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一凤披露黄有龙：借款2.8亿，不足一周，便输得一干二净

2019年12月的一个下午，香港高等法院立案处收到一份入禀状。原告叫蔡一凤，被告是黄有龙和他的私人助理。诉状里白纸黑字写着一串数字：追讨1.03亿港元，性质是博彩信贷的中介服务费及逾期利息。这份入禀状在立案处的铁皮柜里躺了几天，被分派到商事法庭的排期表上，编号HCA 2019年第2154号。没有人想到，这案子会一打就是七年。更没有人想到，七年后的判决书里，法官会用“荒谬”这个词来形容原告的说法。

但故事真正的开头不在香港法院，在万里之外的澳大利亚珀斯。2015年2月，南半球正值盛夏，珀斯皇冠赌场的贵宾厅里冷气开得很足。黄有龙坐在一张高额投注区牌桌前，面前的筹码堆成几摞。他是皇冠赌场的常客，每次来都住顶楼套房，私人飞机停在珀斯机场的公务机停机坪上。他在中国商圈的名气不算小——赵薇的丈夫、马云的朋友，这两个身份搁在一起，足以让任何一家赌场的市场部把他列入VIP名单的前几页。

但皇冠赌场的信贷部门对他的态度没有市场部那么热情。早在2015年之前，黄有龙在澳门几家赌场已经有了欠款记录。赌场内部有一套跨区域的客户信用评估体系，虽然不像银行征信系统那么规范，但对高额玩家的风险评级是互通的。黄有龙的信用评级不好看，皇冠不愿意直接给他批大额信贷。

这时候蔡一凤出现了。蔡一凤当时的身份是皇冠度假酒店集团的市场营销副总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不是赌场普通的员工，但也不是持牌博彩中介。她的工作是对接全球高净值客户，帮他们安排在皇冠赌场的博彩和度假服务，中间涉及信贷安排、筹码兑换、酒店住宿和私人飞机接送等一系列事务。在澳门的博彩行业里，这类角色有一个更通俗的叫法：叠码仔。

叠码仔的本质是中介。他们自己不直接放贷，而是对接持牌博彩中介和赌客，从中抽取佣金或赚取汇率差价。赌场需要他们拉客，赌客需要他们搞定信贷，持牌中介需要他们拓展客户源。这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养活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数万人。

蔡一凤联系了澳门太阳城集团。太阳城是当时澳门最大的持牌博彩中介之一，老板周焯华，绰号“洗米华”，在澳门博彩圈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太阳城给黄有龙批了第一笔信贷额度：4000万澳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87亿人民币。赌场把等额筹码交给了黄有龙。

两天后，筹码全没了。黄有龙又通过蔡一凤向太阳城申请了第二笔信贷：2000万澳元，折合约9360万人民币。这笔钱也没能撑多久。前后不到一周，6000万澳元——按港币计价约3.78亿——在牌桌上消失了。

黄有龙输掉的不只是钱，更是他本人在赌桌上的自我控制力。他在牌桌上的表现，和那个在商业谈判中精明冷静的形象判若两人。这不是他第一次在赌桌上失控，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蔡一凤后来在法庭上提出过一个关键主张：当时双方有口头约定，黄有龙必须在3个月内全额还款，逾期金额按年利率24%计息。年利率24%，这在内地的民间借贷司法保护上限中是一个敏感数字，在香港的商业借贷纠纷中也不算低。但她的主张有一个致命的缺陷——没有书面合同。什么都没有。没有签字文件，没有电子邮件确认，没有一份能够被法庭采纳为证据的书面记录。

接下来的还款过程持续了将近四年。2015年3月到7月，黄有龙通过私人助理和名下公司，分多次向蔡一凤转账共1.43亿港元。8月，他又把香港赤柱富豪海湾一套估值7000万港元的豪宅转给了蔡一凤抵债，额外再付1000万港元作为买楼订金。蔡一凤拿到这1.53亿港元之后转手交给了太阳城。

但黄有龙还开过三张支票。三张担保支票，面额合计1.8亿港元，全部跳票。支票跳票在香港商业社会里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信号，意味着出票人的银行账户里要么资金不足，要么干脆被冻结了。蔡一凤拿着这三张跳票的支票，却没有任何后续追讨动作。这个细节在七年后的法庭上，成了她的律师最难解释的问题之一。

2016年2月，周焯华本人出面调停。他给蔡一凤发了一条信息，措辞直白：“利息追讨应该是出资方的权益，也即是皇冠和太阳城，你当时是在皇冠打工，在皇冠没有追讨利息的情况下，你用什么身份去代表资方追究呢？如果追回来利息又是属于谁的？”

洗米华的这段话，是整个事件中最能说清楚各方角色定位的总结。蔡一凤是皇冠的员工，职责是帮客户对接持牌博彩中介，她本人既没有发放博彩信贷的牌照，也没有用自己的钱承担信贷风险。钱是太阳城出的，风险是太阳城担的，她是一个中间人。中间人靠佣金赚钱，不靠利息赚钱。

洗米华出面之后，黄有龙的还款继续推进。2016年到2019年间，他向太阳城陆续还款2.73亿港元。太阳城最终确认：6000万澳元贷款本金全部还清。从2015年欠款到2019年全部结清，整整四年时间里，蔡一凤从来没有向黄有龙追讨过任何逾期利息。一次都没有。

然后时间到了2019年12月。本金早还清了，太阳城也确认了，这件事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翻篇了。蔡一凤忽然入禀法院，追讨1.03亿港元。这时候距离第一笔借款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年。

法庭审理持续了漫长的时间。期间的每一次聆讯，都在一点点瓦解蔡一凤的诉讼基础。黄有龙一方提出了几项关键抗辩：他借的是太阳城的钱，不是蔡一凤的钱；他和蔡一凤之间没有任何信贷协议；太阳城都确认债务还清了，第三方凭什么追债。

有一个庭审细节被多家香港媒体报道过。黄有龙申请通过视频连线远程作供，理由是自己有心脏病，不能坐超过三小时的飞机。法官要求他提供详细的医疗证明。黄有龙一方提交的材料很薄，连出具证明的医生专业资格都没有写清楚。法官驳回了申请。这个插曲让外界第一次知晓，那个曾经坐私人飞机全球飞的男人，如今身体状况差到连飞机都坐不了。

另一个细节更致命。黄有龙的律师指出，蔡一凤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有被修改的痕迹——某条消息里凭空多出一个多余的空格，而在其他所有的聊天记录里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蔡一凤否认篡改，只说自己忘了细节、丢了记录。“忘了”和“丢了”这两个词，在法庭上是很难打动法官的。

2026年6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暂委法官邝嘉彤颁布书面判词。判词的核心论证简洁而锐利。第一，原告拿不出任何可被采信的证据来证明双方达成了年利率24%的口头协议——没有合同，没有邮件，没有可信的聊天记录。第二，原告当时的身份是皇冠酒店员工，职责仅限于对接持牌中介，她没有资格发放信贷，也没有承担任何信贷风险。换句话说，她在这个交易链条中并不具备向借款人收取利息的法律地位。第三，从2015年到2019年债务全部还清，原告从未主张过利息。等到本金结清了再跳出来索要利息，法官认为“极为不公”。法官甚至用了一个在商事判决中相当罕见的措辞来形容原告的主张——“荒谬”。

判决结果：蔡一凤败诉，无权收取任何逾期利息，并须承担黄有龙一方的诉讼费用。香港的诉讼费不便宜，尤其是这种拖了七年的商事案件，律师费账单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蔡一凤在判决后表示会上诉。但这案件的终审走向已经大致清晰——没有证据就没有胜诉可能，这是商事诉讼最底层的逻辑。

蔡一凤不是这场漫长纠纷中唯一一个日子不好过的人。黄有龙这几年的财务状况，已经被各路债主撕开了一个又一个口子。2021年，他被追讨约3亿港元贷款本息。2023年，又被追讨逾11.2亿港元欠款。2024年12月，一家叫智择创投的公司入禀法院，指黄有龙借贷逾期未还，连本带利追讨约7.53亿港元。

智择创投入禀之后没几天，2024年12月28日，赵薇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条声明：“我多年前已正式与黄先生离婚，我们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早已解除。任何关于他的事件、言论或新闻报道都与我无关。”措辞干净利落，不留一点想象空间。

一个曾经拥有私人飞机、和马云称兄道弟、娶了当红女明星的男人，如今心脏病缠身、被各路债主追着跑、前妻公开声明划清界限。当年在珀斯皇冠赌场贵宾厅里一掷千金的时候，他大概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为了逃避债权人追索而申请不出庭，理由是三小时航程对身体负担太重。

珀斯皇冠赌场那间贵宾厅早已换了装修，当年那几张牌桌大概也不在了。铁打的赌场，流水的赌客。那些在牌桌上一夜之间消失的钱，从来不会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从一个人的口袋流进另一个人的口袋，中间经过叠码仔、持牌中介、赌场运营方、洗钱通道，最后沉淀在某些不为人知的离岸账户里。黄有龙输掉的那6000万澳元，只是这条巨大产业链上一笔不大不小的流水。而蔡一凤花了七年时间和一笔数额未知的诉讼费，想要从那笔早已结清的旧账里再挤出一点油水，最终得到的是一份用“荒谬”来形容她主张的判决书。账单还在，只是换了一个人在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