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革命者杨尚志：在古城秘密建党，他如何撬动西南边疆革命走向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之后，国民政府统治区的革命工作迎来全新的发展窗口。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蒋管区积蓄力量、发动群众、创造游击根据地、配合全国解放进程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工委持续布局滇西广大区域。在横断山脉深处、金沙江上游的丽江，这片连接滇、川、藏的多民族交汇地带，一场以地下建党为起点的革命运动悄然铺开。在主流党史叙事当中，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叙事重心长期集中于剑川四二武装暴动，不少读者容易忽略丽江地下党组织的奠基价值。

在我看来，1948 年以杨尚志为核心的中共丽江地下党支部成立，并非一场孤立的地方建党事件，而是滇西工委整体战略布局下至关重要的一步棋。它补齐了滇西北北部边疆组织链条，打通了滇西北腹地与川康边境的联络通道，为根据地向北拓展、实现丽江和平解放筑牢组织根基，重新理解这段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单一武装斗争视角，看见统一战线、民族动员、地下党建交织之下边疆革命独有的发展路径。

想要厘清中共丽江地下党支部诞生的历史逻辑，我们需要把视线拉长，回溯二十世纪上半叶丽江红色思想传播的漫长历程。红军长征时期，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北上，途经丽江石鼓一带，革命思想第一次大规模传入纳西族聚居区域，在普通民众心中埋下信仰的种子。在此之后，陆续有在外求学的丽江青年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分人秘密加入党组织，但是受制于动荡的时局与闭塞的地理环境，丽江长期没有形成稳定、持续运作的中共地方组织。

不少进步活动依靠读书会、同乡社团零散开展，难以形成规模化的群众动员力量。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内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当局在云南加紧管控，打压进步力量，滇西地区各类苛捐杂税持续加重，“三征” 政策不断压榨底层农民、手工业者，底层民众反抗情绪持续积累，客观上为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创造了群众基础。

杨尚志个人的革命经历，深刻影响了丽江建党的走向。杨尚志为纳西族，青年时期接受新式教育，早年进入黄埔军校昆明第五分校学习，1939 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因遭受当局逮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络。脱离组织的数年时间里，他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理想，持续寻找党组织。1947 年，杨尚志回到家乡丽江，受聘于省立丽江中学任教，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在青年学生当中传播进步思想，团结一批心怀理想的本地青年。

这段蛰伏期的活动，为后续建立党支部储备了第一批骨干力量。1948 年 4 月，中共滇西工委副书记欧根抵达丽江，完成杨尚志重新入党相关手续，双方正式确立组织联系，丽江地下建党工作由此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1948 年 5 月，中共滇西工委在剑川成立，统一领导滇西、滇西北大范围地下革命斗争。滇西工委成立之后，迅速规划全域工作布局，剑川作为核心区域重点推进武装筹备，同时意识到丽江独特的地缘价值。丽江地处滇西北北部，向北可以辐射维西、中甸、永胜、华坪，毗邻川西南，向南连通剑川、鹤庆，是滇西北根据地向北延伸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

一旦丽江建立稳固的党组织，整个滇西北革命区域就不会形成封闭的狭长地带，可以构建起南北呼应的组织网络。基于这一战略考量，滇西工委加快推动丽江正式建立党支部。1948 年 8 月，中共丽江地下党支部在省立丽江中学正式成立，杨尚志担任支部书记，郭耀南、李纲担任支部委员，丽江第一个稳定运行的中共基层党组织就此诞生。

很多人容易简单理解，党支部成立之后立刻掀起武装斗争，但是结合史料记载以及当时滇西工委的工作安排，我认为，丽江地下支部最初的核心任务，是扎根城镇、积蓄骨干、搭建外围组织，不急于公开对抗当局。

支部以丽江中学为主要活动据点，依托校园环境发展民主青年同盟成员，也就是党史资料中简称的 “民青”。民青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吸纳大批进步青年学生，通过秘密读书会、时事讨论，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大量青年在这个阶段接受革命启蒙，后来成为群众运动、武装队伍、基层政权建设当中的中坚力量。

党组织站稳脚跟之后，很快察觉到仅仅局限在校园之内，革命工作难以长久发展。城镇学生群体虽然思想活跃，但是面对地方军政势力的打压，活动空间有限。1948 年 9 月，经滇西工委批准，中共丽江党支部升级改组为中共丽江县工作委员会，杨尚志继续担任书记。组织层级提升，意味着工作任务进一步拓展，县工委迅速调整工作重心，逐步由城镇学校转向广大农村区域。工作人员分批前往白沙、九河、开南、文瑞等乡村开展工作，深入纳西族农民群体，了解底层民众生存困境，发动群众反对苛征，在乡村建立秘密联络点。

和滇西北南部区域不同，丽江乡村宗族、民族社群结构复杂，地下工作人员必须充分尊重纳西族本土习俗，使用本地语言沟通，避免外来者的隔阂感。以杨尚志为首的本地党员天然具备优势，熟悉乡土人情、社会关系，能够快速拉近和各族群众的距离，这也是丽江地下党工作能够稳步推进不可忽视的优势。

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多点联动的漫长过程，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某一次暴动或者单一地区的革命成果。滇西工委统一领导之下，剑川、鹤庆、洱源、丽江各地党组织分头推进工作。1949 年 4 月，剑川发动四二武装暴动，打响滇西北武装夺取政权第一枪，滇西北人民武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根据地雏形显现。此时，丽江地下党组织承担的任务更加特殊。

滇西工委充分评估丽江当地局势，国民党丽江县长习自诚长期掌控地方军政力量，手握地方保安武装，如果强行发动武装进攻，拥有大量古建筑的丽江古城极有可能遭受战火破坏，各族民众生命财产会蒙受巨大损失。基于现实考量，丽江县工委将统一战线摆在极为突出的位置。

在我看来，丽江地下党支部自建立之初开展的长期群众动员、社会调查，为后续统一战线工作创造了前提。倘若没有持续一年多深入城乡的组织建设，没有在各行各业积蓄进步力量，党组织并不具备和地方实力派谈判的底气。杨尚志和县工委班子持续搜集各方情报，研判习自诚的政治倾向，客观看到习自诚复杂的历史经历，认清其并非顽固死硬的反动派，存在争取转向的可能性。

党组织通过多条民间渠道持续开展沟通，阐明全国解放战争大势，讲解共产党民族政策与地方治理主张，不断施加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地下党持续扩大群众基础，秘密组建基层武装小组，形成文武两手相互配合的格局。一边积极谈判争取和平途径，一边做好武装自卫的准备，两种策略互为支撑。

1949 年 7 月 1 日，丽江实现和平解放，古城免于兵燹，这是滇西北革命进程当中极具标志性的事件。和平解放之后，滇西北南北解放区域连成整体，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版图得到极大拓展。丽江和平解放之后，杨尚志接受组织调动，转向军事战线工作，调任滇桂黔边纵第七支队副司令员，带领游击武装转战滇西北多地，投入巩固根据地、清剿反动武装的战斗。

从地下党支部书记到游击部队指挥员，身份转变的背后，也折射出整个滇西北革命斗争重心的转移：前期地下建党、群众动员，后期转向大规模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政权。

我们也需要客观厘清一段容易混淆的历史逻辑，避免叙事上的偏差。滇西工委是整个滇西北革命斗争最高领导机构，滇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多个县域党组织、人民武装协同开辟形成。中共丽江地下党支部属于滇西工委领导下重要基层组织，并非根据地最高指挥机关。部分通俗叙述直接表述 “丽江地下党支部开辟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这种说法不够严谨。更加贴合史实的表述应当是，丽江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有力支撑滇西北北部区域革命活动开展，成为开辟、巩固滇西北革命根据地不可或缺的北部支点。

区分清楚领导层级与组织功能，是客观看待这段历史的基础。同时史学界内部对于滇西北革命根据地阶段划分存在细微讨论，一部分研究者主张以 1949 年 4 月剑川暴动作为根据地起点，也有观点认为，根据地成型应当以丽江和平解放、南北解放区连通作为标志，两种划分方式各有史料支撑，并不存在绝对定论。

立足边疆民族地区革命史的宏观视野，重新审视 1948 年丽江地下党支部建立这段历史，能够看见区别于内地革命运动的鲜明特质。丽江是多民族聚居区域，纳西、汉、白、傈僳、普米各族民众世代共生。杨尚志等本土少数民族党员发挥桥梁作用，党组织在革命宣传当中充分兼顾各民族习俗，坚持平等团结的民族理念，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动员方式。

在近代云南边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时常存在隔阂矛盾，而解放战争时期丽江地下党组织能够团结各族底层群众，依靠本土党员扎根乡土，这是边疆地下斗争取得成功关键经验。这段实践，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滇西北民族区域治理积累宝贵的历史经验。

当下很多红色历史传播，往往更加青睐硝烟弥漫的武装战斗故事，隐蔽战线上地下党组织长期艰苦、默默无闻的耕耘容易被淡化。地下工作不同于公开作战，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场交锋，更多是隐蔽环境下谨慎、长期、耐心的渗透。从 1948 年 8 月党支部诞生，到 1949 年 7 月丽江和平解放，不到一年时间，党组织从仅有几名党员的支部，发展为覆盖城乡、掌握群众、具备统战能力的县级党组织。

这一切依靠杨尚志和一众地下党员在白色环境下持续奔走，在校园讲台、乡村田野、民间社群当中传递信仰。无数次秘密会议、风险重重的联络、持续数年的思想启蒙，最终汇聚成和平解放丽江的历史结果。

在我看来，这段历史留给当代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任何革命事业，根基永远在群众之中。武装力量是突破手段，而稳定的基层党组织、广泛的群众认同，才是能够长久站稳脚跟的根本。滇西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西南边疆持续发展，正是因为从滇西工委到丽江地下党支部，始终坚持走出办公室，走进普通民众中间。

杨尚志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没有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地下党员深入乡村，倾听农民诉求，把反 “三征”、改善民生和革命目标结合在一起，让普通百姓理解革命不是遥远的政治口号，而是关乎自身生存出路的现实选择。

同时，这段历史也展现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斗争智慧。滇西工委没有在所有区域推行一模一样的斗争模式，根据剑川、丽江不同社会环境制定差异化策略。剑川率先发动武装暴动打开局面，丽江充分利用地缘与社会条件，优先开展地下党建与统一战线，尽力争取和平解放，最大限度保护古城与民众。灵活调整斗争方式，拒绝教条化照搬经验，是滇西北革命能够不断突破困局的重要原因。

回望七十多年前玉龙雪山下燃起的星火，1948 年中共丽江地下党支部的成立，是滇西北解放进程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以杨尚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丽江本土共产党人，在四面承压的复杂环境下完成建党任务，搭建起滇西北北部红色网络。这支地下力量持续积蓄革命动能，推动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通过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促成丽江和平解放，推动滇西北革命根据地完整成型。

边疆红色历史不应该只是宏大叙事当中简略的注脚，每一处地方党组织的诞生，每一名地下革命者的坚守，共同拼凑出解放战争时期西南波澜壮阔的革命图景。铭记丽江地下党支部的奋斗历程，不只是追忆一段地方党史，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多民族边疆落地生根，读懂一代本土革命者在家乡土地上追寻光明、谋求各族人民解放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