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不再穿制服：拉美学者警告，新型控制模式正借平台成型？

几十年来，人们一提到法西斯主义，脑海中的形象往往十分清晰：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军装、公开的国家宣传、直接审查，以及对反对者的系统性迫害。

在当下的政治讨论中，学界和传播领域一些持批判立场的人越来越常提出一个问题：如果21世纪的强控制型治理已经不再需要那种经典面孔，会怎样？如果它今天以更难察觉的方式运作，更深地嵌入日常生活，因此也更难识别，又会怎样？如果它最主要的工具不再是军队，而是全球传播体系，又会怎样？

这并不是说一种全新的法西斯主义已经被完整界定或周密设计出来，而是一种分析性假设：权力体系会改变形态，但不会消失。

从拉丁美洲的批判视角看，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变化，更是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平台资本主义”或“注意力资本主义”。其核心逻辑并不复杂：人的注意力被转化为一种经济资源，而与复杂信息或深入思考相比，强烈情绪更容易攫取这种资源。

结果是，传播最广的内容未必最真实，也未必最重要，而往往是最能激起反应的内容。恐惧被迅速扩散，愤怒不断流转，怨气持续放大，社会极化也随之加剧。公共领域因此不再是民主辩论的空间，而逐渐变成情绪交易的市场。对此，一些思想家早已提出过相关问题。

如今，这种争夺又受到经济集中的深刻影响。问题已不只是“谁生产信息”，而是“谁控制信息流通的渠道”。

犹太裔德国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警告，强控制型政体会在共同现实观念被摧毁时变得更强大。宣传的目的不只是灌输谎言，更是削弱“共同真相”本身的观念。

在数字世界里，这种分裂更加深重。不同群体可能生活在彼此隔绝的信息宇宙中，对同一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这削弱了民主对话赖以存在的最低共同基础。

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尔曼通过“宣传模型”指出，媒体往往会再生产支撑它们的经济结构所代表的利益。

从拉美视角看，这一点尤为关键：媒体集中并非偶然，而是经济权力对思想生产施加影响的一种表现。

并不一定需要直接控制。只要媒体依赖广告、存在交叉持股，再加上利润逻辑主导运作，结果就会是某些声音被放大，另一些声音则被排除在公共议程之外。

翁贝托·埃科提出过“永恒的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组可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出现的特征，例如对差异的恐惧、对传统的崇拜、对批判性思维的排斥、对阴谋的痴迷，以及不断制造内部敌人。

按照这一思路，法西斯主义不只是过去的现象，也是一种可能在不同社会和技术环境中再次出现的现实可能。

美国哲学家贾森·斯坦利认为，民主通常不是突然崩塌的，而是在新闻界被削弱、反对派合法性流失、仇恨言论被常态化、内部敌人被不断制造的过程中，逐步走向衰败。

在拉丁美洲，这一过程也可以被理解为历史性社会排斥的延续：许多群体在形式上被纳入民主制度，但在现实中依然被排除在外。

从批判视角看，这代表着资本集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今被纳入集中过程的，不只是财富本身，还有信息以及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除了葛兰西、阿伦特、乔姆斯基和埃科，拉丁美洲也有不少思想家帮助人们理解权力如何在本地区社会中运作。

保罗·弗雷雷曾提醒，教育既可能成为解放工具，也可能成为支配工具，关键在于谁掌握知识，以及知识服务于什么目的。今天，当我们消费的大量信息都要经过一套决定“我们看见什么、忽略什么、最终讨论什么”的数字机制筛选时，这一思考再次具有现实意义。

阿根廷思想家埃内斯托·拉克劳分析过，政治话语如何把多样化的社会诉求组织起来。秘鲁学者阿尼瓦尔·基哈诺则解释了许多诞生于殖民时期的支配形式，如何以新的面貌延续至今。由此来看，媒体与技术的集中，不能脱离拉丁美洲数百年来的依附关系来理解。

如果观察拉丁美洲，就能看到一些有助于理解这些动力的例子。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政治讨论越来越多地受到数字宣传、虚假新闻、媒体操作以及不断加剧的极化影响，公共对话也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特点，但也存在一个共同现象：围绕公共叙事控制权的争夺。在巴西，社交网络近年来在激进化言论扩散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阿根廷，媒体对抗已成为政治生活的日常组成部分。在墨西哥，大型媒体和数字平台应扮演何种角色，仍是公共讨论的核心议题。

在哥伦比亚，围绕和平、安全和社会运动的叙事争夺，已在社交平台上表现得十分激烈。在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信息日益碎片化，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接收到的是对同一现实完全不同的版本。

在委内瑞拉，这种局面又呈现出特殊性，因为它同时受到经济制裁、国内政治对抗、国际媒体压力以及数字平台内外激烈传播战的影响。在那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信息已经成为政治博弈中的战略性领域。

用普通人的话说，问题已经不只是“谁拿着麦克风”，而是“谁控制整个舞台、灯光、音响，甚至谁能进场”。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变化之一。

巴西社会学家埃米尔·萨德尔多次指出，当代争夺并不只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思想领域。阿根廷学者阿蒂利奥·博龙同样警告，经济权力借助高度集中的传播体系，拥有塑造集体认知的巨大能力。

因此，这场讨论的核心并不是技术本身。问题不在于社交网络本身，而在于谁控制它们，它们依据什么利益运作，以及全球公共讨论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竟依赖于不向公民负责的私人公司，这会给民主带来什么后果。

说得更直白一些，当少数几家公司能够影响数百万人看到什么、思考什么、害怕什么、渴望什么时，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种值得以讨论金融、军事或工业权力同等严肃态度来审视的权力集中。

也正因如此，那个问题才始终既现实又令人不安：我们面对的究竟是适应了21世纪的新型强控制模式，还是披上技术外衣的旧式支配机制？

答案仍在形成之中。但看起来已经相当清楚的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能在这一转变发生于眼前时，选择视而不见。

当下许多政治话语中还有一个共同元素，那就是制造“敌人”，例如移民、女权主义者、原住民、社会运动、批判性知识分子，以及性少数或政治少数群体等。

关键并不在于被指认为敌人的具体是谁，而在于这种做法的功能：把社会不满引向某个“外部替罪者”。恐惧在这里发挥着核心作用，它能够组织支持、简化复杂问题，并削弱人们对真实原因的分析。放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现象同样可以看到。

在美国，多项分析显示，媒体和政治都出现了强烈极化，部分媒体不断强化对抗性叙事，使政治更像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不是寻求共识的空间。

在欧洲，匈牙利等案例显示，媒体集中和制度变化同时发生，一些机构将其描述为民主倒退，尽管形式上的选举依然存在。

在法国和德国等国，右翼民粹政治力量的增长伴随着对移民和安全议题的更多聚焦，而不平等和再分配等问题则被挤到次要位置。

在拉丁美洲，媒体集中长期以来一直是深化民主的重要障碍。大型企业集团在塑造公共舆论和政治议程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今，社会又越来越依赖由全球性企业控制的数字平台。这带来了一种新的依附形式，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信息和知识上的。权力争夺已经不再只是围绕领土或生产展开，也围绕传播基础设施展开。

理解这一局面，并不需要诉诸阴谋论。只要看到某些利益如何彼此契合就足够了：平台通过注意力获利，政治行为者从极化中受益，经济结构则在不平等环境中不断自我复制。结果未必总是事先规划好的，但其后果却呈现出高度一致性。

最后，也许我们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阶段，技术放大了旧有的支配形式；也许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些尚未被准确命名的新型强控制模式正在出现。

无论如何，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当信息、注意力，甚至我们感知现实的方式，都被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技术权力结构所中介时，什么样的治理才是可能的？

因为也许最深刻的变化，并不是有人强迫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而是更微妙的事情：我们自以为在自由思考时，那些构成思考条件本身的东西，正日复一日地被一些超出各国政府控制的力量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