其次，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人与地的关系”。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抓住的根本问题是：当现代工业力量进入乡村，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调整？ 他关心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的——蚕丝价格跌了怎么办？副业被洋货冲垮了怎么办？年轻人出走之后谁来种地？今天乡村振兴面临的，本质上仍是同一个问题：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中，乡村如何找到自己的新位置？ 费孝通当年观察到“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萌芽，后来提出“小城镇、大问题”，都是在回答这个命题。他提醒我们，乡村振兴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要让乡村在现代体系中找到可持续的生存逻辑。

此外，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富民”。费孝通一生最重要的信条是“志在富民”。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而是为了回答一个朴素的问题：农民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在江村看到合作社改善了蚕农收入，就为之振奋；看到土地制度束缚了生产力，就直言不讳。这种“以农民为本位”的立场，在今天乡村振兴中依然是最根本的价值尺度——衡量乡村振兴成败的，不是盖了多少漂亮房子、修了多少柏油路，而是农民的钱包鼓了没有、孩子的教育好了没有、老人看病方便了没有。

在我看来，乡村振兴还需要坚守一条，那就是不能一时兴起，而需一场“百年接力”。费孝通第一次到江村是1936年，最后一次是2002年，跨度66年。他不是“调研完就走”的过客，而是一生都在追踪同一个村庄的命运。这无疑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运动，而是一场需要几代人接力的长跑。 所以，要有耐心，要允许试错，要看长线。

今天的江村，无疑在时间的打磨中变得极具特色。在这里转过一圈以后，你会发现它几乎成了文旅的一个微缩样板——有江南水乡的底色，有蚕桑文化的肌理，更有一个学者与一个村庄六十余年的故事作为灵魂。所以，到江村感受乡村振兴，成了我们与费达生、费孝通等前辈最好的精神交流。

与此同时，在村口，与纪念馆隔街相望的，还有打造得很有设计感与当代气质的江村学院。这是一个集培训、研学、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乡村教育基地，也是江村从“被研究的对象”转身为“输出经验的主体”的标志。

【江村学院/王千马摄】

进入学院主楼的大厅，迎面就撞上了费孝通那段经典的排比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它不是暗喻，正是指明着我们未来所要达到的方向——不是让所有乡村都长成同一个模样，而是让每一个村庄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并在这个基础上彼此看见、彼此成就。就像费达生“成就”了费孝通，费孝通“成就”了江村，而江村则在努力“成就”更多正在摸索前行的中国村庄——把自己九十年来的沉浮与生长、阵痛与新生，变成一面镜子，让那些同样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村子，照见自己的来路，也看清自己的去处。

费孝通若地下有知，看到当年的“解剖麻雀”如今长成了“领飞雁阵”，大约会欣慰一笑——他种下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片可以自我繁衍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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