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赶集我跟一个姑娘为只鸭子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她松了手：

楔子/

那只鸭子

1987年赶集我跟一个姑娘为只鸭子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她松了手：鸭子你拿走，但你得赔我一样东西。

我是骑自行车去的柳河集。后座上绑着两只草鸡，打算卖了换点化肥钱。那天人多，我推着车子在人缝里挤，鸡在筐里扑腾。快到桥头的时候，听见有人喊：“抓住它！抓住那只鸭子！”

一只灰鸭子从人群腿底下钻过来，扁嘴一张一合，翅膀半张开，像片被风刮跑的破布。我弯腰去够，没够着，它从我手底下溜了。再往前两步，一个姑娘蹲在地上，两只手捂住鸭子的身子，那鸭子在她手里挣扎，脚蹼蹬在她袖子上，留下几道湿印子。

我说：“给我。”

她抬头。圆脸，扎两个辫子，辫梢有点毛。鼻尖上沁着汗，眼睛瞪着我：“凭什么给你？”

“这鸭子谁家的？跑了我帮着抓，你倒半路截了。”

“我先抓着的。”她站起来，鸭子被她倒提着一只脚，倒挂着扑腾。周围已经围了一圈人看热闹。我看她那架势，袖子挽到胳膊肘，小臂上沾着泥点，不像是有钱买鸭子的主儿。但鸭子在她手里，我说了不算。

“你放手。”我说。

“不放。”

“你讲不讲理？我先看见的。”

“你先看见就是你的？那我还先看见太阳呢，太阳是我的？”

人群里有人笑。我脸有点热。那两只草鸡在筐里咕咕叫，我忽然觉得为只鸭子跟个姑娘在集上吵，实在跌份。但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我说：“鸭子你拿走，但今天这事你得给我个说法。”

她歪着头看我：“什么说法？”

“你哪村的？”

“后柳河的。你呢？”

“前柳河。”

她“哦”了一声，低头看手里的鸭子。那鸭子已经不扑腾了，歪着脑袋，黑眼珠瞅着她，嘴一张一合，像在说什么。她忽然松了手。鸭子掉在地上，愣了愣，然后摇摇摆摆钻进人群，一转眼没影了。

周围人“哄”一声散了大半。我愣在那儿。她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擦手，边擦边说：“鸭子你拿走——但你得赔我一样东西。”

“赔什么？”

“我这手绢，刚才抓鸭子弄脏了。你赔我条新的。”

我低头看她手里那块手绢，白底蓝花边，角上绣着个字，没看清。确实沾了泥，还有鸭子脚蹼蹭过的印子。我说：“我哪有钱给你买手绢。”

“没钱？”她把辫子往后一甩，“那这样，你欠着。下回赶集，你给我带来。”

“下回赶集是十五天后。”

“那就十五天后。”

她转身往人群里走，走了两步又回头：“我叫赵小兰。别忘了。”

我站在桥头，看着她的背影挤进人堆里。筐里的草鸡又扑腾了一下，我才想起来自己是来卖鸡的。

化肥钱是卖了鸡才有的。那两块四毛五，我揣在裤兜里，到家掏出来数了三遍。我妈问鸡卖了多少，我说两块四毛五。她没说话，从灶台上拿过油罐子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十五天过得很快。地里要锄草，圈里要垫土，晚上躺在炕上，听见隔壁我爹的咳嗽声，一咳就是半宿。我没再去想那条手绢的事。可到了赶集前一天，我骑着车子路过镇上供销社，鬼使神差地进去了。

手绢摆在一个玻璃柜里，叠得整整齐齐。白的，蓝花边，跟我看见的那条差不离。我问多少钱。售货员说三毛五。我摸出裤兜里的钱，数了数，还剩一块二。我买了。

赶集那天我特意穿了件干净的褂子。到柳河桥头的时候，太阳刚爬到柳树梢。我推着车子在集上走了两来回，没看见赵小兰。第三回走到卖菜秧子的摊子前头，听见有人喊：“哎！”

她蹲在一个卖辣椒苗的摊子后面，手里攥着几根苗，正往筐里放。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来了？”

我从车把上摘下一个布袋，掏出手绢递过去。她接过去展开看了看，又叠好，塞进裤兜里。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你那天的鸭子，”我说，“后来找着主儿了吗？”

“找着了。”她弯腰继续拾掇辣椒苗，“桥东头王老栓家的，跑出来三回了。我给他送回去了。”

“哦。”

“你那鸡呢？卖了吗？”

“卖了。”

“卖了多少？”

“两块四毛五。”

她“嗯”了一声。旁边有人喊她，她回头应了一声，转过来跟我说：“我得走了。下回赶集你还来不来？”

“来。”

“那下回再说。”

她拎着筐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辫子还是扎两个，辫梢比上回齐整些。那天太阳好，她的影子在地上拖得老长。我推着车子往回走，走到桥中间，才发现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翘着。

下回赶集，她又站在卖菜秧子的摊子后头。这回卖的是茄子苗。我在她摊子前站了一会儿，她低着头摆弄苗子，也不看我。

“买苗？”她问。

“不买。家里种了。”

“那你站这儿干啥？”

“我……路过。”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角抿着，像在忍笑。“那你路过吧。”她说。

我没走。蹲下来，假装看那些苗子。“你每回赶集都来卖苗？”

“不一定。有啥卖啥。”

“你家种了多少地？”

“三亩。”她终于抬头看我，“你问这么多干啥？”

“随便问问。”

她没再接话。旁边来了个买苗的老太太，跟她讨价还价，她跟老太太为了五分钱争了半天。最后老太太走了，她冲我撇嘴：“五分钱也计较。”

“你不是也计较？”

“那不一样。”她把苗子重新码好，“我是卖东西的。”

那天散集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又绕到她的摊子前。她正在收摊，把剩下的苗子捆成一捆，放进筐里。

“还没走？”她问。

“嗯。”

“帮我抬一下。”她指指筐，“太重了。”

我帮她把筐抬到后车架上，用绳子捆好。她推着车子走了两步，回头说：“你叫啥？”

“周建国。”

“周建国。”她重复了一遍，“我记住了。”

那天之后，赶集就成了个盼头。我也说不清盼什么。每次到了柳河集，先在桥头站一会儿，看见她来了，心里就踏实。有时候她在卖苗，有时候卖鸡蛋，有时候什么都不卖，就在集上转悠。我帮她抬过筐，帮她找过零钱，有回她的车链子掉了，我蹲在地上给她上好了，弄得两手黑油。

她拿手绢给我擦手，就是那条我赔她的。我说：“你留着用吧。”她说：“本来就该用。”

那段时间我爹的病越来越重。咳嗽带血丝，去镇上看过，说是肺上的毛病。药吃了不少，不见好。家里的地都是我一个人种，有时候赶完集回去，天黑了还要下地。我妈说：“要不集别去了。”我说：“化肥得买，种子得买，不去哪来的钱。”

但我知道，不全是钱的事。

那年秋天，我爹走了。办丧事那几天，我没去赶集。等事情料理完了，再去柳河集，已经是霜降。桥头的柳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簌簌地落。

我在集上转了两圈，没看见赵小兰。第三圈走到卖菜秧子的老地方，摊子换了人，一个老头在卖萝卜。我问他原先那姑娘呢。老头说：“后柳河姓赵那家的闺女？她爹也病了，怕是来不了了。”

我推着车子往后柳河去。路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了村口，跟人打听赵小兰家，那人指了路。她家在村东头，三间瓦房，院子不大，养着几只鸡。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里头有人说话。正要敲门，门开了，赵小兰端着一盆水出来，看见我，盆差点掉了。

“你怎么来了？”

“我……”我搓了搓手，“听说你爹病了，来看看。”

她愣了一会儿，把水泼了，侧身让我进去。院子里堆着柴火，墙角晾着几件衣裳。她爹躺在堂屋的竹椅上，盖着条薄被，瘦得颧骨凸出来。赵小兰给她爹掖了掖被角，小声说：“爹，前柳河的周建国来了。”

老人睁开眼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又闭上了。

我们在院子里站着说话。她说她爹是肺气肿，老毛病了，今年格外重。药吃了不管用，去县医院看过，说要住院，家里拿不出钱。

“你妈呢？”我问。

“走了三年了。”

我摸着裤兜里的钱。那天卖粮食的钱还没花，一共七块八毛六。我掏出来，塞到她手里。

“你干什么？”她往后缩。

“拿着。给叔看病。”

“我不要。”

“拿着。”我把钱摁进她手心，“我能再挣。”

她攥着那卷钱，低头站着。我看见她肩膀动了一下，但她没哭出声。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说：“你等我一下。”

她进了屋，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条手绢。白底蓝花边，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方方正正。

“这个还你。”她递过来。

“给我干啥？”

“你拿着。”她把手绢塞进我褂子兜里，“下回赶集，我还你钱。”

“不用还。”

“那不行。”她揪着辫梢，“一码归一码。”

我走的时候，她送到村口。夕阳从西边照过来，她的影子拖在土路上。我骑上车子，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

那一年我二十三，她二十一。

转过年来开春，我又去柳河集。赵小兰站在桥头等我，辫子扎了一个，垂在肩上。她看见我，跑过来。

“我爹好了。”她说，“能下地了。”

“那就好。”

“钱……我暂时还不上。”

“不急。”

她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布袋子，缝得歪歪扭扭的，上头绣了朵花，针脚粗大，一看就是新手绣的。

“给你。”她塞给我，“我绣的。丑是丑了点，你别嫌弃。”

我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那朵花绣得跟个馒头似的，但我还是揣进了怀里。

“好看。”我说。

她笑了。那是她第一次冲我那样笑，眼睛眯起来，鼻尖上还是沁着汗。桥头的柳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

后来我们就在一块了。没有谁跟谁表白，就是赶集的时候一块儿走，走到岔路口她往东我往西，后来就变成我送她回家，再后来她送我到村口。

第二年秋天，我们结了婚。彩礼是一百二十块钱加一只猪后腿。她爹说够了。那天她把那条手绢又给了我，说：“这回真是你的了。”

我们的日子过得不宽裕。第一年种地，收成不好，赶上旱。第二年又涝。第三年赵小兰生了个闺女，生的时候大出血，差点没救回来。我在产房外头蹲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护士出来说母女平安，我蹲在地上起不来，还是她爹把我拽起来的。

闺女取名周兰，她起的。说是随她一个字。

孩子三岁那年，村里有人去深圳打工，回来穿了条牛仔裤，兜里揣着票子。我动了心思。赵小兰坐在炕沿上纳鞋底，我说我想出去。她没抬头，手里的针线一上一下。

“去多久？”

“不知道。”

“孩子呢？”

“你带。”

她停下手里的活，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她手里的鞋底都快掉下去了。然后她说：“去吧。”

我在深圳待了四年。头一年在工地上搬砖，第二年跟人学贴瓷砖，第三年自己包了些小活，第四年攒了八千块钱回来。回来那天，赵小兰在院子里晒被子，闺女坐在门槛上剥豆子。我推开院门，闺女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来，转头喊：“妈，有个生人来了。”

赵小兰从被子后面探出头。她瘦了，颧骨高了，头发剪短了，像个男人的样子。她看见我，被子从手里滑下去，搭在晾衣绳上晃荡。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

闺女这才认出我，扑过来抱住我的腿。我蹲下来抱她，她比我走的时候高了一截，下巴尖了。赵小兰走过来，伸手拍了拍我肩上的灰，拍了半天。

晚上吃饭，她炒了三个菜，一个鸡蛋炒韭菜，一个土豆丝，一个腊肉。闺女吃得满嘴油，她拿筷子敲闺女的手背：“慢点吃。”

闺女缩回手，看了她一眼，又看我，嘿嘿笑。

那夜躺在炕上，两人隔着闺女，半天没说话。外头下起了雨，雨点打在窗户纸上，沙沙的。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在那边……苦不苦？”她问。

“还行。”

“有相好的没有？”

“没有。”

她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手伸过来，在被窝里攥住了我的手。她的手糙了，指节粗，掌心有茧。我攥回去，她没挣。

后来我用那八千块钱买了辆三轮车，在镇上跑运输。拉货，拉人，什么都干。日子慢慢好起来，盖了新房子，闺女上了学。

但日子好了，人反倒别扭了。也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跟赵小兰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有时候吃完饭，她看电视，我看报纸，一晚上不说一句话。闺女上了初中住校，家里就剩我俩，那屋子空得能听见钟表走针的声音。

我说她做的菜咸了，她说嫌咸别吃。我说闺女该补课了，她说你给钱。话赶话，就杠上了。有回为闺女要不要考高中，我俩在院子里吵了一架。她说闺女考中专早点出来挣钱，我说闺女成绩好不考高中可惜了。她摔了手里的搪瓷盆，盆在地上叮叮当当滚了几圈。

“你管过几年孩子？”她指着我的鼻子，“你走了四年，孩子是我一个人拉扯大的。你现在回来充好爹？”

那句话扎我心窝子。我没再吭声，蹲在院子里抽烟。她进屋去了，门摔得山响。

那之后一个多月，我们没怎么说话。我出车，她上班——她在镇上服装厂找了个缝纫工的活，每天早出晚归。两个人像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房客。

后来有一天，我拉货路过柳河桥。桥还是那座桥，柳树粗了一圈。我把车停在桥头，下来站了一会儿。三十多年了，桥面的石头磨得光溜溜的，柳树根拱出了地面。

我想起那年赶集，她蹲在地上抓鸭子，辫子毛茸茸的，鼻尖上沁着汗。想起她塞给我手绢，说鸭子你拿走，但你得赔我一样东西。

回家的时候，赵小兰还没睡，坐在灯下缝衣裳。我进了屋，从柜子底层翻出那个布袋子，绣着歪歪扭扭的花的那个。走到她跟前，搁在她手边。

她低头看了看，又抬头看我。

“你还留着？”她说。

“一直留着。”

她拿起来翻了翻，那布袋子已经旧了，边角磨破了，绣的花颜色也褪了。她忽然笑了一下，嘴角弯弯的，跟那年柳树底下一样。

“丑死了。”她说。

“是丑。”

“那你还留着。”

我没说话，在她旁边坐下来。她继续缝衣裳，针线在灯下一闪一闪。过了半晌，她开口说：“闺女想考高中就考吧。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不用你想，”我说，“我有钱。”

她“嗯”了一声。缝完最后一针，她把衣裳叠好，起身往柜子里放。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明天赶集，”她说，“你去不去？”

“去。”

“那早上叫我。”

第二天我们骑着三轮车去柳河集。她坐在车斗里，风吹着她的头发，白了几根，但还密。桥头的柳絮飞得满天都是，落在她肩上，她伸手去拂。

集上人还是那么多。她看见卖菜秧子的摊子，眼睛一亮，跑过去蹲下来看。我跟在后头，看着她跟摊主讨价还价，为了五分钱争得面红耳赤。

买完苗子，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把两块钱递给我：“找零。”

我接了。她转身往前走，辫子没有扎，散在肩上，有几缕被汗粘在脖子上。我跟上去，走在她旁边。

“赵小兰。”我叫她。

“嗯？”

“那年你让我赔手绢，要是当时我没有，是不是就没后头这些事了？”

她停下来，回过头看我。桥头的柳絮飘过来，粘在她的睫毛上，她眨了眨眼。

“谁说没有？”她说，“你没手绢，就赔别的。反正得赔。”

“赔什么？”

“赔一辈子呗。”

她说完转身走了。我站在那儿，周围都是赶集的人，吵吵嚷嚷的。柳絮飞得满眼都是，白蒙蒙的一片。

我追上去。她的背影在人堆里挤着，跟那年一样。我喊了一声：“赵小兰！”

她没回头，但脚步慢下来。我紧走两步赶上她，她侧过脸看了我一眼，嘴角翘着，鼻尖上还是沁着汗。

那年的鸭子早不知去哪儿了。手绢还在柜子里压着。我们并肩走在集上，跟三十多年前一样。

卖凉粉的吆喝声，炸油条的滋滋声，小孩子骑在父亲脖子上咯咯笑。太阳正好，照在桥下的水面上，晃得人眼晕。

我伸手接住一片柳絮，攥在手心里。赵小兰看见了，说了句：“傻样。”

我没顶嘴。

日子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磕磕绊绊，过了大半辈子。回头想想，那个赶集的早晨好像也没多远。就是鸭子跑了，我们抓了一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