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肿瘤发病风向“剧变”

文 | 氨基观察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癌症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团队在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发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至2024年，中国的癌症新发病例数从309万例飙升至515.06万例。

拥有全球17%的人口，却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癌症新发病例。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未来癌症负担还将持续加重。该报告预计，中国新发癌症病例数将在2050年超过730万例。

癌症防治，任重道远；创新药企，仍需努力。

值得关注的是，新发病人数增长的趋势下，中国癌症发病谱在发生深刻变化。

过去被视为“中国特征性癌症”如食管癌、胃癌、肝癌等，近十年发病率和死亡率持续下降。而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发达国家高频癌种的发病趋势则在中国癌症谱中逐渐上升。这种癌症谱的转型，与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密切相关。

在此背景下，身处其中的医药企业，也需要敏锐捕捉不断演变的临床需求，癌症创新药研发与时俱进，才能跟上变化。

前十大癌种，巨变进行时

中国癌症流行病学趋势，正在发生变化。

具体来看，前十大癌种里面，食管癌、胃癌、肝癌发病人数虽然规模较大，但近年发病率持续下降。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9年间，这类癌症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和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均下降了50%以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等发病率近几年持续增长，成为我国癌症负担增加的主力。

其中，结直肠癌近年来增长尤为明显，已经成为发病人数增长最快的实体瘤之一。2000年至2019年间，男性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约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2.8%。女性的年均增长率则为1.4%。食管癌、胃癌等上消化道癌症的发病下降，转化为下消化道癌症的累加。

甲状腺癌发病率也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自2005年以来，其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增长约15倍。不过，这一增长除真实发病增加外，也受到影像学检查普及和过度诊断等因素影响。

此外，癌症谱的演变全程都伴随着性别差异。

在女性群体中，乳腺癌作为高发恶性肿瘤，在2000至2019年间标化发病率近乎翻番，年均增幅达到3.2%。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女性乳腺癌确诊的中位年龄仅为50至54岁，相较欧美人群提前了整整十年，且35岁以下年轻女性群体的发病上升势头更为迅猛。

与之相对，前列腺癌为男性特有癌种，2000至2019年其标化发病率提升四倍，年均涨幅6.9%。且国内至今未开展全国性规模化前列腺癌人群筛查，导致54%的患者确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预后较差。

如果把中国肿瘤谱的变化放到全球范围内观察，其演变趋势则更加清晰。

以美国为例，横向对比可以发现，目前发病率前五的癌症相似度已经很高，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高发癌种的整体发病基本一致。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正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历过的癌症流行病学转型。

“穷癌”消退，“富癌”增长

中国癌症谱的演变，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整体可以概括为“穷癌”向“富癌”的转变

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实现高速发展，居民收入、饮食条件、医疗保障条件全面改善，这场全方位的社会转型并不只带来健康红利，也诱发了新的风险。

首先，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变，推动了我国“富癌”持续攀升的趋势。

随着经济水平提升，高脂、高糖、高热量精加工食品、红肉与加工肉制品消费量持续上涨，膳食纤维、新鲜蔬果摄入长期不足，直接推高相关肿瘤的发病风险。

与饮食改变相伴的是全民生活作息的转变，常态化久坐办公、日常运动严重缺失，超重与肥胖人群占比逐年走高。长期代谢紊乱、体内慢性炎症持续存在，这会导致代谢相关肿瘤发病率提升。

结直肠癌的高发其实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改变的典型代表。全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一个国家人类发展指数（HDI）持续提升的过程中，结直肠癌发病率会同步稳步走高。东欧、东南亚、中南亚、南美诸多转型国家都已经出现这一趋势，背后统一的根源都是动物性饮食增多、体力活动减少等生活方式改变。

除去饮食与体态问题，吸烟、饮酒也是我国癌症发病率持续走高的重要原因。

分析显示，烟草暴露至今仍是我国肺癌排名第一的首要诱因，长期主动吸烟人群患病风险大幅上升。国内大量女性并不吸烟，却常年身处二手烟暴露环境，这也成为女性肺癌逐年增多的关键诱因。当前我国癌谱和发达国家最直观的区分点便是高肺癌发病占比，根源就在于国内控烟政策落地、普及力度仍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

更深层的背景在于，我国已经身处老龄化社会。

癌症本身是强年龄相关性疾病，人体年龄不断增长的过程中细胞基因突变持续累积、机体免疫监视能力持续衰退，再叠加中老年群体高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基础病，多重损伤下癌症发病率自然持续走高。

这是不可逆的。我国当下拥有全球规模最庞大的老年人口，截至2025年60岁及以上群体已达到3.234亿，占全国总人口23%.。而依托现有人口结构测算，到2050年国内全年新发癌症病例将突破730万。仅老龄化这一项因素，就让未来数十年国内肿瘤负担持续加重。

但正如上文所述，癌症谱中“穷癌”的下降，也是客观现实。

其中胃癌与食管癌的发病下降与饮食与生活方式改善密不可分。新鲜蔬菜水果的饮食摄入占比提升，降低了致癌物暴露。

肝癌的下降则源于多年持续落地的公共卫生干预举措。上个世纪70年代，乙型肝炎病毒长期感染是过去我国肝癌最核心的致病根源，而随着1996年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后，新一代人群HBV感染率大幅下滑，源头被切断后，肝癌的发病风险随之降低。

如今，随着HPV疫苗的普及，宫颈癌的疾病负担也在下降。2025年，HPV疫苗接种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有望进一步降低宫颈癌的发病风险。

除了生活因素，国内筛查与诊断技术的发展，也是引发肿瘤发病率波动的原因。

以乳腺癌为例，2009年启动的全国乳腺癌筛查计划，显著促成了这一发病率的上升。大量没有明显疼痛、肿块等典型症状的无症状早期乳腺肿瘤被及时检出。2018—2019年，中国35–64岁女性的筛查率达到30.9%，在此之前不足10%。但另一方面，早期乳腺癌的预后效果也远好于晚期患者，这是早期筛查最直接的益处。

整体上看，我国癌症谱的演变，是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医疗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对于创新药企来说，在不断变化的临床需求下，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开展创新药研发。

长远趋势来看，在有效手段的控制下，部分癌种必然会成大癌种演变为小癌种。肝癌便是典型，正如上文提及，受益于乙肝疫苗推广和规范化抗病毒治疗，我国肝癌的增长势头在源头得到遏制，发病率持续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肝癌会消失，但可能会跟上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趋势。在欧美，肝癌属于罕见病，美国年新发病人数在3万人左右，难以跻身前十大癌种行列。

对于中国创新药企而言，敏锐捕捉“中国独有增长”的肿瘤需求，也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例如发病率相对高于欧美的食管癌、胃癌、胆囊癌等消化系统肿瘤，本土药企正迎来弯道超车的机会。Claudin18.2、HER2、FGFR2b等在消化系统肿瘤中高表达的靶点，都是药企布局的重点。进一步利用中国丰富的临床资源，迅速推动创新药的研发、上市。

这种立足本土临床需求的差异化创新，不仅能切实解决国内患者的用药可及性问题，也能让国产创新药在国际竞争中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大癌种新药的研发，需要继续做得更好。

数据显示，2019—2021年我国癌症总体5年相对生存率已提高至43.7%，较十年前明显改善，但与美国2015—2021年约70%的5年相对生存率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的提升，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最典型的创新药演变在肺癌上已经有所体现。作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双第一的癌种，肺癌是当前国内创新药研发最集中的领域，围绕肺癌的研发管线数量更是长期位居肿瘤榜首。

近年来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的发展，让肺癌的预后有了显著改善，但仍有大量患者无法从中获益，且治疗后复发、耐药的出现也让肺癌的治疗进入瓶颈期。

而为了覆盖更多的治疗患者，围绕肺癌的药物研发也正在变得更“精细化”。

今年ASCO大会上，中国药企针对RET、MET、ROS等罕见突变以及术后辅助治疗等细分领域的药物研发成果相继亮相，ADC、二代IO、小分子等不同类型的创新药发挥各自优势，为肺癌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对中国药企来说，要兼顾本土市场需求，同时立足全球视野布局发展。期待未来十年，全球患者都能受益于源自中国的创新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