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亿欧元损失砸醒欧洲，气候灾难成最后契机，欧洲面临大考

欧洲能否因气候危机而团结起来？战后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正在开始松动，但欧盟仍难以围绕一个共同的政治项目，把日益分化的成员国凝聚起来。安全、竞争力、移民和民主价值，近来都被当作推动更深一体化的理由，但都不足以奏效。

环境议题——这个曾经处于欧洲政治项目核心的位置——却被挤到了次要位置，成为过去确定性瓦解、未来愈发不确定的牺牲品。但如果把气候行动等环境优先事项视为过时之物，就既误解了这场危机本身，也忽视了它对欧洲政治联合的重要意义。

回顾欧洲统一的历史根源，1849年维克多·雨果在和平大会上的发言，道出了几代欧洲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设想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为欧洲带来和平与稳定。雨果当时说：“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庞大的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罗巴合众国——隔海相望、彼此伸手，交换产品、艺术和天才的创造，开拓世界，使沙漠变得肥沃，在造物主的注视下改善这个世界，并联合起来收获所有人的福祉。”

但要把共和主义理想转化为覆盖广阔地域的政治框架，面临着巨大的疆域治理难题。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国大多局限于城邦，因为在广阔领土上实现广泛参与，似乎并不现实。美国革命改变了这一点。它证明，代议制政府可以把分散的社群纳入统一的宪政秩序，同时治理人民及其所处的物理环境。

到了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路易吉·艾纳乌迪等思想家认为，联邦共和主义是摆脱帝国统治和国际联盟脆弱性的唯一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联邦主义的支持持续增长。理查德·冯·库登霍夫-卡莱基1923年的《泛欧》以及菲利普·克尔1935年的《和平主义并不足够》都提出，只有联邦制才能带来持久和平。

1940年，欧洲联邦一度接近成为现实。当时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提出，英国与法国建立全面政治联盟，以遏制纳粹德国的推进。法国停战后，这一计划失败了。但其主要推动者让·莫内，后来成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重要倡导者，并为《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奠定了基础。今天，冲突正在考验欧洲战后繁荣的根基，也重新点燃了联邦主义的火种。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加剧的气候危机或许正是推动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关键。

全球变暖已经超过1.5摄氏度，气候变化不再只是理论上的威胁。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欧洲地区升温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区的两倍。2025年，破坏性的洪水和干旱造成超过400亿欧元损失，约合470亿美元，迫使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投入数十亿欧元，重建遭风暴重创的地区。随着危机加剧，适应成本预计还会继续上升，这使其成为整个欧洲都必须面对的优先议题。

但这不仅仅是成本问题。现代生活依赖于人类塑造环境的能力。没有人会预期自己上班途中需要蹚过洪水，也没有人会把连续数日停电视为常态。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成就之一，就是建成了一套基础设施体系，把环境的波动性转化为工业社会赖以运转的可预期条件。以水资源为例，1900年时，世界几乎没有蓄水能力，人口和农业基本只能听天由命。如今，全球水库总库容约为8000立方千米，能够拦蓄全球近20%的河川径流。

在欧洲，对物质安全的追求同样是一个政治项目。选举权的扩大与领土工程建设同步推进：1900年，成年公民中拥有选举权的人还不到三分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已达到100%。同一时期，欧洲各国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大约10%上升到接近50%。这些支出最初很大一部分用于国防，后来则为关键基础设施和社会体系提供资金，带来了更广泛的繁荣。

今天欧洲人所生活的环境——从电网、公路到防洪设施——正是这种政治契约的产物：它把民主参与、经济发展和国家塑造物理环境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随着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频繁地突破原本用来控制它们的系统，这一契约正开始瓦解，并动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的基础。

因此，要把环境重新置于欧洲一体化的中心，就必须塑造一个政治上的“我们”。这不是像历史上许多民族国家那样，通过界定一个外部“他们”来完成，而是要通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来实现。欧洲自身的历史就提供了例证：荷兰的圩田、意大利的围海造地、西班牙的水务法庭，都源于几个世纪以来集体管理环境的努力，而这些努力也帮助塑造了欧洲的公民身份认同。

以环境为中心的路径，也有助于界定欧洲更广泛的目标。随着电气化、自动化、国防建设以及从数据中心到公共交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重塑欧洲版图，欧洲人必须决定，他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欧洲。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建构，它依赖国家权力和对领土的控制。从这个角度看，环境政策或许能够在同一个领土框架内，协调安全、发展和福祉这些彼此拉扯的目标。

这项议程需要建立能够把地方利益与全欧优先事项连接起来、并真正行使领土权力的制度。但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征税，掌握庞大的军事机器，并拥有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土地；相比之下，欧盟既没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也没有自己的常备军，甚至连其运作所依赖的大多数办公楼都不属于自己。即便如此，欧盟仍通过一系列基于条约的机构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联邦主义，从共同市场到欧洲稳定机制，都是通过协调成员国政策、集中资源来运作。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一些欧洲机构，例如欧洲投资银行，必须进一步演变为发展型机构，具备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规划、融资和执行项目的权力。

如果把环境治理作为核心，欧洲项目或许能获得长期以来一直缺少的东西：一种扎根于日常生活现实的共同目标。在气候扰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保护家庭和企业、保障供水、维持电力供应，已经不再只是技术问题。它们可以，也应当成为一份更新版欧洲契约的公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