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晌午,我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手抖得厉害,粥洒了半碗在围裙上,烫得我直龇牙。
可我没敢吭声。
灶屋外头,儿媳妇林晓梅正陪着街坊王婶唠嗑,嗓门脆生生的:「我妈身子骨不好,我天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老人家嘛,得顺着她。」王婶啧啧称赞:「秀芬啊,你这儿媳妇打着灯笼都难找!」
我隔着花布门帘往外瞅,晓梅穿着那件我去年生日她「孝敬」我的枣红色羊毛衫——其实那衫子是她穿旧了塞给我的,领口都起了球。她笑得跟朵牡丹似的,眼角眉梢全是温柔。
我叹了口气,低头看自己这碗粥。
粥是我自己熬的。米是陈年的糙米,她说新米贵,让我先把去年剩下的吃完。我六十三了,胃不好,糙米下肚胀气,半宿睡不着。可我跟儿子建国说不出口——建国在工地上拼命,一个月回来一趟,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我哪舍得让他操心?
「妈,您还没吃啊?」晓梅掀帘子进来,脸上的笑还没褪干净,可那眼神扫过我身上的粥渍,瞬间就冷了,「哎哟我的妈耶,您这是干啥呢?这围裙我刚洗的!」
她一把扯下我腰上的围裙,力道大得我踉跄了一下,扶住灶台才没摔。
「晓梅,妈手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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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抖?您手抖咋不抖到自己碗里?」她压低声音,嘴唇几乎贴着我耳朵,那口气带着早上吃的蒜味,熏得我眼睛发酸,「我跟您说过多少回,灶屋的事您少掺和,您一掺和就给我添乱。」
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建国的咳嗽声——他今天提前回来了。
晓梅脸上「咔」地一下就换了张面孔,眉眼又弯成了月牙,扯着嗓子喊:「建国回来啦?快洗手,妈给你熬了排骨汤!」
她转过头,冲我使了个眼色,那眼神像针,扎得我心口生疼。
我攥着那碗凉了的小米粥,听见自己心跳「咚咚」地响。建国推门进来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这日子还得这么过多久。
排骨汤是我天没亮就起来炖的。
晓梅端着汤碗,亲亲热热地往建国跟前一搁:「妈最疼你,听说你回来,五点就起来忙活了。」建国眼圈一红,扭头看我:「妈,您歇着,别累着。」
我笑笑,没说话。说啥呢?说这汤里的排骨是我用自己的私房钱买的?说晓梅每月给的二百块「生活费」连买盐都紧巴?
吃完饭,建国去里屋歇着。晓梅收拾碗筷,路过我身边,「啪」地把一摞碗墩在我面前:「妈,您洗吧,我手上抹了护手霜。」
水是凉的。十一月的天,井水扎骨头。我搓着碗,手指节疼得发麻。窗外飘来邻居家炒辣椒的香味,呛得我直咳嗽。
晚上,建国要走了。他临出门,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钱,塞我手里:「妈,您留着花,别全交给晓梅,您自己买点想吃的。」
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可还没等我把钱揣进兜,晓梅就「恰好」从厨房出来了,眼尖得跟老鹰似的:「哟,建国你又给妈钱呐?妈,您这岁数了拿钱也没处花,给我吧,我给您存着,等您想买啥告诉我。」
她笑盈盈伸出手。
建国愣了一下,看看我。我喉咙里像堵了块棉花。
「行……行,你拿着吧。」我把钱递了过去。
建国走后,晓梅把钱往兜里一塞,连个眼神都没给我,扭头进屋追剧去了。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窗外的老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像有人在哭。
我想起老伴儿走那年,拉着我的手说:「秀芬,往后你一个人,要硬气点。」
可我硬气得起来吗?建国是我唯一的儿子,我要是闹起来,这家就散了。儿媳妇当着外人是孝顺媳妇,街坊四邻谁不夸?我要说她不好,人家只会说我老婆子事多、不知足。
第二天一早,我去早市买菜,碰见隔壁李大姐。她拉着我胳膊,悄声说:「秀芬,你那儿媳前儿在麻将桌上说,你偏心,把老房子的房产证藏着不给她。」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房产证的事,我谁都没提过。
回到家,我翻箱倒柜,那个藏在棉袄夹层里的红本本——不见了。
我瘫坐在炕沿,半天没缓过神。手脚冰凉,耳朵嗡嗡响。
晚上,我给建国打了个电话,没提房本,只说:「儿啊,妈想去你大姨家住些日子,散散心。」
建国在那头沉默了好久,轻声说:「妈,是不是晓梅……」
我打断他:「没有,妈就是想出去走走。」
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那轮昏黄的月亮,第一次觉得,人这一辈子,最难咽下的不是苦,是哑巴亏。
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袱,里头是两件换洗衣裳,和老伴儿的一张黑白照片。
走出院门那一刻,晓梅在身后喊:「妈,您慢点啊,路上注意安全!」
声音甜得发腻。
我没回头。
有些话,烂在肚子里,比说出来还疼。可有些路,得自己走出去,才能看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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