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最近，美国政治学者、《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博士评论中国的成就，他说这个国家建立了一套“相当了不起”的体系，能够集中力量运用新技术，创新能力也超过西方过去的预期。福山的第二句话是：中国道路即使成功，也很难被复制。
福山是日裔美国人，“脱亚入欧”的典型，他的思维完全是西方性的，说实话他并不了解中国。西方观察中国的老毛病是“西医式”的方法：把中国拆成几个零件，装进一张说明书，再问别国能不能照着拼一遍。拼不出来，就说中国缺乏“普适性”；拼出来一部分，就说那只是市场、人口、全球化红利等等。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承认一个最朴素的事实：中国不是实验室里突然长出来的样本，更不是西方理论课上的一道选择题。她是一个延续一万年、经历过盛衰起伏的文明，当然不可能被压缩成几页制度说明。
中国当然不是靠一句“文明古国”走到今天。只谈历史，不谈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不谈新中国打下的工业基础，不谈改革开放释放的活力，不谈亿万普通人几十年咬牙苦干，那叫空喊口号。但反过来，只把中国成功归结为廉价劳动力和外资订单，也同样荒唐。世界银行给出的数字很硬：四十多年间，中国减少了近八亿极端贫困人口，对全球减贫贡献接近四分之三。教育、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对外开放、基层治理，一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更让西方某些政客、学者不舒服的是，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会制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首次进入前十，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位居全球第一，拥有二十四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超过美国。过去有人笑中国只能做衬衫袜子，后来改口说只能组装手机；再后来电动车、人工智能、绿色能源一个接一个冒出来，笑声就越来越小了。不是他们突然谦虚了，是他们笑不出来了，害怕了，转而开始鼓吹“中国威胁论”，这个国家实在太可怕了，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
福山说中国难复制，这一点未必错。但问题在于，中国从来没有逼着谁复制，中国并没有向哪国输出意识形态，强行告诉哪个国家这样做、那样做。真正热衷输出标准答案的，恰恰是西方自己。选举怎么搞、经济怎么改、外交往哪边站，最好全部按同一模板操作。失败了，叫“转型阵痛”；乱套了，怪当地人“水土不服”；只有成功永远归功于“西式药方”。中国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下载的软件，而是一种更炫目的可能：现代化未必只有西方写好的单行道，一个国家可以立足自身历史、人口规模和现实条件，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所谓“难复制”，恰恰不是中国道路的短板，而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自己回答的考题：能不能创新出适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道路模式？
当然，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没有短板和缺陷，她从来不是十全十美的。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已经摸出许多过河的诀窍了，但不少欠发达的领域还在摸索。中国还有房地产调整、人口结构变化、内需不足、关键技术受限等问题，没有必要自我陶醉。但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持续创新能力和长期治理经验的国家，也绝不会因为几句唱衰就停下脚步。万年文化根脉、五千多年文明史，不是拿来摆在橱窗里的古董，而是一次次跌倒后还能站起来的底气。
西方学者可以继续研究“中国能否复制”，中国人更该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因为今天的中国，不是在模仿谁的辉煌，只是在重新走回本来就应有的位置。历史上中国已经辉煌过几次了，大秦、大汉、大隋、大唐、大宋、大明……，当时都是世界文明的顶峰。现在中国还没有超过美国，但已经在超过美国的冲刺阶段，这是伟人当年定下的“赶英超美”目标，我们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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