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陈慧在北京
去年到今年，去过多次北京，频率最高时，一个月去了四趟。来菜市场找我买日用品扑了空的大妈大爷们见到我，不满地质问我，阿三，侬（你）去哪里了？阿拉（我们）买东西，寻不着侬格（你的）人影！
我说，去北京啦！
于是质问变成了惊叹，哦！北京去过啦！咋嘎（怎么这样）惬意啦！
惬意什么呢？很多时候，别人眼中的高光时刻，在我的字典里，无非是“奔波”二字。
去北京是配合出版公司的工作，录制节目或参加读书会。头一天早上天蒙蒙亮，从我居住的村庄打车前往宁波栎社机场，车程一个小时左右。登上飞机，又是两个多小时的静坐。出了机场，到指定的目的地，至少一个多小时。每次完成了工作，负责接待我的小姑娘都会客气地挽留我一声，三姐，大老远地过来了，应该去看看北京的风景吧。我毫不犹豫地摆手，让她帮我订好第二天返程的机票。宁波——北京，北京——宁波，两天一个来回，放在车马慢的从前，简直不敢想象。现而今，速度在无形中缩短了实际的距离，使人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地点切换的过程中看到的人，经历的事情，都不是真的。
陈慧新书《种春天》
前几天，在菜市场里，听到一段这样的对话。一位胖老太太说，阿拉（我家）儿子真是牵事（多事）啦，一定要带得阿拉两佬母（两夫妻）到北京去玩。另一位与她相对而立的瘦老太太说，走得动，还是要出去走走咯。后朝（以后）脚劲没了，侬想走也走不出去。胖老太太说，走走不吃力，就是钞票用了勿（不）少。瘦老太太说，侬格儿子有孝心，多少好啦！胖老太太眉开眼笑，这一辈子，我北京也算去过哉！够满意哉！
我在一旁听着，也为胖老太太开心。她心满意足的表情，使我想起了远在江苏如皋的父母。2023年的冬天，我弟弟、弟媳出资，让我侄子带着我父母去北京旅游了一趟，回来后，我的父母逢人就说一遍长城台阶上的冰冻——他们三个人去的时候，北京正好下了大雪。雪过天晴，我侄子带着年龄加起来达到150岁的爷爷奶奶去爬长城。大风呼呼地吹，像大巴掌一样，啪啪地甩在人的脸上。我侄子看爷爷奶奶的手指冻得伸不直，赶紧给他们买了手套。普通的线手套，我的小摊上才卖5元一双；长城脚下，同样的线手套卖到了25元一双。那双手套跟着我父亲回到家，被我父亲都戴起球了，还舍不得扔掉。
依旧每天出摊的陈慧
母亲是家庭妇女，围着灶台转了大半辈子，北京之旅令她在小区的老太太群里获得了诸多的赞美。有一阶段，她走路，头昂得高高的。父亲年轻时在县供销社开蓝色大解放跑运输，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用父亲的原话讲“年轻时跑得够够的，还是待在家里舒服”。跟着孙子去北京，一方面，不扫孩子的兴。另一方面，他想借此机会去北京找一找自己的老连长。父亲二十岁出头应征入伍，带兵的连长是北京人，国字脸，大高个。他很喜欢我父亲的质朴机灵，不光在生活上处处关照，还介绍我父亲入了党。
父亲先是在太原某军区的炮兵连，后又辗转到内蒙古。塞外条件艰苦，路远迢迢，父亲四年没有回乡探亲，非常想念家中的妻女，情绪低落，连长体谅我父亲的思乡之情，总是耐心地开导。在部队待满八年，父亲退伍回原籍，恰逢连长的探亲假。两个人一路同行，到北京火车站时已是深夜。连长怕父亲在火车站的凳子上过夜，冻坏了身体，就把父亲带回东城区的家中。在连长简陋整洁的家中，他的妻子给我父亲做了一碗热腾腾的炸酱面，面顶卧着一只黄澄澄的荷包蛋。第二天，父亲返程，连长又掏出10元钱，赠予了我父亲。那是1978年，10元钱的价值，说是相当于今时今日的1000元，怕也不为夸张。
父亲回到江苏，起初还和连长通信，后来因苦于生计加上连长的岗位调动，慢慢失去了联系。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四处打听，也没有得到连长的相关线索。战友们要么不在人世了，要么老迈，一问三不知。父亲还试着从官方途径查找连长的下落，依然一无所获。连长比我父亲年长，但79岁的父亲始终坚信，善良的连长还在人世。
在北京，侄子领着我父亲去东城区转悠了一圈，昔日黯淡弯曲的胡同早在时代的浪潮中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父亲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感慨万千。他想到45年前那个严寒彻骨的冬夜，想到悬在胡同上方朦胧的路灯，想到连长强壮挺拔的背影。只是，他没想到，有些人一旦擦肩而过，就消失在人海，再也不能相逢。
原标题：《陈慧：北京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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