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片新加坡排队5小时抢，黄牛炒天价，七旬阿公看哭，官方解禁令

新加坡人为一部潮汕方言片排5小时队抢票，黄牛炒到119新元，70岁阿公看哭，官方近50年方言禁令都松口了

69岁的黄女士，早上10点多就和儿子赶到怡丰城嘉华戏院门口。她不是来看早场电影的，她是来排队的。售票下午3点才开。她在队伍里站了整整五个小时，成为第一个买到两张票的人。她后面还有将近300人，队伍从售票柜台一直蜿蜒到商场走廊-。有人带了小板凳，有人请了半天假。这不是什么巨星见面会，也不是好莱坞大片首映。他们等的是一部中国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潮语原音版。

三轮加场，三次秒杀

先捋一下时间线。6月17日，《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剧院办了首映礼，来了1400多人-。导演蓝鸿春带着主演王彦桐、李思潼出席-。第二天，6月18日，影片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新加坡总共26家戏院，上了24家。排面不小。

但真正的风暴是从潮语原音版开始的。

首批只批了8场，在嘉华怡丰城独家放映，4800多张票，开售一个半小时内全部卖光。片商一看这架势，赶紧申请加场。6月19日宣布再加8场，6月22日下午3点开售，4800多张票，一小时售罄-。比第一批还快了半小时。

你可能会问，至于吗？第三轮更夸张。6月29日下午3点，新增40场潮语原音版开售，1万4000张票，三小时内几乎卖光-。片商Clover Films和嘉华院线已经再次向IMDA提交申请，要求加映100场-。

三度加场，一票难求。

线上比线下更惨。有记者试了一下，显示“排队等候买票时间为57分钟”，然后数次被弹出去，再排，等候时间变成了4小时20分钟-。有人在家上网抢票，平台直接宕机，最后只能搭巴士到戏院排队。

黄牛自然坐不住了。原本18.5新元（含手续费19.2新元）的票，被炒到50到119新元不等-。新加坡警察部队和消费者协会都发了提醒，让大家别上当-。

“华语版也不错，但潮州版肯定更好看”

66岁的陈木香之前看了华语配音版，觉得“味道不对”，所以专门搭巴士来排潮语版。她说了一句大实话：“华语版也不错，但潮州版肯定更好看。”

这话说得实在。配音版和原音版，对说了一辈子潮州话的人来说，差别太大了。那不是语言的问题，是味道的问题，是魂的问题。

73岁的退休人士江瑞玩，籍贯潮州，排队40分钟买到两张票-。他说：“虽然一张票18块5新元，但本地已经很多年没有上映潮语电影了，难得有机会看到潮州电影，贵一点也值得。”说到这儿，他眼眶红了，声音也哽咽了-。

52岁的李敏铃在莱佛士坊一带上班，特地向公司请假几个小时来排队。她买了8张票，除了带父母和儿子看，还帮网购失败的朋友代购。

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故事：潮汕阿嬷叶淑柔的丈夫下南洋谋生，不幸离世，受他恩惠的谢南枝默默代写侨批、寄钱几十年，用善意谎言守护着阿嬷的等待。“侨批”是潮汕方言，“批”就是信。华侨家书和汇款凭证同体的“银信合封”，是上个世纪南洋华侨与故乡通信的主要方式。

说白了，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新加坡无数华人家庭的祖辈故事。下南洋、离乡背井、侨批传情——这些不是银幕上的虚构情节，是他们父辈、祖辈真实经历过的人生。

“我们排队，是因为害怕即将永远失去某样东西”

这场观影热潮很快变成了一场公共讨论——关于语言、身份认同，以及新加坡推行了近50年的方言政策。

新加坡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鼓励华人“多讲华语，少说方言”。当年甚至有学校对讲方言的学生施以严厉惩罚，让他们反复抄写“我不说方言”。1979年10月，香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成为首部须经华语配音后方获准在新播出的剧集。到2024年，中文方言节目在新加坡主流电视和广播中仍然受到限制。

这套语言工程的成绩很漂亮：讲华语运动刚启动时，近70%的新加坡人在家使用方言；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骤降至8.7%。以方言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裔家庭比例，从1980年的76%下降到了2020年的12%。

但问题也在这儿。当一种语言从公共生活里消失得差不多了，人们开始怀念它。

南洋理工大学研究方言的副教授Tan Ying Ying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电影票售罄，不代表一种语言仍然鲜活。《阿嬷》所引发的狂热，非但不能证明方言依然兴盛，反而恰恰证明了这些语言已经奄奄一息。我们不会为唾手可得的东西排上两个小时的队。我们排队，是因为我们害怕即将永远失去某样东西。”

这话说得真狠，但也真准。

“新加坡人不应该出了国才能看原汁原味的方言电影”

议员先坐不住了。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蔡引舟在脸书上发问：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公映时必须配华语？当局做这个决定基于什么考量？他说会在国会7月7日复会时向部长提问-。

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说得更直接：讲华语运动推出以来，使用方言的家庭比率已经大幅下降，方言不会对华语构成威胁。再说，地铁站已经增设福建话和潮州话的安全广播，政府也制作方言版的建国一代宣传视频——“新加坡人不应该是出了国才能观看原汁原味的方言电影。”

文化奖得主、野米剧场创办人王爱仁出席了首映礼，他在脸书上呼吁资媒局重新考虑：“用潮语观看这部电影是观影体验的核心，潮语蕴含的韵味、节奏和真挚情感，是任何配音版本都无法复制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子玲也分析说，本地过去可能担心方言会影响英语或华语的学习，但如今这个顾虑已经不成立——方言式微已是既定事实，放宽方言电影政策不会对华语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这次官方的反应出乎很多人意料。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和资媒局发了联合声明，说“充分认可并肯定公众及影迷们对电影的支持与热爱”-。声明里还说，方言依然是“新加坡文化遗产与身份认同中备受珍视的一部分”-。当局表示会“适时检讨方针，支持国人欣赏和使用方言”-。

这措辞，既照顾了观众期待，又守住了政策底线。但“适时检讨”这四个字，放在新加坡近50年几乎没有松动过的方言政策背景下，已经算是罕见的松口了。

有新加坡媒体形容，一部中国电影“重启了新加坡一项根本性政策议题”。这话说得不算夸张。

“这不是主流的商业大片，却打动了这么多人”

截至6月29日，电影在新加坡上映11天，总票房110万新元——华语版91万，潮语原音版19万-。电影在中国国内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9.1亿人民币-。

110万新元放在全球市场不算什么大数字。但你要看这数字背后是什么——是一群几十年没进过电影院的老人家，愿意排队五小时买一张票。是一群年轻人帮阿公阿嬷上网抢票，抢不到就去现场排。是一个人看完觉得好，带着全家七八口人二刷三刷。

片商Clover Films董事经理林德说了一句话：“这部戏在中国并非主流的商业大片，却打动这么多人，证明只要用心拍摄，观众还是会买单。我希望借此鼓励本地电影人不要放弃。”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补了一句：“我其实感到有点心酸，尤其看到那么多老人家在戏院外排了两三个小时想看原音版影片却买不到票。”-

心酸在哪儿？心酸在一种语言快消失了，老人们得排五个小时的队，才能在电影院里听一听自己从小说到大的乡音。心酸在年轻人得帮阿公阿嬷抢票，抢不到还得去现场排，排到了才能让老人家在银幕上听到一句不用翻译的“阿嬷”。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不止是一部电影。这是一封写给阿嬷的情书，也是写给他们自己童年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