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冷战时期，蒙古曾与非洲国家建立起一组看似出人意料、却相当密切的关系。推动这种关系的不是地理邻近，也不是经贸往来，而是阵营内部的团结。乌兰巴托曾接待非洲解放运动领导人，向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派出兽医专家，并在欧加登战争期间同时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保持互动。
蒙古在加入联合国之前，就已在几内亚设立了其首个驻非洲使馆。反过来，非洲国家也帮助蒙古争取到了联合国席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段关系都比两地之间的物理距离所暗示的要深得多。
但随着冷战结束，这种互动也大多随之中断。此后30年，蒙古与非洲基本各行其是。如今，这段关系值得重新审视，因为与第一次相比，今天重新接触的战略理由要强得多。
非洲在全球格局中的分量，很难被夸大。到2050年，非洲人口预计将接近25亿，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在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面临人口停滞之际，全球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主要将来自非洲。预计到本世纪中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将维持在4%至5%；同期，非洲的消费和企业支出预计将达到16万亿美元。
非洲还拥有全球约30%的关键矿产储量，其中包括55%的钴、47%的锰和80%的铂族金属。随着全球能源转型推动相关材料需求激增，非洲的战略价值正迅速上升。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外交战略，以回应非洲重要性的上升。蒙古也应当如此。
重新接触最直接的理由，是矿产。蒙古与许多非洲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处境相似：都属于资源密集型经济体，依赖少数几种大宗商品出口，加工能力有限，进入西方市场的渠道也受到约束。蒙古的大型铜矿奥尤陶勒盖几乎全部面向单一市场出口。非洲的钴、铜和锰也大多流向少数主要买家。
双方都面临同样的脆弱性：对外部需求以及由主要买家主导的加工体系的依赖，使它们容易承受价格压力，也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方案，是由第三方参与的大宗商品互换安排。在这种机制下，蒙古铜生产商原本对亚洲买家的交付义务，可以通过安排距离相关港口基础设施更近的非洲生产商完成实物交付来履行。蒙古则可将本国产出运往西方买家，从而完成互换，而双方都不必承担彻底重组供应链的全部成本。
这种工具在石油市场已被广泛使用。由于长距离物流使纯粹的双边交易效率不高，它如今也正引起关键矿产领域的关注。对内陆国蒙古而言，任何能够降低实际运输成本的安排都很重要。对希望进入西方市场的非洲生产商来说，互换交易对手同样具有价值。矿业巨头力拓同时运营蒙古的奥尤陶勒盖项目和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这本身就为两大洲之间提供了一条制度性纽带。
蒙古的第二个着力点没有那么显眼，但重要性正不断上升：它已经以军装身份出现在非洲。自2002年以来，蒙古维和人员先后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苏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西撒哈拉执行任务。2011年向南苏丹部署一个营，是一个里程碑。15年后，蒙古部队仍在联合国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中保护平民、保障人道主义通道安全。
蒙古的维和记录表明，在一些对大国缺乏信任、或认为大国带有私利的冲突中，乌兰巴托可以作为一个可信的中立方发挥作用。蒙古在非洲没有殖民历史，没有相互竞争的情报行动，也没有资源攫取议程。在非洲乃至全球对大国影响力日益怀疑、对其动机保持警惕的时代，这种中立性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外交资产。
下一步应当更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优势，不仅是继续派遣部队，还要更清晰地将蒙古塑造成非洲和平进程中一个建设性、无偏向的参与者。
最后，蒙古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属于“全球南方”。随着世界沿着大国竞争的轴线进一步分化，这一身份重新具有了更强的政治意义。双方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在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力量争相拉拢站队之际，如何保持经济和外交自主性。
技术进步正在减少地理距离曾经带来的部分阻碍。非洲有16个国家与蒙古一样属于内陆国，这使双方在过境权、物流改革和贸易便利化等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也可以在《维也纳行动纲领》等框架下展开合作。除基础设施外交外，双方还可在关键矿产治理、气候融资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方面寻求立场协调。
第一次，是意识形态起了主要作用，但这些联系没有挺过冷战结束。如果还会有第二阶段，它必须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好消息是，这种利益不仅已经存在，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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