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两周前，我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完了一封致AI的公开信。
那封信的语气，怎么说呢，就像一个被夺走饭碗的末代手艺人。我觉得自己被冷落了。二十年的苦读、熬夜查资料、在饭桌上和人争执出来的观点，如今被一个四秒钟就能回复、永远不嫌累的东西，轻轻松松全部替代。它闯进我家，拉开椅子就坐下了，还开始回答那些以前根本没人会问它的问题。
那一刻，我像个被晾在一边的小孩，委屈得有点可笑。
写完信，我痛快了，觉得终于把积攒的牢骚全甩给了那个没有表情的对话框。我甚至故意在标题里写“给智能的一封信”，心里暗爽：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你自己读读吧。
然后我抬起头，环顾四周。
客厅的灯光昏黄，沙发上堆着没叠的毯子。水槽里还有早上急着出门没洗的杯子。而餐桌另一头，妻子正安安静静地翻一本书，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凉掉的茶。她没说话，没看我，甚至可能根本没察觉我刚刚在内心上演了一场“人类尊严保卫战”。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在我对着一个程序长篇大论的时候，真正每天给我留座位的，是这个人。
AI没有座位。它来，它去，它只是一种工具。可我不是机器的对手，我是一个人的丈夫。二十年“硬攒”的观点，本来也不是要和谁比拼速度，而是为了在某个人困了、累了、不想说话的时候，还能让她觉得——哦，身边这家伙，有时候还挺有用的。
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那封“投诉信”。抱怨AI抢走了我的话语权，可真正被我忽略的，恰恰是那个从未催我快点“输出答案”的人。她从来没要求我在四秒内回复什么，也没嫌过我观点过时、语气啰嗦。她只是继续泡那杯茶，继续留出餐桌对面的位置，等我把牢骚发完，起身去洗碗。
我发现，整件事最荒谬的地方在于：我把愤懑排版得整整齐齐，标题加粗，段落分明，甚至还配了图，假装这是一场深刻的时代控诉。可实际上，我只是在对着一个根本不在乎我的存在自言自语，而对那个在乎的人，却连句“今天我有点丧”都没开口说。
所以我决定改写收件人。
与其继续给AI写洋洋洒洒的批评信，不如趁它还没学会洗杯子和叠毯子之前，赶紧把歉意和感谢挪回婚姻的草稿本上。我把光标从“Dear AI”移开，删掉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重新起头：亲爱的妻子。
AI永远不会为我留一盏夜灯，但你会。
哪怕我哪篇文章又搞错了数据，哪怕我下次又在饭桌上和人吵得面红耳赤，哪怕二十年来的那点“硬核观点”在搜索引擎面前变得不值一提，你从来都没撤走那把椅子。你只是把茶再热一热，问一句：“饿不饿？”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那封信没发给任何人，也没贴上任何平台。我只是关掉电脑，走到餐桌前坐下来，说了句：“刚写的东西，可能发错了方向。”
她翻了一页书，眼皮都没抬：“你每次做写作挑战都这样。”
我笑了。对，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在和什么搏斗，可到头来，真正值得写信的对象，早就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耐心十足地看着我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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