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狂飙时代中寻找理性坐标

以下内容摘自《文汇报》，作者 韩贵东， 2026年4月26日。

毋庸讳言，当“加速主义”的幽灵以近乎失控的方式渗入人类生活的日常时，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感受到世界运行节奏的变化。换句话说，现代社会正处于哈特穆特·罗萨所言及的“盲目的”和自我推动的加速逻辑中。由此，我们看到更多“新异化”的可能，诸如全球化带来的增长红利逐渐减弱，技术革新不断加速，而经济、社会与政治层面的紧张感却并未随之消退。

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关于“危机”的描述并不少见，真正难得的，反而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并可能走向理性、多维且系统性的思考。《AI、通胀与武器：与诺奖学者一起面对危机四伏的未来》一书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我们的视野。书中汇集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及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关于当代全球问题的深度对话。其中包括诸如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等学者对经济增长、制度环境与技术变革的反思。可以说，从洞察、挑战到创新，本书不仅富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更具有重要的学术启发意义。

海 闻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6年出版

危机或许是新的历史常态

颇为有趣的是，在本书的“洞察篇”中，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未将危机简单理解为偶然出现的外部冲击，而是将其放置在现代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之中加以考察，重新审视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从人工智能的迅速扩张，到高通胀环境的反复出现，再到适当财政信号对绿色创新、绿色技术错误市场信号的纠偏，以及女性所面对的“家庭或事业”难题等。尽管书中讨论的议题各有侧重，却隐约指向同一趋势：不确定性正逐渐从“例外状态”转化成生活日常的必然。

在这一视角下，危机不再只是某一项政策失误或某次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而更像是多重因素长期互动的产物。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认为，“长期危机”是一个复杂性的信号，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迅速行动，以多元化的视角对现实做出合理的选择。实际上，现代经济体系在追求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在压缩自身的缓冲空间。换句话说，一味地“求快”，并不一定会带来良性的经济循环。作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实证主义者，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以大量数据阐释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下经济问题的数字窗口。当系统对稳定性的依赖不断增强时，其应对冲击的能力反而可能下降。这种“高效率—低韧性”的结构，或许正是当下社会频繁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的讨论呈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质。经济问题不再仅仅是模型中的变量变化，而是与社会心理、政治结构及全球治理环境等紧密相连。进一步而言，通过这种视角的转换，我们也许能意识到，当代危机并非异常状态，而可能正在成为新的历史常态。

不确定环境下的制度压力

如果说本书“洞察篇”提供的是理解危机由来的基本框架，那么“挑战篇”则将讨论具体落实到颇有争议的现实议题之中，即围绕人口变化、劳动市场、通胀环境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展开，诠释出现代经济体系在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多重压力与紧张关系。换言之，从抽象层面的历史趋势，转向现实政策与社会运行，本书的讨论重心也随之变化，即危机不再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成为制度与实践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

一定程度上，书中指出当代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并非源自短期化的周期波动，而是人口结构与技术变迁共同作用下的社会深层转型。英国经济学家查尔斯·古德哈特从全球老龄化出发，指出劳动力供给格局的改变正在重塑通胀形成机制，使价格问题不再只是货币政策的结果。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德·盖勒则进一步强调，人口变化本身并不决定经济前景，其影响取决于教育与制度能否完成适应性调整。与此同时，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理查德·弗里曼关于人工智能与劳动市场的分析提醒我们，技术进步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普遍福利，当制度调节滞后时，技术扩散反而可能强化不平等。概言之，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增长逻辑亟待重新定义。

在此基础上，法国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菲利普·阿吉翁（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与美国当代著名女经济学家安妮·克鲁格的讨论进一步将问题引向制度层面。阿吉翁指出，高通胀环境会削弱创新所依赖的稳定预期，从而影响“创造性破坏”的长期动力。克鲁格则强调，多边合作机制的弱化使全球经济治理难度上升，单一国家政策的有效性因而受到限制。由此可见，本书所谓的“挑战”并非经济体系简单失灵，而是既有制度建立于过去结构条件之上的运行逻辑正在遭遇多重冲击。当人口、技术与全球秩序同步变化时，真正需要被重新思考的，是制度如何在新的不确定环境中维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

从“全民倦怠”到“社会韧性”

然而，本书并未停留在对这些已有问题的罗列上。通过对人口老龄化、通胀压力与全球治理等议题的分析，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逐渐浮现，即当既有经验不再可靠时，社会究竟如何持续运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创新篇”的内容才显得掷地有声。换言之，其并非对前文内容的简单补充，而是从解释问题主动朝向适应问题，也就是从经济运行的逻辑思考，延伸至社会承受能力本身，包括机制适应与社会心理层面的变化等。

进一步来说，无论是债务危机、精英过剩，抑或是全民倦怠的个人情绪蔓延，都需要像世界著名核文化专家休·古斯特森说的那般：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机制让世界感到安心。也就是说，“创新篇”所强调的“创新”，并不局限于技术突破，而更多指向制度与社会组织方式的调整能力。在全球协作环境趋于复杂的背景下，制度信任与合作框架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面对人口老龄化、技术冲击与地缘不确定性，真正关键的或许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提高社会吸收变化的能力。

此外，不得不说，书中关于“全民倦怠是一种生存危机”的讨论尤其具有启发性。毕竟，个体倦怠情绪的累积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长期研究职业倦怠问题的学者克里斯蒂娜·马斯拉赫看来，倦怠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问题，而往往与长期制度压力和意义感缺失有关。当工作节奏不断加快、社会竞争持续强化时，个体可能通过降低投入来实现自我保护。从这一角度看，社会情绪本身也成为理解经济与制度运行的重要线索。由此，本书在最后呈现出的并不是明确的方法论导向，而是一种更加克制的思考方式：承认复杂性，接受分歧，并在持续调整中寻找新的稳定形式。

真正重要的不是迅速站队

“在不确定性中时刻保持理性”，是本书给予读者的重要启示之一。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这种启示并未直接盖棺定论，而是通过持续的讨论、分歧与反思逐渐显现出来。正因为此，阅读本书的过程更像是一种“思想实验”训练——提醒读者如何在缺乏确定答案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自我分析与判断的能力。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环境中，情绪往往先于分析，立场常常代替思考。面对危机，人们更容易被简单判断所吸引，而对复杂论证失去耐心。本书所呈现的写作姿态，恰恰与这种倾向保持了一定距离。它并不急于表态，也不追求观点的鲜明对立，而是通过耐心的铺陈与分析向读者传递一种认识，即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迅速站队，而是理解问题为何如此难以解决。在一个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能够在复杂与分歧中保持清醒，或许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能力，而这正是本书在AI语境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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