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一封写给涂料的“情书”

♪无钱无米无奈何

♪背个包袱过暹罗

♪一溪目汁一船人

♪父母亩仔个个在哭

♪是好是劫全凭命

♪唔知天时返寒窑

当片尾曲《一封侨批》响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6月18日这天实现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公映。这部讲述先辈下南洋艰苦奋斗历史的电影，通过平静而细腻的剧情演绎，牵起了海外华侨华人浓郁的乡愁。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过去，潮汕人、闽南人把漂洋过海、出国谋生叫“过番”，下南洋的人则称之为“番客”。“过番”成就了一大批潮商、闽商海外巨子，但背后更多的是一路悲歌却鲜为人知。如今，潮汕地域仍流传不少描述“过番”艰险困苦的童谣，《一封侨批》的歌词便改编自潮汕歌仔。

在涂料行业，同样存在着类似于《给阿嬷的情书》中所呈现的“过番”拼搏谋生的人物经历，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被称为“立邦之父”的吴清亮（Goh ChengLiang）及其家族的“过番”故事。

尽管相关资料并没有吴清亮家族有写侨批（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特殊邮传载体）的记载，但重新梳理从其父母“过番”谋生到吴清亮创立立邦事业并以善行回馈家乡和祖国的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够“接收”到这一封由新加坡华人写给涂料行业的“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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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19世纪末。根据现有资料推算，1898年，吴松昌出生于潮汕地区的大吴村（今天的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大吴村）。

时值晚清，中国人“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俗称“卖猪仔”；随后从20世纪初开始进入高峰期。据《汕头海关志》统计：自1864年至1911年的48年中，潮汕地区约有294万人离乡背井，远涉重洋，“猪仔劳工”的情况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

“下南洋”资料图片

吴松昌便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离开故土的。有报道显示，吴松昌14岁（大约1912年）便随父亲（即吴清亮的“阿公”）下南洋。当时潮汕地区人稠地少、自然灾害频发，产米不敷食用。他们迫于生计，从汕头的樟林古港搭乘“红头船”过番讨食，目的地集中在泰国（古称暹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吴松昌跟父亲来到新加坡，一开始在一家米栈做出货记载员。他在新加坡一做就是4年，在积攒到一定的积蓄后，又漂洋过海回到大吴村。吴松昌此次回乡的目的是成婚，对象是小他一岁的李秀英。如同大多数潮汕人的“阿嬷”一样，结婚后不久丈夫便返回新加坡继续务工，李秀英则留守大吴村。

不同的地方在于，吴松昌的收入虽不高却也能维持生计，甚至可以时常回国与妻子团聚。婚后3年，大女儿出生；又过了4年，李秀英又生下小女儿。随着家中人口的增加，吴松昌身上的担子更重了；而李秀英在家中孝敬公婆、抚养幼儿、操劳家务，同样十分辛苦。

竖立在松昌中学主楼门厅的吴松昌先生的塑像与松昌中学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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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尤其是潮汕和闽南地区，家族中对于生儿子接续“香火”十分看重，对家中无男丁的孤弱之家不免有些歧视，甚至是言语的冒犯。李秀英连续生了两个女儿，难免要承受这层来自外界的压力。

如同《给阿嬷的情书》中的“谢南枝”，李秀英同样是一个外表娇小、内心倔强的潮汕妇女。在隐忍多年之后，她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歧视，执意要去新加坡与吴松昌团聚，哪怕此时的她已经怀胎7个月。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谢南枝（李思潼 饰）剧照

1927年春，李秀英从妹妹那借钱买了一张去新加坡的船票，带着两个幼女踏上“跨海寻夫”之路。当她踏上新加坡这座陌生的岛屿之时，她甚至都不知道吴松昌的确切地址。好在在船上结识的一名热心“番客”的帮助下，李秀英最终找到了丈夫的住处。这也能够体现出“潮州人帮助潮州人”的情义。

两个多月后，一个孕育于潮汕、跟随母胎漂洋过海的男婴在新加坡出生，吴松昌为其起名“清亮”。随后，夫妻俩又添了一儿一女，一家7口共同租住在临近新加坡河口的一间陋巷小店屋（Shophouse）里。吴松昌继续务工，而李秀英靠着帮人洗衣服，共同撑起这个困苦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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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新加坡出生，吴清亮的身份类似于谢南枝，属于在南洋出生的“番客后代”。但在父母及身边“番客”们的耳濡目染之下，吴清亮对于故土的归属感十分强烈。

因为家庭收入微薄，也存在一定的重男轻女因素，吴清亮的两个姐姐都没能进学校读书，而是帮助家里做些零活；而他和弟弟在适龄时则先后到潮州社群开办的一所“义校”接受华文教育。

“我从小生活在种族复杂的地方，有失落感，好像自己没有国家归属，找不到根。好在有华人社团办的义学，我能在华人学校读小学、初中，说华语，写汉字，对中国有感情。”吴清亮在耄耋之年曾这样回忆道：“我小时候正是贫弱的中国被强国欺负的时候，华人没地位，但我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小时候就想回国，正因为有回国的愿望，我从小就很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心里想，不学好普通话，一旦回国怎么读书啊。”

吴清亮故居

这种海外华人后代学习华文的情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同样有所体现——泰国当局一度禁止华人办学，便有人私设学堂教授华文知识。相比起来，吴清亮所处时代的教育环境要比电影所呈现的时代好得多。

有报道显示，吴清亮“小学就读端蒙小学，之后进入中正中学，但才5个月就碰到日本攻打新加坡”而辍学。另有报道这样描述道：1941年12月8日早餐前，透过窗户，吴清亮看到一枚炸弹落在新加坡河口，他所在的建筑物受到了震动——日本于前一天偷袭了珍珠港，这一天轰炸新加坡。也是在这一天，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两个多月后，日军占领了新加坡，战争无情地击碎了清亮的学业梦想，同时也让吴松昌失去了工作。一家人仅依靠母亲在洗衣店工作以及姐姐卖笋粿谋生。笋粿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枝”所卖的无米粿均为潮汕地区经典传统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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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吴清亮也才14岁。吴松昌在这个年龄已经下南洋谋生，而他也不得不跟随父亲的“轨迹”外出干活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开始时，吴清亮到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在树胶园做割胶小工。但很快就收到家中来信——父亲吴松昌因伤寒病去世，要他赶快回去帮忙料理丧事。

年轻时的吴清亮

父亲的离开意味着家庭的重担落在吴清亮身上。他到一家书店当学徒工，既要学做生意又要做杂务，包括扫地、做饭、为老板的孩子洗澡等。1943年，他到马来西亚麻坡（Muar）与姐夫一起卖渔网，并由此积攒到第一笔财富。他用其中一部分买了一间排屋，让全家人搬进去住；又买了一辆汽车。此后回到新加坡投资做汽水生意，但不到一年便血本无归，还把排屋、汽车都赔了进去。

这之后吴清亮又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做销售兼送货。这家五金店同时销售油漆，吴清亮由此与油漆涂料结缘，并开启了他的“涂料人生”。这段经历在过往的报道中已有详细记述，在此不做展开。从1960年代开始，吴清亮的商业帝国逐渐成型并不断壮大，成为当地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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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向前，越来越多的“番客”开始回到中国——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吴清亮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在中国大陆投资办企业的活动中，包括与北京红狮涂料厂探讨合作，以及苏州工业园建了一家占地60亩的合资企业。

由大吴小学（右上角小图为其旧貌）改造而来的大吴会客厅

1979年，吴清亮首次回乡探亲。当看到孩子们仍在破旧的祠堂里上课，他当场就表示愿意捐建小学校舍，委托村干部筹划设计方案。第二年他便捐款12万元扩建大吴小学（新的小学建立后改为幼儿园，幼儿园也新建后荒废，直至2024年改为大吴会客厅）。1989年，他又决定赠建一所中学，并以父亲之名命名为“松昌中学”。

松昌中学

1982年，吴清亮陪83岁的母亲返乡探亲。这是李秀英离乡55年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让母亲发红包；有乡亲提出要自行车、缝纫机等，他也有求必应。后来吴清亮说：“这里多少包含有好胜以及为母亲争光的成分，不那么崇高。不过，母亲的以德报怨的胸怀让我感动，她开导我‘发了财别忘了乡亲’感化了我。”

在大吴村，吴清亮的捐资建设远不止于此。比如坐落在大吴村西侧的浮洋中心卫生院就冠以其母亲之命；在松昌中学的一隅，一座小公园被命名为“秀英园”；等等。

位于大吴村西侧的秀英医院

2025年8月12日，吴清亮走完了他98年的一生。他的涂料事业由长子吴学人（Goh HupJin）继续经营，而将财富留给了孙辈。

2025年8月，吴清亮先生逝世，享年98岁

从“阿公”到父辈，再到自身，吴清亮及其家族在过去100多年里的经历，不过是海外华人华侨艰苦奋斗人生的一个缩影——有的人成功了，比如吴清亮；但更多的人则如《给阿嬷的情书》中的“阿公”“郑木生”一般，平淡而困苦地度过一生。

通过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得以重温我们的先辈那一段充满艰辛的岁月，也可以看见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的情义的光辉。以电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上映为契机，我们不厌其烦地重现吴清亮先生及其家族的“过番”谋生、创业、反哺故土的故事，同样希望展示海外华人华侨对于中国涂料工业直至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而这何尝不是他们写给涂料行业的一封“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