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探马赤军入驻湟水谷地，催生回民聚居区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攻占西夏全境，顺势拿下湟水流域的青唐城，这片水草丰美的谷地被划定为西北重要军事缓冲地带。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完成多轮西征，征服中亚、波斯、阿拉伯大片区域，当地青壮年、工匠、医者、宗教学者被统一征集，编入探马赤军序列，作为先锋部队奔赴各地镇守新征服疆域。

探马赤军遵循“上马备战、下马耕牧”的管理规则，和平时期就地开垦荒地、放养牲畜，战时集结奔赴前线，随军家属被称作奥鲁，跟随部队一同迁徙定居，这一套制度直接改变了河湟原本的人口结构。

早期进驻湟水谷地的探马赤军并非一次性全部抵达，而是分批次调防，第一批驻军以守备部队为主，驻扎在青唐城内与城外平坦的南川、北川平地，负责管控通往河西走廊、洮州、贵德的道路关口，防止边境部族冲突。

在此之前，湟水两岸的居民以吐蕃、党项、少量迁徙汉人为主，零星往来的西域商人只是临时过客，没有固定居所与长期耕地，探马赤军到来后，官府按照村落形制划分屯驻地块，同一支军队的家属集中居住，慢慢形成连片聚落。驻守青唐城东关一带的军士多是西域商贾出身，擅长长途贸易，他们依托青唐道旧商路，一边务农一边经营茶马、皮毛、珠玉生意，这里也自然成为最早成型的聚居区。

至元十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下达政令，全国范围内戍守各地的探马赤军“随处入社”，编入地方乡里户籍，不再单纯隶属军事编制，意味着大批军士彻底脱离军籍，转为普通百姓，永久落户当地。

驻扎河湟的探马赤军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主体是中亚撒马尔罕、布哈拉、于阗等地各族青壮年，还有部分波斯、阿拉伯随军宗教师、医者，另外包含少量归附蒙古的中原义军编入的兵员。这批人统一被元代官方称作色目人，信仰一致，日常习俗相近，在集体屯垦生活中自然抱团生活。

官府划定的屯居地块多集中在水源充足的湟水支流两岸，也就是今天西宁东关、北关，湟中鲁沙尔、多巴，平安洪水泉，民和米拉沟一带，每一处屯兵点都聚集数十至数百户军民，房屋连片，形成完整生活聚落，和宋代零散商旅临时歇脚的状态完全不同。

随着聚居人口持续增多，宗教活动的需求逐步显现。驻扎青唐东关的军民自发搭建简易礼拜场所，也就是后世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最早的雏形，这处简陋的宗教建筑，依托探马赤军聚居人群持续维持活动，是湟水谷地第一处固定宗教活动场地。

西域来的宗教学者沿着屯垦村落游走，在各个聚居点讲解经典，安抚军民，其中巴格达先贤固土布·然巴尼·尔布都热海曼长途途经河西来到西宁，长期在南山一带修行讲学，往来于各个探马赤军村落，深受当地军民敬重，他去世后，众人在南山修建陵墓，也就是如今西宁凤凰山拱北，这座拱北从元代留存至今，是探马赤军时期穆斯林聚居、宗教活动最直接的实物佐证。

元代宗室西宁王速来蛮镇守湟水流域期间，对当地探马赤军聚居民众多有扶持。速来蛮自身信奉伊斯兰教，麾下部众中大量是随探马赤军定居的西域军民，他专门划拨草场、农田供给各个聚居村落，还出资完善各地宗教场所，邀请各地经学人士前来西宁讲学。

在他的支持下，湟水谷地各个回民聚落之间往来更加频繁，商贸互通、婚俗往来不断，原本分散的屯兵村落连成一片，形成覆盖湟水干流南北的大范围聚居带。速来蛮家族世代驻守西宁，前后延续四代，几十年间持续维护当地军民生产生活秩序，让探马赤军建立的聚居格局稳定延续，没有因军事调防出现人口离散。

同一时期，除西宁主城周边外，探马赤军分驻的外围据点也陆续形成小型回民村落。化隆甘都地处黄河北岸，扼守通往循化的要道，一批探马赤军官兵在此屯垦戍边，修建民居与礼拜场所，当地元至治三年修建的阿河滩清真寺，便是这批驻军及家属修建，建筑完整保留元明时期营造风格，能够佐证元代这里已经形成稳定穆斯林聚居村落；民和米拉沟水草充足，大批军士在此放牧开荒，当地冶姓族群先祖，便是元代随军官员，长期管理屯垦事务，家族世代定居米拉沟，发展为当地大族；大通北川、湟源峡口等地的驻军村落规模偏小，但同样形成固定居住点，各族民众在此混居生活。

探马赤军军民长期与本地吐蕃、蒙古、汉族百姓比邻而居，日常交往十分频繁。高原农耕、放牧经验相互交流，不同族群之间通婚日渐普遍，部分蒙古部落民众受周边聚居人群影响，改变原有信仰，融入回民聚落；当地吐蕃农户与屯垦军民交换粮食、皮毛，民间商贸集市在各个屯村路口自发形成，多元融合的生活图景在元代湟水谷地全面铺开。宋代青唐城仅有零散西域客商，不存在跨族群长期混居的条件，元代探马赤军带来数万定居人口，持续百年的混居交融，直接奠定河湟多民族共生的基础。

元代中后期，边境战事减少，大部分探马赤军无需再长途调防，子孙世代在湟水谷地出生成长，原本来自中亚、西域的外来军民，慢慢转变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不再以“军士”身份自居，依靠农田、草场、手工业、商贸维持生计，聚落的军事属性彻底褪去，转变为普通民间村镇。这些村落有固定耕地、水源、集市、宗教场所，具备完整自给自足的生活体系，是河湟历史上第一批成熟回民聚居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