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婆婆说只是暂时住几天，等她那边“噩梦”结束就走。我信了。毕竟她是我丈夫的妈妈，毕竟长辈开口，晚辈没有拒绝的立场。可当她那个永远锁不紧一条腿的行军床，在厨房里咔嗒一声展开的瞬间，我就知道这个“暂时”并不简单。
我们家的厨房本来就小，是那种转身都会撞到锅盖的小。女儿们挤一个房间，上下铺，桌子和衣柜之间只够侧身通过。深夜我常独自待在厨房，喝一杯没人需要我的茶。现在那张灰色帆布的行军床，插在冰箱和窗户之间，好像这个家从来就该有它的位置。
那天丈夫把桌子推到墙边，叠起凳子，手肘碰翻了勺子罐，响声大得像是厨房在抗议。他却对我说：“别挑事。”我没出声。我只是看着那张被挤到角落的饭桌，看着那把再也抽不出来的凳子，看着早晨得小心翼翼打开的水壶。这个“暂时”的到来，从来没有问过我。
一周后的下午，婆婆出门买降压药，包落在厨房。行军床的被角从包里戳出来，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我不是故意翻的。可那个信封口没封，我一眼就看到了房产中介的抬头，和“出售合同”四个字。她把公寓卖了。
所以没有什么楼上装修的灰尘，没有什么换管道的工程，也没有医生担心她独居。只有一个根本没有打算再回去的决定。而我们这个已经挤了四口人的家，将要在厨房里长久地住下第五个人。而这件事，我的丈夫从头到尾都清楚，却只对我说：“别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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