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个案例看：银行代销理财产品时哪些行为违反适当性义务

在金融消费领域，因银行代销理财产品的适当性义务履行问题产生的纠纷日益增多，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高发案件类型。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2条至第78条的规定，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卖方机构若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完成投资者风险测评、履行告知说明义务，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然而，在具体个案中，法院判决银行承担赔偿的比例却存在显著差异，从20%到100%不等，这一裁判尺度的弹性引发了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广泛关注。本团队基于近期接待的投资者咨询中反映出的普遍困惑，系统检索了近年来各地法院的相关裁判文书，精选十则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违反适当性义务的具体行为形态、裁判要旨及赔偿比例等维度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为投资者维权及银行合规展业提供实证参考。

案例一：王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支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根据王某在2016年7月15日所做的《风险问卷》，其在购买案涉理财产品时的风险承受能力属于稳健型，系可以承担低至中等风险类型的投资者，而案涉理财产品在某银行内部的系统评级为C级（高风险），与王某当时的风险承受能力明显不匹配。某银行淮海支行未对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也未针对案涉理财产品的线上购买操作流程进行过存证，未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风险提示和告知说明义务，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

裁判要旨：王某投资本金100万元及手续费1万元，产品到期清算后合计收回775,220.50元，实际亏损234,779.50元。因代销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向客户销售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代销产品，法院判决银行赔偿王某全部资金损失234,779.50元及按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赔偿比例约为100%（以实际损失234,779.50元为基数）。

案例二：耿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东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某银行市东支行在案涉信托产品销售过程中实际实施了代理销售行为，但其在未对耿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耿某购买案涉产品，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违反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及对其销售的理财产品予以说明与风险提示义务，存在过错。据此，应对耿某的投资本金损失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耿某投资本金300万元，已收回信托本金1,638,758.38元（截至二审判决作出之日），损失金额为1,361,241.62元。法院结合耿某自身过错及信托产品本身固有风险等因素，酌情认定银行承担投资本金损失20%的赔偿责任（以实际损失1,361,241.62元为基数），即赔偿272,248.32元。利息、律师费等其他诉请均被驳回。

案例三：周某与某银行上海某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案涉信托合同签订时无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在场，某银行实际实施了代理销售行为，违反了监管部门关于"商业银行不得有代理销售信托产品的行为"以及信托合同签订应由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在营业场所外亲自办理的审慎经营要求。根据时行有效的《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银行应向合格投资者推介并充分揭示信托计划的风险，但某银行在未对周某进行任何风险测评的情况下推荐其购买案涉产品，亦未举证证明进行过风险揭示，存在过错。

裁判要旨：周某投资本金310万元。一审判决认定已分配信托回款1,987,880.58元（包含2014年3月7日收到的294,500元），损失1,112,119.42元，银行承担20%即222,423.88元。二审法院认定该294,500元应属信托收益而非本金回款，据此认定已收回信托本金1,731,214.49元，损失金额为1,368,785.51元，银行应承担20%即273,757.10元。若判决后周某再获分配款项，则该分配款其中相应20%部分应在某银行的赔偿金额中予以扣除或返还，扣除或返还的最高金额不超过273,757.10元。

案例四：金某与某银行顾村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某银行顾村支行在销售案涉基金过程中，沿用金某2021年8月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报告，但该报告中的问卷调查内容完全不符合金某自身的实际情况。该报告系以手机银行操作方式形成，是否由金某本人操作存疑。金某作为该行多年的储户，其银行流水中并无固定工资收入，在购买该基金之前金某的资产大多是定期存款或者低风险理财产品。考虑到金某是60多岁的老年人，该行应更加谨慎地推荐中高风险理财产品，但其未对金某重新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仅以口头形式告知金某案涉基金的风险等级，并未提供风险提示文件向金某充分揭示代销产品的风险，也未向金某提供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未尽到适当性义务和告知说明义务。

裁判要旨：金某于2021年10月20日及11月1日购买的两只基金共计140万元，其中100万元已全部赎回未产生亏损，另40万元赎回后亏损174,649.27元。金某曾与银行工作人员达成和解协议获赔10万元。法院结合金某自身亦存在过错，酌定银行承担90%的赔偿责任，扣除已获赔10万元后，银行仍需赔偿57,184.34元，赔偿比例约为90%。

案例五：张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延庆支行服务合同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张某在某银行延庆支行工作人员翟某的推介下，于该行营业场所内购买案涉信托产品，属于销售人员介入进行营销推荐的情形。《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对代销产品的销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但银行未能举证证明已进行"双录"，导致实际销售场景无法可溯还原。翟某在推介过程中未向张某作出详细具体的说明，结合张某与翟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翟某明确表示张某曾告知其不购买基金，但翟某告知张某案涉产品是理财，未曾发现张某对承担高风险金融产品风险具有相应的意愿。银行亦未在手机银行销售页面对冷静期进行单独提示或设置强制阅读，无法证明张某知晓可在冷静期撤回购买决定。银行未能充分、完整地履行向张某告知产品属性、提示产品风险义务等适当性义务。

裁判要旨：张某投资本金80万元，赎回后收回736,880元，本金损失63,120元；利息损失以本金损失为基数按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为2,651.04元，损失合计65,771.04元。张某在购买过程中怠于履行投资者注意义务，且在第一个开放日未及时申请赎回，对损失扩大亦存在过错。法院酌定银行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26,308.42元。关于张某主张以全部投资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的上诉意见，法院认为，投资并非存款，无法实现存款可获得的固定利息回报，故不予支持。

案例六：马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某银行认可案涉投资产品为较高风险型，与马某风险评估不匹配，但其主张马某已在《申请书》签字确认"超过本人风险承受能力，自愿承担风险"。经查，该《申请书》为银行提供的格式文本，其上虽打印"超过本人风险承受能力，自愿承担风险"字样，但该栏中签字处并无马某确认，该字样本身亦无加黑加粗或其他显著提示。虽在制式表格末尾一栏中有加黑内容且马某在该栏签字，但该内容本身并不涉及超出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的特别说明，马某的签字位置亦与"超过本人风险承受能力"字样不在同一栏。银行无其他证据证明对马某进行过提示说明或充分告知，亦无其他证据证明马某确认明知超出本人风险承受能力仍自愿认购案涉产品。银行在明知案涉产品超出马某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无法证明其恰当履行适当性义务及充分告知说明义务。

裁判要旨：马某投资本金110万元，赎回后收回613,228.33元，本金损失486,775.95元。法院结合马某有一定投资经验但银行未恰当履行适当性义务等因素，酌定银行赔偿30万元，赔偿比例约为62%（以实际损失48.68万元为基数）。

案例七：裴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便门支行、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合同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某银行西便门支行工作人员申然在向裴某销售"16012号融通计划"产品时，在裴某网银截屏打印件上书写"2017 10月底-11初 1年 4.5%"字样，该表述含有向投资者传达保收益的意思表示，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极易造成误导，违反了适当推介义务。银行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销售时向裴某提供过或提示裴某阅读过产品的相关销售文件及合同，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裴某告知说明产品的风险内容，仅以裴某签署电子风险提示书抗辩其已履行告知说明义务，法院不予支持。该行向裴某推介产品时，未充分尽到适当性义务，应对裴某受到的实际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裴某投资本金301万元，赎回后本金亏损105,291.91元。因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法院判决银行赔偿裴某全部本金损失105,291.91元及按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301万元为基数，自投资日起算至赎回日止），赔偿比例约为100%。

案例八：史某林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史某林系超过65周岁的老年客户。史某林主张其在某银行明珠支行工作人员的推介下至营业场所购买案涉理财产品，某银行泰州分行主张史某林系自行通过手机银行购买，但综合购买案涉基金时史某林任职的公司位于该支行楼上、购买时间为工作日工作时间、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上次李经理帮您买的"等事实，法院认定史某林经该支行工作人员推介购买案涉基金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该支行作为代销机构，未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销售专区录音录像管理暂行规定》对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亦未能提交销售过程的相关证据以证明其履行了适当性义务及风险告知义务。此外，史某林在诉讼过程中至该支行购买理财产品时，仍由该行工作人员代为操作手机进行购买且未告知风险。某银行泰州分行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履行适当性义务及风险告知义务，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裁判要旨：史某林投资本金200万元，赎回后收回1,480,266.40元，本金损失519,733.60元。史某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此前有相关投资理财经历，对购买理财产品存在投资风险亦系明知，亦存在一定过错。法院酌定银行承担3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55,920.08元及按年利率1.35%计算的利息。

案例九：薛某某与某银行支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案涉产品为"中高风险"产品，某银行支行虽就薛某某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调查问卷，但根据调查得分，薛某某系积极型投资者（问卷得分为3.6分，今后三年投资态度为"能容忍少量亏损"），而该支行一直按照薛某某系进取型投资者进行推介产品，该支行的行为有可能造成薛某某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存在误判，并未充分尽到了解客户的义务；且在问卷中薛某某勾选最大容忍亏损率为5%，但案涉产品现本金基本全损。该支行虽提交了双录资料，但该录音录像中工作人员对产品相关风险的描述仅为概括性陈述，未做实质性陈述，其中还出现"保证收益"的陈述，该口误可能会造成薛某某对产品的风险存在误判，该支行亦未举证证明对投资本金可能发生全部损失这一最大风险向薛某某做出了特别说明及提示。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支行未尽适当性义务，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裁判要旨：薛某某投资本金100万元，已返还本金19,020.60元，本金损失980,979.40元。法院综合双方过错程度，酌情认定银行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490,489.70元及按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案例十：陈某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

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某银行南京分行未举证证明其对投资本金可能发生全部损失这一最大风险向陈某作出特别说明，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涉案资管产品的服务提供者、价款、费用构成去向、资金使用方式、实际收益计算办法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予以说明，未尽到告知说明义务。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保证涉案理财产品本息回笼的担保财产为融资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应收账款及第三人实际控制人提供的保证，除了存在融资人因自身流动性风险导致本金全部损失外，还存在因第三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发生流动性风险，导致丧失清偿能力，无法履行担保责任，从而无法弥补本金全损的风险，而在涉案理财产品合同文本中并未披露前述最大风险。结合陈某在风险评估中对于本金损失风险的个人选项（其勾选"本金10%以内的损失"及"非常不同意"保本比高收益更为重要），银行南京分行亦未尽到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合的金融消费者的适当推荐义务。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裁判要旨：陈某投资本金190万元。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为缔约过失责任。法院结合陈某自身亦应对合同条款引起注意等因素，酌定陈某自身承担20%的责任，银行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152万元及按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扣减已获收益36,139.15元）。

总结

综观上述十则案例，法院在审理银行代销理财产品适当性义务纠纷中已形成若干可供总结的裁判逻辑：

其一，适当性义务的举证责任倒置于卖方机构，银行须就其已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及风险匹配三项核心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上述案例中，如果在线下销售过程中未能提交销售过程录音录像、未能证明已进行风险测评或未能证明已履行告知说明义务的银行，均可能被法院推定存在过错。

其二，在赔偿比例的确定上，法院根据银行过错程度、投资者的损失金额大小、投资者自身因素及因果关系强弱进行个案裁量。完全未尽适当性义务的情形，如未进行风险测评、未对销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销售人员承诺保底收益等，且投资者损失金额比较少，比如损失只有十几万或者小几十万，法院通常可能判决银行需要承担大部分或全部的损失。而履行存在程序瑕疵但投资者自身具备一定投资经验或存在过错的，且投资损失金额比较大，比如几百万，法院则可能酌情确定20%至50%的赔偿比例。从上述案例中可以发现，如果投资者损失非常大，法院多数不愿意判决银行赔偿投资者全部的损失，而仅仅是赔偿一小部分。如果投资者投资损失比较小，被判决全部赔偿的概率会大一点。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案涉理财产品多数为银行代销，并非银行直接发行，即便银行在销售阶段存在过错，判决其承担全部的巨额的投资损失也有失公允。

其三，针对高龄投资者等特殊群体，银行应承担更高标准的注意义务。未重新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未充分揭示产品风险，均可能构成重大过错。

其四，告知说明义务的履行具有实质性要求，银行不得以投资者签署格式化风险提示文件为由主张已履行告知说明义务。

其五，银行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为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一般以实际本金损失为限，利息损失的计算以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投资本身并非存款，无法实现存款可获得的固定利息回报。

上述裁判规则体系的确立，为银行代销理财业务的合规展业划定了明确的行为边界，亦为投资者维权提供了可预期的法律路径。

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白宇飞律师，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法硕士学位，辅修金融学专业。擅长金融资管、投资权益保护、公司法律顾问、公司股权、公司劳动合规和公司争议解决。参与过多家央企的债务重组项目，为数家国内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提供过诉讼法律服务，服务过多家大型国有资管公司、多家国内头部互联网公司，已独立承办案件上二百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