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朝翦商的艰难历程中，姜子牙究竟传授给了文王什么？

从后世流传的一些书，比如《六韬》《太公兵法》《太公金匮》和其它一些故事看，姜子牙学说的中心思想就一个——“造反”，教人怎么把国家搞强、搞大，然后使用武力占据天下，即所谓的“王道”。

早在帝乙、帝辛时期，殷商还是比较强盛的，对商王说“王道”，人家可以理你，也可以不理你。当时，诸侯中大部分国家也还是真心把殷商奉为老大，没产生什么“王道”“霸道”的思想，甘当顺民。

也不是别的诸侯国不想当天下的老大，而是知道这事儿很难做成，操心费力不说，主要是危险性太大，成功的几率不高，这个从周人伐商的历程就看出来。

据《诗经·閟宫》说，周人从大王亶父开始就谋划“翦商”，结果死了两位周王（季历、文王），失败了N次，最后牧野这次成功了，还带有很大的侥幸色彩。

因此，这种情况下还不如跟在老大后面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的好，自然而然，姜子牙的观点就有点不大招人待见。

怪不得在这之前姜子牙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一直当无业游民。

就这么着，日月逾迈，姜子牙也年岁不小了，一事无成，最后弄得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疯疯癫癫的，《尉缭子·武议》里说当时的人都叫他“狂夫”。

也有可能跟渭水垂钓一样，姜子牙是确实是故意这么干的，因为据他自己在《周书·阴符》中说：“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

这个《周书·阴符》，就是古书里说的《太公阴符之谋》，后来通称《太公阴符》，据说就是兵家始祖姜子牙写的书。

这里先说说姜子牙入周的环境。周人本来是一个很贫穷、很落后部族，势力也比较弱小，开始大约主要靠游牧为生的，兼营农业，和夷狄杂处，生活得不怎么样。

和殷商相比，周人就比较自卑，他们称殷商为“大邑商”“大邦”“大国”，自称为“小邦周”或“小国”。

到了后来武王的时候，周人做大了，要灭殷，也开始自称“大邑”。比如《武成》里说“天休震动，用附我大邑周”“惟臣附于大邑周”，这明显是羡慕殷人，跟着学样儿。

不过这个称呼连广大的周人都觉得不合适，没流行起来，直到后来武王灭殷之后作《商誓》，还说“肆上帝命我小国曰：‘革商国’”“斯小国于有命不易”，周公作《大诰》《多士》也说“我小邦周”“我小国”，还是自称“小国”“小邦”，不称自己为“大邑”或“大国”。

武王

周人想说明：我一个小国怎么会得到天下？是因为我有天命。

“天命在朕躬”，即使是我一个小国，照样扳倒大邑商。

因此自称为“小邦”“小国”也颇有自豪的意思。

古公亶父的时候，周人被夷狄排挤得在豳这里蹲不住了，只好放弃了豳邑，跑到了岐山南边的周原。

古公还到一个姜姓部族的邰国那里去入赘当上门女婿，“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才算稍微安定下来。

但四周还是一圈儿虎视眈眈的夷狄部族，处境并不安稳。

不安稳归不安稳，野心却是不断萌动。

据《诗经·閟宫》里说古公亶父迁到岐阳之后，就“实始翦商”，就是开谋划篡夺殷商的天下。

真正意义上投靠大商的，是亶父的儿子周王季历，这个是古本《竹书纪年》里的明文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季历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王，有宏图大志。他投靠了大商，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

“牧师”原来是负责养马的官，但是后来有权力了，就能主管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本来规定是牧地，但是后来就不限于此了，而成了能管理一方事务的地方官员。

“牧师”这个官职到周代仍然保留，《周礼•夏官•牧师》里说“牧师，下士四人。” 郑玄注：“主牧放马而养之。”

商王文丁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周人牵制西北的戎狄，而周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殷商的支持下和戎狄开战，开疆拓土，壮大实力。

大概开始也仅仅是想把周做大做强，想图个好日子而已，未必有得天下的雄心。

可是周王季历非常能打，频频用兵，而且是赢多输少，结果周勃然作兴，势力飞速壮大。

势力大了，心也就大了，开始觊觎殷商的天下，自然影响到大商的稳定了。

殷商的文丁一看，这么搞下去不行，周人是只狼，不知道什么时候养壮了把我咬一口。

于是他派人把季历招到大商，把他囚禁在塞库这个地方，没多久季历就死在了那里，一般认为是文丁把他杀了，所以《竹书纪年》里说“文丁杀季历”。

文丁干掉了季历，对周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阻碍了他们飞奔的脚步，同时也和周人结下了梁子，在周人勃勃的野心里又添了一把复仇的火焰。

季历死后，他儿子昌即位，就是文王。对于文王来说，大商与他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门心思要报仇。

《竹书纪年》里记载帝乙二年的时候，周人伐商，这个时候的周王是文王，说明文王为了替父亲季历报仇，也兴兵伐过商。

当时周人的势力虽然经过了季历时代的迅猛发展，可是你得看是纵向比还是横向比，纵向比周人的势力是空前壮大了，可是横向比就比殷商差太多了，远不足以灭商。

因为这时候周实际上还比较穷，经济实力并不雄厚。《楚辞•天问》里说“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尚书•无逸》里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也就是说，周文王虽然是周族的老大，可是还得披着蓑衣、扛着鞭子去放牧；或者穿着很卑贱的衣服去干农活儿，否则也混不上饭吃。

可见这时候周人的生活状况仍旧不大好，根本没法和殷商相比，所以文王这个时候伐商报仇，自然也不能成功，只能忍着，继续当商王的臣子。

这就是文王的高明之处：能屈能伸、能软能硬、能进能退。

周文王

文王重用姜子牙的主要目的，就是翦伐大商，夺取天下。

不过要夺天下呢，文王还有点心虚，怕招人非议，他问姜子牙：“我听人家说，不要改变古人的制度，不要更换惯常的做法，不要暗地里搞计谋，不要擅自制定新玩意儿，不要重新创造新玩意儿，否则就是不祥。你说我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姜子牙说了一番很著名的话：“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常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太平御览》卷三二八引《周书》）

《六韬•文韬》里的说法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总之，后来那些造反的、叛乱的、弑君篡位的，经常拿这几句来当说辞，成了“造反有理”的最大的理论支持。

天下既然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自然人人可以当皇帝，人人可以“翻身当家做主人”，就看谁更有本事。

那么，要夺天下，具体该从哪里做起呢？

姜子牙的建议就是先从用人开始，多招有本事的人来帮忙。

他对文王说：“您现在虽然屈居于一人（指纣王）之下，却能伸于万人之上。要想成大事儿，就得多启用贤才。”

于是文王就行动起来，亲自去拜见的贤人有六人，通过寻访来的有十人，招呼来的有千人。

友之友称为“朋”，朋之朋称为“党”，党之党称为“群”，就这样友友、朋朋、党党、群群，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文王用此手段网罗了一大批心腹之士，为夺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古人津津乐道文王启用姜子牙，其主要的目的就为印证作为一个统治者，要知人善任。

《吕氏春秋·观世》里说，文王不过是千乘的诸侯，而纣却是个天子，作为天子的纣没启用姜子牙，结果丢了天下；而本是诸侯的周启用了姜子牙，结果得到了天下，这就是“知之”与“不知”的区别。

而从贤人这边说呢，有本事，有才能，还得具备发挥的条件，就是要有贤明的主子启用你，“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后可成”，否则只能在河边钓鱼。

姜太公钓鱼

在姜子牙等一众贤臣的帮助下，文王继续为伐商打基础，利用武力和利益，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断虞、芮之讼、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邘……还收服了一堆临近的小国。

因此《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就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其实，兵法就是讲究“诡道”，就是比谁更诡诈奸狡，比谁的办法更有效、更容易获胜，没有正邪之分，更没有君子、小人之别。

我们有句古语叫“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在兵法谋略上，不仅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要善于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总之别做什么君子！

周人的做法被伯夷、叔齐骂了，算是为君子所不齿，可文王、武王照旧是“圣哲明王”的典范，阴谋大师姜子牙照样是圣贤良佐的代表，因为他们是成功者！

所以说单就做事而言，成功才是王道，过程、手段如何都是次要的，只要行之有效、能达成目的——这就是姜太公阴谋之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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