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相亲被女方爹灌酒，我装醉，听见女方家说：这傻小子太实诚

83年相亲被女方爹灌酒，我装醉，听见女方家说：这傻小子太实诚

傻小子

1983年，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骑了四十里地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两瓶洋河大曲和一条大前门，到了她家门口，棉袄里面全湿透了。

相亲。

那时候我二十四，在县城机械厂当钳工，三级工，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五毛八。家里托了七八个媒人，介绍的对象不是嫌我家穷，就是我嫌人家不好看。这回这个不一样，媒人说姑娘在镇上供销社当售货员，长得标致，关键是——人家爹是村支书。

村支书，那在当时可是实打实的人物。

我站在她家门口，手在棉袄上蹭了两把汗，才敢敲门。

开门的正是她爹。五十来岁，方脸膛，眉眼很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支钢笔。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没笑，也没不笑，只是侧身说了句：“进来吧。”

我提着礼物进了院子。院子不小，打扫得干干净净，墙角堆着几捆柴火，鸡笼里养着七八只芦花鸡，咕咕咕地低头啄食。堂屋的门开着，煤炉子烧得正旺，铁皮烟囱拐了几个弯，把屋里烘得暖洋洋的。

姑娘坐在堂屋的条凳上，低着头，辫子又黑又长，垂在胸前。穿一件枣红色的碎花棉袄，脖子上一圈白色的毛领。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抬起头来看我一眼，脸红得跟棉袄一个色，又低下去，嘴角弯了一下。

我心说，这姑娘行。

她爹在旁边看了个满眼，脸上没什么表情，朝八仙桌那边努了努嘴：“坐吧。”

我坐下来，她给我倒了杯茶。搪瓷缸子，印着“为人民服务”的红字，烫手。我捧着缸子，不知道该说啥。她也不说话。两个人在煤炉子的咕嘟声里沉默着，像个哑剧。

这时候她爹从里屋拎出一瓶酒来。

老白干，没标签的那种，散装的高度白酒，闻着就辣嗓子。他往桌上一顿，咚的一声，震得茶杯都跳了一下。

“会喝吗？”

我说：“会一点。”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当时没读懂，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掂量我。

“会一点，”他哼了一声，“那就先倒上。”

他倒了四杯。不是小酒杯，是那种喝白酒的玻璃杯，一杯至少一两半。四杯排开，像四个小号的搪瓷缸子，齐齐整整。

“第一杯，”他端起自己那杯，也没跟我碰杯，仰头就干了，喉结上下滚了一下，面不改色，“这杯是欢迎你来。”

我端起来，也干了。辣，从嗓子眼一路烧到胃里，像吞了一根烧红的铁丝。我忍住没咳嗽，但眼泪差点没下来。

她爹又端起第二杯。

“第二杯，你是小青年，我是老家伙，我干了你随意。”

他又干了。我能随意吗？人家村支书，人家未来的——不，未必是未来的老丈人，我敢随意？我一咬牙，第二杯也干了。这回没忍住，咳嗽了两声，眼泪夺眶而出。她在一旁偷偷看了我一眼，好像想说什么，被她爹一个眼神压回去了。

第三杯倒上的时候，她娘从厨房探出头来，小声说了一句：“老东西，人家头一回来，你别把人灌坏了。”

她爹没理她，端起第三杯，看着我说：“第三杯，你要是有想法，就把它喝了。没想法，不勉强。”

这话说得有水平。有想法就是喝了，不喝就是没想法。我能说我没想法吗？大老远骑四十里地，冻得跟孙子似的，为的就是有想法。第三杯，我端起来，仰脖，咕咚咕咚灌下去。这回不咳嗽了，因为整个喉咙已经麻了，像是被人用砂纸从里面打磨了一遍。

三杯下去，小半斤。

我本来就没什么酒量，在厂里喝啤酒都脸红的主儿。这会儿脑子里已经开始转圈了，八仙桌在晃，墙上的年画在晃，她爹那张方脸在我面前晃成了两个。

但我心里还算清明。最后一根弦绷着，我知道我不能倒。倒了就丢人了，丢人就黄了，黄了我这四十里地就白骑了。

她爹又倒了第四杯。

我看了一眼那杯酒，又看了一眼她。她还低着头，但手指在抠棉袄的扣子，一颗扣子翻过来翻过去，快被她抠掉了。

“最后一杯，”她爹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喝完这杯，今天的话就算说完了。”

第四杯端到我嘴边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假装喝了。其实只是抿了一点，剩下的顺着嘴角往下淌，淌到棉袄领子上，湿了一大片。然后我整个人往桌上一趴，胳膊一摊，脑袋歪在胳膊上，打起了呼噜。

呼——呼——

呼噜声我自己都觉得逼真，因为我爸打呼噜就是这个动静，我在隔壁屋听了二十年。

“这就倒了？”她爹的声音。

没人接话。我感觉到有人在推我的肩膀，推了两下，我没动，呼噜打得更大声了。

“这娃不行啊，”她娘的声音从厨房方向飘过来，带着一股葱花味儿，“三杯半就倒了，酒量也太差了。”

“差是差，”她爹沉吟了一下，“但是实诚。让他喝他就喝，一杯都不带推的。”

“那是傻，”她娘说，“人家劝酒你就喝？不知道挡一挡？”

“你懂个啥，”她爹的声音沉下来，“挡酒的人心眼多，跟你喝的时候留一手，跟你也留一手。这小伙子实诚，我看行。”

然后我听见了她女儿的声音，轻轻的，像怕吵醒我似的：“爹，他棉袄都湿了，要不要给搭个东西，别着凉了。”

我心里一热，差点没忍住动了动。

“拿我的军大衣来，”她爹说，顿了一下，“这傻小子，太实诚。”

太实诚。

三个字落进我耳朵里，比那四杯老白干还让人上头。我知道，这事成了。

后来她娘端上来一盆猪肉炖粉条，一碟花生米，一盘炒鸡蛋。我趴在桌上闻着那个味儿，肚子咕噜噜叫了三声，但我硬是没敢醒。她爹给她使了个眼色，让她给我披上军大衣。她的手碰了碰我的后背，很轻，像羽毛拂了一下。

我在大衣底下闭着眼，心里想，就冲这个姑娘，就冲她爹那句“太实诚”，我这辈子都得好好的。

我在桌上趴了将近一个钟头，后来她爹说“行了别装了我看见你咽口水了”，我才假装迷迷糊糊地醒过来。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她。

她站在煤炉子旁边，炉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她手里端着一碗姜汤，递给我，小声说：“喝了吧，解酒的。”

我接过来，手碰到她的手，两个人的指尖都烫了一下。

“谢谢。”我说。

她没说话，转身跑了出去。

后来我们结了婚。婚后她跟我说，那天晚上她爹送我的时候，在院门口握着我的手说：“小陈，我把闺女交给你了，你要是对她不好，我灌不死你。”

我说：“爹，您灌不过我。”

老头眼睛一瞪：“你小子那天是装醉？”

我笑了笑，没回答。

他追着我打了半条街。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那晚我骑着自行车往回走，腊月二十三的月亮又圆又亮，霜一样铺在乡间的土路上。棉袄上还搭着她爹的军大衣，兜里有她偷偷塞给我的一包花生米，用报纸包着的，还热乎。

我骑了四十里地回去，一点没觉得冷。

一点没觉得累。

满脑子都是那三个字。

太实诚。

她爹不知道，这仨字我一记就是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