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许龄匀：客户不需要认识十几个国家的律师，只需相信我一个人

作者丨律新社特约研究员 李德胜

出品丨律新社研究中心

既能坐在谈判桌前谈几亿的跨境并购，也愿意蹲在工厂车间给老板讲“出海第一课”，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涉外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许龄匀律师身上有一种少见的“双轨”特质。

和很多只盯着大案的律师不同，她把大量精力花在“铺路”上。她不满足于只接个案，而是带着团队研发出一套“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服务”，从越南建厂到印尼挖矿，从离岸架构搭建到跨国遗产纠纷，真正做到了“陪企业走完全程”。许龄匀跑了十几个国家签合作律所并推动香港分所落地，还把课堂开到了绵阳、德阳、宜宾、资阳、拉萨、昆明这些外贸一线，组织企业去迪拜、尼泊尔、越南、老挝实地考察，把“远方的风险”变成眼前听得懂的课。更难得的是她的“温度”：她牵头法律援助站，帮塞尔维亚教练讨薪，帮中国家长争跨国抚养权。这种既懂商业算盘、又有人情味的路子，让她在涉外律师里走出了不一样的足迹。

2026年3月，“律新社年度风云榜：2025年度菁英律师40佳（40岁以内）”发布，许龄匀成功入选。近日，律新社对话许龄匀，探讨律师如何在专业深耕与品牌建设中破局突围，分享独到心得。

许龄匀的履历，怎么看都不像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范本”。从日语专业出发，钻研日本刑法学，再扎进中国刑法的逻辑里，目前正在香港大学EMBA深造。这种看似跳跃的轨迹，却让她在涉外法律这片海里，有了不一样的划桨方式。她不单看条文，更看得懂条文背后商人的心思；做跨境并购时，她会像当年抠刑事证据一样，死磕交易里的每一个风险点。如今面对私募监管的风暴，当别人还在翻法规，她已提前为客户平衡合规约束与商业发展。一路走来，许龄匀的职业路径不拘一格，步履却步步笃定。

律新社：您这种跨学科、跨法系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为您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视角？

许龄匀：在我看来，法律实务工作不能仅依靠单一的法学知识，跨领域的复合学习有助于拓宽业务视野、塑造商业思维。我以日语为起点，但日语只是开端。得益于较强的语言学习能力，我很快掌握了英语并持续精进，打开了更广阔的国际业务空间，目前涉外业务的工作语言主要是英文。在此基础上，我相继钻研日本刑法学与中国刑法学，目前正在攻读香港大学EMBA。这套多元融合的知识体系，为我深耕涉外法律实务提供了有力支撑。一方面，日语功底帮助我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逻辑与大陆法系思维，在处理涉日案件时体察条款背后的文化预设；另一方面，英语能力支撑我直接以英文进行跨境并购、争议解决及海外投资咨询，对接全球多个法域的合作律师与客户。

研读中国刑法学的三年，进一步塑造了我的底层思维模型。刑法学训练的核心在于严谨的逻辑推演、对事实细节的抓取，以及对法律风险的底线思维。这种思维模式并没有因为后来转向非诉业务而被搁置，反而成为我做任何跨境交易、投融资并购时的一种本能反应——我会像做刑事证据审查一样去审视交易结构，预判其中可能隐藏的合规红线、风险与隐患。这种能力在我为私募基金公司提供刑事合规专项服务、以及处理涉尼泊尔跨境诈骗案的境外调查取证时，都直接转化为客户可以感知的安全感。

目前我正在香港大学EMBA项目学习，这段经历让我完成了一次从“法律工匠”向“商业伙伴”的跃升。EMBA带给我的不是法律知识的叠加，而是商业视角的植入。我开始学会用企业家的语言去思考问题：成本、收益、组织行为、战略目标、激励机制。这使我提供给客户的建议不再停留在“合法不合法”的判断上，而是能够主动提出在合规的前提下，哪条路商业上更划算、执行上更可行。在面对跨国遗产信托、私募基金离岸架构、美元基金发行等复杂交易时，我可以同时调动法律逻辑、税务筹划、家族治理和资产配置等多维度的知识，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份孤立的、与商业决策脱节的法律意见书。

律新社：您撰写过多篇关于私募基金管理人信义义务、重大事项变更、备案反馈的专业文章。在当前私募基金监管趋严、存量出清的背景下，您认为律师可以做哪些努力来帮助客户应对风险？

许龄匀：在当前私募基金监管趋严、存量出清的背景下，律师可以从以下三个环节为客户提供实质性帮助。

第一个环节是协助客户开展合规自查与整改。许多存量管理人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合规缺陷，律师应当帮助客户系统排查合格投资者确认、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募集行为规范性、重大事项变更报告、信息披露及时性与完整性等方面的问题。针对排查发现的不合规情形，律师需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整改方案，协助客户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信息披露机制，并指导客户与托管人、投资人进行有效沟通，将潜在的监管风险化解在实质性问题发生之前。

第二个环节是重大事项变更的合规辅导。目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等重大事项变更的审核标准较为严格，反馈意见往往涉及对新股东资质、出资能力、从业经验及机构整体合规运营能力的实质性审查。律师应当在变更事项启动前，对拟变更主体的资质条件和机构整体合规状况进行前置评估，设计符合监管要求的变更路径，协助客户准备备案材料并出具专项法律意见书。在提交AMBERS系统后，律师还需持续跟进审核进展，协助客户回应监管反馈，确保变更事项顺利通过备案。

第三个环节是风险事件的专业处置。当管理人出现经营异常、失联预警、备案异常或涉及刑事风险时，律师应当第一时间介入，协助客户全面排查异常情形的成因，开展合规风险诊断，制定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在此基础上，律师需要配合监管机构的问询与现场核查，协助客户完成整改验收，帮助机构恢复正常运营状态并解除相关预警。对于涉及刑事风险的情形，律师可以协助客户开展内部调查、固定关键证据，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法定框架内争取从轻处理或合规不起诉的空间。

在此基础上，律师还可以拓展第四项重要服务——跨境业务合规与海外基金架构搭建。随着境内私募监管持续收紧，部分管理人开始寻求布局海外市场，例如申请香港1号牌（证券交易）、4号牌（就证券提供意见）、9号牌（资产管理），或通过QFII/RQFII等渠道引入境外资金。律师在此过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首先，协助客户选择适合的境外法域（如香港、开曼、新加坡），并主导海外基金设立及1、4、9号牌的申牌工作，确保主体资格、人员资质、内控制度等满足当地监管要求；其次，为客户提供持续的海外运营合规辅导，包括反洗钱、跨境资金流动、税务申报等事项；再次，结合QFII等通道，协助设计境内外联动的投资架构，起草配套法律文件，并审慎处理跨境监管交叉风险（如CRS/FATCA、跨境数据安全）。通过上述服务，律师能够帮助客户在存量出清的环境下开拓合规的国际化路径，同时避免因跨境展业不当引发新的监管风险。

从马来西亚的雨林到加拿大的雪山，那些遥远法域的名字，都成了许龄匀案卷里具体的难题。她没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钻研冲突法，而是躬身实务织就跨境服务网络，一手统筹境内全流程事宜，一手推进海外项目落地。这种“总包”式的服务，让客户不用自己去闯语言的关、跨法系的坑。而在那桩横跨国域的亿万遗产案里，她更像个耐心的裁缝，不只缝补法律的裂痕，更试图缝合一个家族的裂痕。在她看来，赢下官司不难，难的是在法理之外，找到那个能让各方都活得下去的平衡点。

律新社：您服务了马来西亚、迪拜、尼泊尔、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多个法域的案件。作为一名涉外律师，您是如何突破地域限制，建立起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和资源整合能力的？

许龄匀：我认为要突破地域限制，关键是建立一个靠谱的境外合作方网络，并且有能力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我处理大多数跨法域、非标化涉外项目时，最常用的方式是，由我们内地律师做总牵头，客户只需要对接我或我们团队，不用自己去找多个国家的陌生律师。我会根据项目的国别、业务类型和法律需求，筛选并管理当地最合适的合作律师。我们来主导整体方案设计、国别风险评估、境内合规、交易架构和争议解决策略，境外律师只做属地配合，比如出具当地法律意见、办理本地程序、协助调查取证、对接当地监管机构。例如，在匈牙利企业落地、印尼矿业并购这些项目中，我们全程把控尽调和合规，境外律师配合当地准入和监管；在美加遗产信托纠纷、尼泊尔刑案维权中，我们主导境内证据和整体策略，境外律师配合当地取证和程序推进。这种模式能真正贴合国内企业的商业习惯，客户只对接我们，省去了跨语言、跨法域的沟通麻烦。

第二种方式，是当我们遇到长周期、高合规要求的涉外业务时，依托明炬自有的境外分支机构来一体化协作。这种模式下，总所和境外分支用同一套执业规范、风控体系和服务标准，不存在临时请外部律师那种沟通损耗和衔接卡顿。内部协作比外部中介高效得多，比如客户不用分别找多家境外机构，从设立公司、拿资质、日常合规到争议解决，全部可以交给我们，节约了时间，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我们会根据项目需求灵活切换为客户提供服务：法域分散、一次性落地的项目，我倾向第一种，覆盖广、成本低；需要长期合规、体系化服务的客户，我更多用第二种，更稳定、更闭环。但不管哪种模式，我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我能精准筛选和管理境外合作方并且能够控制成本、保证质量，在每一个合作方在关键时刻靠得住，在客户最需要的时候给出一个完整的、有把握的解决方案。正因此，我能处理多个法域的案件，也让客户觉得，我不是把他们推给一个陌生的境外律师，而是交付一个有境内律所背书的服务。

律新社：您曾代理标的额超亿元的跨国遗产继承纠纷案，涉及跨国信托、遗产税法、中国继承法等交叉问题。在这类跨法域复杂案件中，您的核心办案思路是什么？

许龄匀：这起标的额超过两亿元的加拿大跨国遗产继承纠纷案，确实是我执业以来代理的较为复杂的案件类型之一。面对这类跨法域、高净值、家族争议交织的复杂案件，我的核心办案思路为：以客户目标为统领，在法律、事实与策略三个层面同步展开工作。

首先是明确客户的目标。这类案件中的客户，往往并不只是为了打赢一场诉讼。在启动任何法律程序之前，我会花很多时间与客户沟通，厘清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资产的公平分配、事实真相，还是避免旷日持久的家族内耗。

第二个层面是解构法律冲突。跨国遗产继承案件往往会有不同法域的法律规则相互交织甚至相互冲突的情形。例如，遗嘱的实质效力可能取决于遗嘱人立遗嘱时的住所地法律，而不动产的继承则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在我代理的这起加拿大案件中，需要同时处理中国继承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遗嘱与继承相关法律，以及可能涉及的离岸信托规则。我的做法是先梳理出案件中所有可能涉及的法域，然后逐一分析各法域相关法律对本案关键问题的作用，再将这些规则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冲突分析，最终确定最有利于客户的准据法适用路径和整体诉讼策略。

第三个层面是构建跨法域的证据链。这类案件的证据往往分布在两个或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境外的资产证明、遗嘱原件、当事人身份及亲属关系证明等。每一份境外证据都需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并按照相关法域的要求完成公证、翻译、认证或海牙认证程序，才能被中国法院采纳。在这起案件中，我主导了境内证据的梳理和境外证据的调取工作，通过加拿大当地的合作律师合法取得证据，并确保所有程序性要求得到满足。

第四个层面是诉讼与非诉手段的有机结合。继承纠纷不同于普通的商业纠纷，情感因素往往占据很大比重，长时间的诉讼会消耗当事人。因此，我在制定策略时，一方面会在关键的法律问题上坚决推进诉讼程序，争取对客户有利的法律地位和裁判结果；另一方面也会始终保留调解和谈判的通道，探索通过家族协议、信托条款修改、资产重新配置等非诉方式达成解决方案。我的目标是，在法律框架内找到一个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客户核心利益、同时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从“一带一路”的早期基建到如今的绿色能源、数字科技，许龄匀看着中国企业越走越远，也逼着自己越变越“杂”。她不再满足于做个传声筒，把国内的需求翻译给外国律师听，而是学着像当地商人一样思考，预判那些还没出台的法规风向。当AI浪潮袭来，她也不慌。在算法越来越聪明的时代，她反而更确信：法律这活儿，到最后拼的还是人心。

律新社：随着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制造业、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延伸，您认为涉外律师的服务能力需要进行哪些迭代？

许龄匀：我认为，涉外律师需要在以下几个维度进行服务能力的迭代升级：

第一，从“翻译型”向“研究型”转变。过去许多涉外法律服务停留在将客户需求转述给境外律师、再将境外律师意见翻译回中文的层面。但当投资进入制造业、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时，涉外律师必须具备主动研究和判断的能力——不仅要理解目标国的法律条文，还要分析其监管逻辑、执法倾向以及政策演变趋势。例如，协助数字经济企业出海，涉外律师需要研究目标国对数据主权、内容审核、消费者保护等领域的立法动态和执法案例，而不能简单依赖境外律师的意见。

第二，提升对不同法域规则交叉适用的驾驭能力。新兴领域的投资往往同时涉及多个法律体系的交集。以新能源项目为例，可能同时涉及项目所在国的外商投资法、环保法、劳动法，以及中国境内的ODI审批、国际条约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等。涉外律师必须能够在多个法域的规则之间进行识别、比较和协调，为客户设计出在各法域都能合规落地的交易架构和运营方案。

第三，具备应对新型跨境合规风险的能力。制造业出海面临供应链溯源、出口管制、反制裁等合规要求；数字经济企业面临数据跨境流动、本地化存储、内容审查等监管压力；绿色能源项目则需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ESG信息披露等国际规则。这些都不是传统基建项目所面临的典型问题，涉外律师必须主动学习并积累这些新兴领域的跨境合规经验，才能在风险发生前为客户提供有效的预警和防范。

第四，涉外律师的境外资源整合能力需要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过去找到一家当地的综合律所往往就能满足大部分需求，但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细分领域，属地合作伙伴的专业方向必须与项目需求高度匹配。涉外律师需要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境外合作网络，从“有一个当地律师朋友”升级为“能在特定细分领域找到最合适的专业律师”。

律新社：在AI技术加速渗透法律行业的今天，您认为涉外律师的哪些能力是AI难以替代的？

许龄匀：2023年，我曾在公众号发表文章《ChatGPT真的能取代律师？》。3年过去了，AI技术的进化速度远超当时的预期，在很多法律应用场景中已经展现出惊人的能力。但即便如此，我认为涉外律师仍然有一些核心能力是AI难以替代的。

第一，跨文化沟通与复杂谈判能力。涉外业务中，律师面对的不仅是法律问题，还有不同国家客户之间在商业习惯、沟通方式、决策逻辑上的差异。在跨境谈判桌上，何时坚持、何时让步，如何从对方的措辞和反应中捕捉真实意图，如何用恰当的方式弥合中外双方的分歧，这些依赖的是律师长期积累的经验、人际敏感度和临场判断力，AI无法模拟。

第二，基于有限信息的战略判断能力。涉外案件往往面临信息不完整、法律不明确、当地局势不明朗的情形，这种时候，客户需要律师凭借对当地法律环境、政治风险和商业逻辑的综合理解，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风险决策。AI依赖于大量历史数据进行推理，但在信息缺失、局势高度不确定的涉外场景中，人类的直觉和判断力仍然不可替代。

第三，跨法域的资源整合与项目管理能力。处理一个涉及多个国家的案件，需要统筹客户、境外律师、会计师、税务顾问等多方角色，管理进度、控制预算、协调时差和文化差异，并对最终结果负责。这种复杂的项目管理能力，以及对不同法域规则的理解和衔接，需要律师作为总指挥来完成。AI可以执行具体任务，但无法承担全局协调和最终责任。

第四，高净值个人业务中所需的信任与情感支持。在遗产继承、婚姻家事、家族信托等跨境个人业务中，客户托付的不仅是法律问题，还包括家庭隐私、情感纠葛和个人焦虑。律师需要以专业和同理心赢得客户的深度信任，并在长期服务中成为其家族事务的顾问。这种基于人际信任的情感连接，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提供的。

目前，AI生成的法律文书、合同条款或法律意见可能仍然存在错误或遗漏，尤其是在涉及不同法域交叉的复杂问题时。涉外律师必须具备识别和纠正AI输出结果的能力，而不是盲目依赖，这本身就是对专业功底的更高要求。

回溯许龄匀这一路，你会发现她身上有种难得的“杂食性”。从日语系的窗，钻进日本刑法的门，再跨进中国刑法的院，如今正在香港大学的商学院里深造，将法学逻辑与商业思维融会贯通。这种旁逸斜出的生长，反倒让她长成了一棵能为客户遮风挡雨的大树。

她不像传统律师那样只盯着法条。办涉外案件，她懂规矩和人情；做并购，她像刑侦专家一样死磕细节；搞私募，她又替老板们盘算着怎么活下去。在这个算法越来越聪明的时代，她更像个手艺人，在一桩横跨几国的遗产案里，她不仅是打官司，更是在修补一个破碎的家。这世上能看懂法条的人很多，但能听懂人心、能扛下跨国麻烦的“总包工头”，实在太少。许龄匀，就是那个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帮人找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