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部聚焦移民、父权制和女性韧性的电影，正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亮相。塞浦路斯导演托尼亚·米希亚莉带着第二部长片《我背后的狮子》，讲了一个关于“两种活法”的故事。
片子追随两条线索：一条是塞内加尔移民玛丽亚玛，在塞浦路斯面临有限的工作机会和种族歧视，却活得近乎喜悦；另一条是在移民中心工作的斯特拉，刻薄又愤世嫉俗，正努力夺回小女儿的抚养权。当这两个女人相遇，斯特拉开始把玛丽亚玛也当作女儿对待，一段超越血缘的关系悄然生长。
导演没有急着交代前史，而是像剥洋葱一样慢慢释放人物的背景——两个被父权社会使用和伤害的女人，但都不是受害者的单调面孔。有意思的是，她对男性角色的塑造同样讲究，不搞对立，不喊口号，只是把完整的人放进画面里。
“我们被迫逃离家园，那时我只有1岁，记不清什么，但那种被赶出家门的感觉、那种‘难民’的苦涩，我们家背了这么多年。”米希亚莉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时成为难民，这个童年创伤是她想拍难民故事的起点。但真正触动她的，是后来在塞浦路斯遇到的那些非洲女性寻求庇护者。“她们总是积极地看待生活，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心怀感激。她们不把困难当困难，特别有韧劲。”于是她决定把这两种故事拧在一起——一个被苦难浸泡却变得刻薄的本土女人，和一个被歧视包围却选择快乐的非洲女人。
说到底，这还是一封写给母女关系的信。“我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动笔写剧本那会儿她还是个少女。我想写母女之间那种复杂的东西，它很特别，但同时也特别复杂。”银幕上的斯特拉在争夺女儿抚养权的同时，也在玛丽亚玛身上投射了母性。两条原本平行的叙事线，每次相遇就叠加一层关系，越织越密，直到分不清谁是施予者，谁是接收者。米希亚莉说自己作为女性电影人，每天都在目睹和经历这种不被信任、不被尊重的处境，但她镜头里的女人们就是不肯倒下——这大概是她最固执的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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