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官教导团十六个高级战犯：两个做湘菜川菜，有人考了三鼎甲

看过反映战犯学习改造生活的电影《决战之后》和电视剧《特赦1959》的观众，肯定对电影里的文强和电视剧里的刘安国印象颇深，我们细看相关回忆录就会发现，文强和刘安国其实是同一个人。

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文强属于进入功德林比较早的战犯，但却不是跟王耀武同一批去的——文强先来，王耀武后到，等沈醉从重庆转到功德林的时候，王耀武已经是战犯管理所学习委员，文强是《新生园地》文艺专栏主编了。

沈醉和文强都写了自己在战犯改造所的所见所闻，但却略有不同：沈醉回忆录的时间线比较模糊，而文强则是节点明显、人物清晰，尤其是对他在山东学习改造期间的十五个同组同学的记述，更是精准详细，看文强的介绍，我们对那些高级战犯的职务和表现可能会了解得更准确，被称作“高级组三鼎甲”的王耀武、胡临聪、牟中珩，被称作“火头军”的郭一予，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时的表现，都能让人在会心微笑之后想到很多。

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的文强，经历之复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时已经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后来又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转换阵营后，居然成了军统局少数几个中将之一——当时军统局铨叙的中将，只有郑介民、唐纵等寥寥数人，戴笠也只是挂中将职务军衔的铨叙少将而已。

文强能晋升中将，全靠孙连仲、胡宗南和戴笠帮忙，文强在九十二岁高龄时还对戴笠表示感谢：“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经历十分复杂，他与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可能跟他的特殊经历并无太大关系，因为经历也很复杂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1961年12月就第三批特赦了。

文强在电影《决战之后》中以真名实姓出现，到了电视剧《特赦1959》中就变成了刘安国，另外还有三位比较有名的中将级战犯也用了化名叶立三、蔡守元、陈瑞章，其中的蔡守元大家一眼就能看出那就是桂系罗盘将军、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张淦。

电影和电视剧都要进行艺术加工，所以很多战犯都扎堆来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事实上那些文官厅长以上、军人少将以上的战犯，大多是1955年和1956年战犯大集中的时候才进入北京，在进京前，他们在名称不尽相同各地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享受的待遇也不尽相同。

写战犯改造生活最详细的，可能就是文强与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了，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有很多道听途说，文强的《新生之路》写的则是自己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似乎后者的可信度更高。

文强脾气比较倔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但要说文强一直不认错，而且抗拒改造，那也不现实——文强不管是在山东的“解放军官教导团”，还是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表现都称得上“积极”二字：“在山东的八个月里，我每天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周总理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总理，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就是功德林战犯改造所，文强说的是原名），编号72号。（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回忆）”

文强被俘之后、进京之前，最先进入的战犯改造单位是第三野战军直辖的“解放军官教导团”，教导团第一任团长是张云逸将军，第二任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季方，文强去的时候，负责人已经变成了苏政委，教导团共分高级组、将级组、校尉大队，文强等十六人被编为高级组。

该团的名称和高级组人员名单，不同资料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但文强身为组员，特赦后又是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他写的文字，是要经过相关人员详细验证甚至是考证的，所以可信度更高。

文强回忆：“在点名分配时，指定胡临聪、汪匣锋和我三个中将级俘虏入高级组，先来的刘镇湘、黄淑、陈彬告诉我们：高级组里先来的还有王耀武、牟中珩、陈金城、王泽溶、邱维达、宴子风、郭一予、司元恺、周开诚、庞镜塘、邵鸿基，他们都住其它房屋里，明天可以见面了。”

这份名单很清楚，当时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并不包括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杜聿明住在另一个院子里学习改造条件如何，杜聿明和文强都没写，但文强说杜聿明曾让卫兵送给文强十包骆驼牌香烟，看起来杜聿明当时虽然不跟文强王耀武同在高级组，但待遇还是很优越的。

文强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刚被俘时心里触动极大，对在山东学习那段时间印象极为深刻，对同组其他十五位同学也颇有感情：“高级组一共有十六个军级以上的战犯，住在一座幽静整洁的庭院里，只要不走出大门的警戒线，行动是自由的，不受监视干涉。后来又准许自办小灶伙食。如有探亲的，还准许相互宴请。”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根据上面的名单统计，高级组不是应该有十七人吗？怎么包括文强在内是十六个？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因为文强显然是把跟他同来的汪匣锋“漏掉”了，至于为什么漏掉，可能跟文强的性格有关——他一向是不肯说“同学”不是的，这一点跟沈醉倒是有些不同。

汪匣锋的事情有些不好说，咱们也像文强一样闭口不谈，还是来看看这十六个人在高级组的“分工”。

民以食为天，不管多高级别的战犯，在得知没有性命之忧，却居住条件很好的情况下，自然就要琢磨吃喝了，于是山东省保安处处长晏子风（晏道刚堂弟，很快就出去做策反工作了，不属于特赦战犯）管伙食账兼采购，他和老百姓的关系搞得很好，每逢赶集，他足不出门，就能把钱交给老百姓，替他们捎带回来应用的东西。

第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和文强当厨师，胡临聪做四川菜，文强做湖南菜，两人都是无辣不欢，只是苦了山东籍的王耀武和庞镜塘：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担任洗碗擦筷、抹桌搬凳、消毒炊具，也当过山东省主席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牟中珩和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做煤块、烧火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山东省主委庞镜塘年纪最大，只能打扫一下室内外卫生，想吃点咸鲜口的鲁菜葱爆海参、油焖大虾、九转大肠就很难了——即使能买到食材，胡临聪和文强也不会做，教导团的小灶也不能做。

当时教导团里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吃住条件都不及高级战犯，将级组和校尉大队的战犯对高级组的生活质量太高还曾提出过意见。

“厨师”的帮厨的有了，其他人也自己找活干以打发时间：第十三兵团第八军军长周开诚帮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打水挑水，王泽浚打完水就不声不响地坐在太阳下编筐，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冀南行署主任邵鸿基编草帘、草垫。

在高级组里还有两个特殊人物，其中一个是七十四军中将军长邱维达，文强一眼就看出他的与众不同：“第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未到我们高级组以前，一直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招待所。当年就俘军官的眼光来看，凡是能住招待所的，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功的。他为人热情，主要劳动是搞清洁卫生。果然，他不久就去南京军事学院了。”

另一个特殊人物是第十三兵团第九军军长黄淑，这个人在高级组没有固定任务，但什么都干，随叫随到，但有一点雷打不动，那就是喝酒，而且喝完了教导团领导还派人代他去买——解放军不搜俘虏腰包，高级战犯被俘时随身携带的钱财，被俘后依然归自己使用。

抽烟喝酒吃肉都不成问题，学习起来就有些搞笑了。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副司令陈冰原本是个有名的武术家（文强说的），他除了教大家锻炼身体，还兼讲革命故事，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我从没革过命，哪里会讲革命故事呢？”

陈冰为了讲好革命故事，虚心向团里的指导员请教，第七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刘镇湘，就是那个被俘前穿上将官大礼服、挂上勋章表示自己要“死在冲锋路上”的那位，也不像某些网文写得那样顽固，而是在高级组负责组织学习：“每天读报，虽然一口广东官话，不大受欢迎，他仍然积极努力表现。 ”

这十六人中最搞笑的可能就是徐州“剿总”办公室中将主任郭一予了——他在陈官庄“火线做新郎”被传为笑谈，包围圈里的将军们还提着一两个罐头食品、一斤半斤米面前去“贺喜”，化装成难民逃跑不成，差点被邱清泉下令枪毙。

郭一予被俘后，他那个叫“珊珊”的“火线新娘”人面不知何处去，郭一予也只能灶台烧火洗菜吹风了，在烧火的时候，还惹出一个不小的乱子：“他在灶房找到一块有画有字的木牌，认为是地主老财的祖宗牌位，便劈碎当柴烧了，却被一位老大娘发现，说他把她家神牌烧了，不依不饶，大吵了一顿。”

在十五个“同学”中，文强唯一记不太清的就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长司元恺，此人落落寡欢，也不愿意跟同学说话。

1949年年四月中旬，解放军官教导团迁往济南城郊白滩头，那里的条件就更好了，不但可以走出大院到河边散步，院子里还住着两户人家，但有一件事让这十六个高级组成员颇伤脑筋，那就是要考试——此前他们只是学习，现在需要答卷了。

据文强回忆，当时的考试发统一试卷，有人监考，有人评卷，还规定了考试时间，而且是高级组和其他组一同考试，如果考砸了，那是要在原先的部下面前丢人的：“高级组的十六人中有十五人应考，有一个人因病住院了。在这个小天地里，胡临聪、王耀武、牟中珩考得最好，称为‘三鼎甲’，也有三个吃‘鸭蛋’的。王耀武、牟中珩都不敢去礼堂看榜，唯恐吃‘鸭蛋’。”

当年的文化考试是五分制，所以可能得满分，也可能得零分，饼干公司学徒、糖果公司店员出身的王耀武文化水平不高，但因为学习认真，所以经常得满分，而文强也就是个及格水平，他实际是想考好没考好：“我呢，考试的时候，把五十道题，匆匆看了一遍，认为不足一答。很快就答完了，而且是最先交卷的，不料发榜之后，名列中间。我有点不服气，但一看红字批语，指出：‘每题都答了，却无一答得全，不是真懂。勉之！’批语很对，说明我平时学习和庞镜塘相似，真是眼高手低了。”

解放军官教导团里的这十六个高级战犯，有的进了北京功德林，有的去了其他地方的战犯管理所，有的获得特赦，有的没有等到特赦就病逝，还有人没有按战犯对待，早早就出去开始了新的工作，在山东学习期间，有人考了三鼎甲，有人整天就琢磨做湘菜川菜，还有人闹出了大笑话，在您看来，这十六人最聪明的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