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染上艾滋病的35岁民宿老板娘自述：原来艾滋病离我们如此之近

我叫方梅，今年三十五岁，在云南大理开了一家小民宿，七个房间，一个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很大的三角梅。每年春天那花开得跟火一样，把半面白墙都染红了。客人来了都喜欢在那底下拍照，说我这儿比网红打卡点还上镜。

民宿开了快六年了，生意不算大，但够我一个人吃用，还能存下一点。日子过得散漫也踏实，每天早上给客人做早饭，打扫院子，下午坐在三角梅底下泡茶看书。来住的大多是年轻人，有辞职旅行的白领，有毕业旅行的学生，也有像我这样离了婚一个人出来找生活的女人。我跟他们聊天，听他们的故事，有时候也讲一点自己的。

我离婚是八年前的事了。前夫在老家做生意亏了钱，脾气变得越来越差，后来在外面有了人，我们就散了。那几年我整个人都是灰的，后来咬咬牙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一个人跑到大理来，用那笔钱盘下这间院子，装修、添置家具、拉网线、上平台，一点一点把民宿撑了起来。

身体出问题是在去年秋天。先是反复低烧，早上起来好好的，到了下午就觉得浑身乏力，额头手心发烫，体温计一量，三十七度五左右。吃了退烧药下去，第二天又来。然后是喉咙痛，淋巴结肿起来，脖子两侧摸上去像埋了两颗小石子。我以为是换季感冒，去镇上的诊所开了几天的消炎药和感冒药，吃了不见好。

后来身上开始起疹子，一片一片红红的，不疼不痒，就是看着吓人。诊所的大夫说可能是过敏，让我换了个抗过敏的药吃，还是没用。那段时间我瘦得厉害，客人看见我都问方姐你是不是太累了，我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没睡好。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的是一天早上起来照镜子，发现舌头上长了一层厚厚的白苔，刮都刮不掉。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看着自己，脸凹下去了，眼窝深了，整个人看起来像老了十岁。我在那个镜子前面站了很久，脑子里有个念头一直在往外冒，我拼命把它按下去，它又冒上来。

那天下午我关了民宿的预订，在房间里坐了一整个下午。窗外的三角梅开着花，风一吹花瓣扑簌簌地落在窗台上。我盯着那些花瓣看，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去年夏天的事。

去年夏天有个长住客人，在我这儿住了将近一个月。是个做户外领队的男人，三十出头，看着身体很好，每天早出晚归在外面跑。他话不多，但人挺客气，有时候晚上回来会带点水果放在前台说给大家吃。我们熟了以后一起喝过几回酒，就坐在院子里的三角梅底下，一人一瓶大理啤酒，聊些有的没的。

有一回他喝多了，说了些自己的事，说什么以前不懂事，玩得疯，检查出来有点问题，但一直在吃药控制。我当时没往深处想，以为他说的是肝炎之类的。后来那天晚上他站在我房间门口，喝得脸通红，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我鬼使神差地让他进来了。

就那一次。第二天他跟我道歉，说喝多了对不起。我说没事你以后注意。他住了两天就退房走了，走的时候留了一盒茶叶在台子上，附了张纸条说谢谢照顾。我收拾房间的时候把那盒茶叶拿进来泡了一次，剩下的就搁在柜子里没再动过。

我坐在房间里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心跳得特别快，快得我都能听见它咚咚咚撞着胸腔的声音。我拿起手机搜了一些症状，低烧、乏力、淋巴结肿大、皮疹、口腔白斑，一条一条对下来，后背的冷汗把衬衣都浸透了。

第二天一早我坐大巴去了市里的疾控中心。抽血的时候护士问我以前有没有做过相关检测，我摇头说没有。她说那你坐着等结果，大概四十五分钟。那四十五分钟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盯着墙上的宣传画看了无数遍，画上写着"早检测早治疗早安心"。走廊里人来人往，有人低着头有人面无表情，没有人说话。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刺鼻。

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站起来腿软了一下，扶着墙走进咨询室。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口罩，眼镜后面的眼睛很平和。她看着手里的单子沉默了几秒，然后抬起头来对我说，初筛阳性，需要做确证实验。

我站在她面前，两只手攥着包带子，攥得指节发白。我说确证实验要多久。她说送省里，一般一到两周出结果。我说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她递给我一张宣传单，说你回去等通知，这段时间注意保护自己，不要有高危行为，不要献血，如果确诊了我们会通知你来建档案。

我接过那张纸走出疾控中心的大门，外面太阳大得刺眼，街上的车和人都在正常地来来去去。我站在台阶上看着他们，觉得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我已经不是刚才走进去的那个我了。

等结果那两周我瘦了四斤。民宿照常营业，我照常给客人做早饭打扫院子，坐在三角梅底下泡茶的时候手会抖。我把那个男人的微信翻出来，犹豫了三天给他发了条消息，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回得很快，说还行，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问候一下。他没再回。

两周后确证结果出来了，阳性。CD4细胞三百二十，病毒载量不低。疾控的医生跟我谈话，说需要马上开始抗病毒治疗，按时吃药的话可以控制得很好，不影响正常生活和寿命。她跟我讲了很多，讲药物的副作用，讲依从性的重要，讲定期复查的间隔，讲了很多很多。我坐在那儿听着，点头，签字，拿药，出门。

回大理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看外面的稻田和山，云南的秋天稻田黄澄澄的，一片一片连到山脚底下。阳光照在稻子上泛着金光，好看极了。我把那袋药放在膝盖上，用外套盖住，手指头隔着布料摸那个塑料瓶的棱角。

第一个月吃药的反应特别大。头晕，恶心，整夜整夜睡不着，身上那种疹子又冒了一批新的。有几天我连床都下不了，民宿的订单全退了，院门关着，院子里那棵三角梅落了一地的花也没扫。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多东西。想我爸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想前夫知道以后会不会幸灾乐祸，想那些住过我的民宿跟我一起喝过茶聊过天的客人要是知道了还会不会来。

最难受的是夜里醒过来的时候。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窗外偶尔有狗叫和远处的车声，但我自己的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响，嗡——嗡——，一种安静得可怕的声音。我蜷在被子里，把脸埋进枕头，想起去年那个男人站在门口时脸上的红和眼睛里的亮，想起我让他进来时踩在地板上的光脚板，凉凉的，触感清晰得跟昨天一样。

过了最难受的那一个月，身体慢慢适应了药物。副作用减轻了，烧退了，疹子消了，舌苔也慢慢退下去了。我的体重回来了几斤，脸上的肉长回来一点。镜子里的我看着跟从前差不多，只有我自己知道每一片药咽下去的时候嗓子眼里那种干涩的感觉。

我开始按时去疾控复查，抽血、取药、跟医生聊几句。医生姓刘，我每个季度见她一回，熟了以后她跟我说话不那么公事公办了，有时候会问一句最近生意怎么样，三角梅开了没有。我说开了，开得比往年都好。她就笑，说植物也通人性，你把院子收拾好了它就用开花回报你。

我慢慢把生活接回来。民宿重新开始接单，早上还是给客人做早饭，煮粥煎蛋烤面包。下午坐在院子里泡茶，跟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聊天。她们叫我方姐，问我大理哪里好玩哪里好吃，我给他们指路写攻略。有时候聊得深了，有姑娘跟我说失恋了工作不顺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我就安安静静听着，偶尔说两句自己的事，把离婚那段拣着说，别的没提。

有个从广州来的女孩在我这儿住了一个星期，临走前一天晚上坐在院子里哭，说自己查出乙肝好多年了，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觉得这辈子完了。我坐在她旁边给她递纸巾，等她哭完了，我说你吃抗病毒的药吗。她点头。我说那你就吃着，定期复查，跟正常人一样。她抬头看着我说方姐你不懂，这个东西别人知道了会躲着你。我说我懂。

那个"懂"字说出口的时候我声音稳得自己都意外。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没再说什么，但攥着纸巾的手松了一点。

那晚上我躺在床上想，我什么时候开始能把这个"懂"字说得这么自然了。大概是从每天早晚准时吃药开始，从把药瓶从床头柜最底层挪到台面上开始，从记住每个季度复查的日子开始。那个病还在我身体里，但它不再是那个我躲在被子里发抖的东西了。它变成了一个需要我管理的慢性问题，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吃药就稳着，不吃就作乱。我管着它，不再让它管着我。

今年春天三角梅又开了一轮，比往年都密，花瓣把半边墙都盖满了。有个客人帮我拍了张照片，我坐在花底下端着茶杯笑，拍出来气色挺好看。我把那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每次划开屏幕看见自己坐在那一片红色底下，都觉得日子还能过，还能过得像样。

前几天去复查，刘医生看了我的化验单说病毒载量控制得不错，CD4也上来了。她把单子递给我的时候多看了我一眼，说方梅，你比去年有精神了。我说那可不，院子里的花开了，我得有精神配得上那些花。

回来的路上我路过镇上的药店，进去买了一盒维生素，在收银台排队的时候前面一个年轻姑娘在买验孕棒，付了钱匆匆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她慌张的背影，想起自己去年等结果那两周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那种整个人悬在半空里的感觉，脚踩不到地的感觉。

原来离这么近。就一次，一次没留神，人生就转了弯。我回到院子里把维生素放进抽屉，跟那几瓶抗病毒药排在一起。窗外的三角梅落了几片花瓣在窗台上，我伸手捡起来，花瓣还软软的，带着一点晚春的潮气。

我把花瓣放回花盆里，关上抽屉，去厨房准备明天早上的食材。鸡蛋、面粉、牛奶、果酱，该补的货列了个单子贴在冰箱门上。门铃响了一声，新来的客人在院门口探头探脑地喊方姐，我应了一声擦擦手走出去。

阳光洒了一院子，三角梅底下那把藤椅空着，等我泡茶过去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