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男子带白血病孩子赴上海花300挂号费，专家只说了一句回去吧

甘肃男子带白血病孩子赴上海花300挂号费，专家只说了一句回去吧

挂号费三百块，是他这辈子花得最贵的一笔钱。来上海之前，他在手机上看过无数次这个专家的介绍，血液病领域的权威，头顶上挂着十几个头衔，照片里穿着白大褂，戴着金丝眼镜，笑得温和儒雅。他把那张照片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觉得这个人一定能有办法。

他叫陈望祖，甘肃会宁人，三十七岁，种地兼打零工为生。儿子陈嘉树，六岁，三个月前查出了白血病。

会宁是个苦地方，陇中苦瘠甲天下，这话不是白说的。他家的地种玉米和小麦，一年到头刨不出几个钱，农闲的时候他去县城工地搬砖，一天一百二。媳妇在镇上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一千八。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好歹一家人齐齐整整，陈望祖从来没觉得自己命苦过。

直到嘉树开始反复发烧。

起初以为是感冒，在乡卫生院打了几天吊针不见好，大夫说你们去县医院查查吧。县医院抽了血，医生的脸色就不太对了，让他们赶紧去兰州。兰州的大医院做了骨穿，结果出来那天，陈望祖蹲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坛边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抽了整整一包，舌头都麻了也没停。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危。

这几个字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剜他的心。媳妇当场就哭了，哭得浑身发抖，他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死死攥着诊断书，指节发白。嘉树躺在病床上，小脸烧得通红，还在问他：“爸爸，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学？”

兰州治了两个月，化疗做了两轮，嘉树的头发掉光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但病情没有缓解。主治医生把他叫到办公室，斟酌着措辞说，孩子的情况比较复杂，建议他们去更大的医院看看，比如上海或者北京。

陈望祖没有犹豫。他回家把家里那两头猪卖了，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凑了八万块钱。老母亲把攒了半辈子的棺材本拿了出来，两万块，用红布包着，塞进他手里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眼泪止不住地淌。陈望祖跪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第二天一早就带着嘉树和媳妇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硬座，二十三个小时。嘉树一路上吐了两次，什么都吃不下，他就把儿子抱在怀里，让媳妇靠在肩膀上睡。车厢里人来人往，泡面味、脚臭味、小孩的哭闹声搅在一起，嘉树在他怀里烧得迷迷糊糊的，偶尔睁眼叫一声“爸”，他就赶紧应一声，嗓子眼儿堵得慌。

到了上海是凌晨四点半，火车站广场上灯火通明，三月的风带着潮气往骨头缝里钻。他一手抱着嘉树，一手拎着行李，媳妇跟在后面，三个人站在广场上茫然四顾，像三片被风吹到陌生水域的落叶。他掏出手机导航，找提前订好的小旅馆，在一条窄巷子里，一百二一晚，房间小得转不开身，墙皮往下掉渣，但这是他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了。

专家号是他提前半个月在网上抢的。他不会用那些复杂的挂号软件，是托了在县城上班的表侄帮忙，表侄说这个号太难抢了，放出来几秒钟就没了，他找了三个朋友同时抢才抢到。陈望祖说谢谢，表侄说叔你别谢了，先给嘉树看病要紧。三百块的挂号费，他转账的时候手都在抖，但他告诉自己，这是上海，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只要能救嘉树的命，别说三百，三千三万他都认。

去看诊那天，他特意起了个大早，给嘉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自己也把那件唯一不带补丁的外套穿上了。医院在市中心，大楼高得仰头都看不到顶，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全是全国各地赶来的人，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相似的焦灼和期盼。

候诊区人山人海，他们等了将近三个小时。嘉树窝在他怀里睡着了，呼吸急促而滚烫，小脸蛋上两团不正常的潮红。媳妇坐在旁边，时不时伸手摸摸儿子的额头，嘴唇抿得发白。终于叫到他们的号时，陈望祖觉得自己的心脏砰砰跳得厉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诊室很大，很亮，专家坐在办公桌后面，旁边还站着两个年轻医生，大概是学生或者助手。陈望祖把兰州带来的所有病历和检查报告都递了上去，厚厚的一沓，他用一个文件袋装着，生怕弄皱了弄脏了。专家接过去，一页一页地翻看，速度很快，脸上的表情始终平静如水，看不出任何波澜。

“陈嘉树，六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两轮未缓解。”专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旁边的年轻医生说话，声音不大，语气平淡。

陈望祖赶紧补充：“大夫，我们在兰州治了两个月，医生说情况比较麻烦，让我们来上海……”

专家抬了抬手，示意他别说话。陈望祖立刻闭上了嘴，大气都不敢出。

大概又过了两分钟，专家把所有的报告都翻完了，摘下金丝眼镜放在桌上，揉了揉眉心。他抬起头看了陈望祖一眼，又看了看他怀里的嘉树，沉默了几秒钟。

那几秒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然后专家开口了，语气依然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孩子的情况我已经了解了，回去吧。”

陈望祖愣住了。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是理解错了。回去吧？回哪儿去？他下意识地往前倾了倾身子，几乎是哀求地看着专家：“大夫，您说……什么意思？”

专家把病历和报告整整齐齐地整理好，推回到他面前，说：“就是这个意思，带孩子回去吧，没必要在这里花冤枉钱了。”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陈望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都凉了，脑子嗡嗡作响，耳朵里像有一万只蝉在叫。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他旁边的媳妇先反应过来了，“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声音尖利而破碎：“大夫！求求您了大夫！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我们从甘肃来的，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您就给他看看吧，花多少钱我们都治，求求您了！”

她一边哭一边磕头，额头砸在诊室的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旁边的年轻医生赶紧过来扶她，她却死死抓着桌子腿不肯起来。候诊的病人和家属纷纷探头往里看，门口一阵骚动。

陈望祖抱着嘉树站在原地，浑身僵硬，像是被钉在了那里。嘉树被吵醒了，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哭成泪人的妈妈，又看了看面色铁青的爸爸，小声问：“爸爸，我们到上海了吗？”

专家叹了口气。他看着陈望祖，语气比刚才稍微缓和了一些，但说出来的话却依然冰冷而直接：“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作为一个医生，我必须对你们说实话。孩子的病情已经到了非常晚的阶段，化疗不敏感，骨髓移植的窗口期也已经错过了。就算做移植，以孩子目前的身体状况也很难承受，而且费用不是你们能想象的天文数字。就算倾家荡产，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他顿了顿，看着陈望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是个医生，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但也必须告诉你们什么时候应该放手。带孩子回去吧，趁他现在还能走、还能吃、还能跟你们说说话，好好陪陪他，让他最后的日子不那么痛苦，这才是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比在这里耗尽所有的积蓄，最后人财两空要好。”

诊室里安静了几秒钟。跪在地上的媳妇不再嚎啕大哭了，变成了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整个人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瘫软在地上。年轻医生把她扶起来坐到椅子上，她的眼神空洞而茫然，像是灵魂已经从身体里飘走了。

陈望祖还是那样站着，一只手抱着嘉树，另一只手攥着那沓病历，攥得太用力，纸页的边缘嵌进了掌心。他看着专家那张儒雅而疲惫的脸，突然意识到，这个专家也许并不是冷漠，也许他见过太多太多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从全国各地奔涌而来，带着变卖家产借遍亲戚的最后一点钱，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然后在这个诊室里被告知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只是在用一种理性的、高效的方式，说出那个残忍的真相。

可理性有什么用呢？真相又有什么用呢？那是他的儿子，是他捧在手心里养了六年的儿子，是会叫他爸爸会给他唱儿歌会在他下地回来递上一杯凉茶的儿子。你让他怎么“放手”？他甚至连“放手”这两个字都不愿意去想。

但他又能怎么办呢？

陈望祖没有再说什么。他把病历塞进那个文件袋里，一只手扶起失魂落魄的媳妇，另一只手抱着嘉树，转身走出了诊室。走廊里那些等候的人齐刷刷地看着他们，目光里有同情、有探究、有麻木，也有庆幸——庆幸这样的噩运暂时还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他没有看任何人，低着头往外走。

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很好，三月的上海已经有了些暖意，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正好，白的粉的，一树一树的。嘉树趴在他肩膀上，忽然抬手指着那些花说：“爸爸你看，那些花好漂亮。”

陈望祖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滚过那张被陇中黄土高原的风沙打磨得粗糙黝黑的脸，滚进嘉树单薄的衣领里。

嘉树感觉到爸爸在哭，伸出小手摸了摸他的脸，声音又轻又哑：“爸爸不哭，等我病好了，我们在家门口也种这样的花好不好？”

陈望祖把儿子抱得更紧了，下巴抵在他小小的、光溜溜的脑袋上，用尽全力挤出一个字。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